68岁老人丧偶9年说出大实话：越“贪色”的老人，越长寿越开心

68岁老人丧偶9年说出大实话：越“贪色”的老人，越长寿越开心

我叫周德顺，今年六十八岁，丧偶九年。

老伴方秀珍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医院走廊里冷得很，我坐在塑料椅上，手里攥着她早上没喝完的半杯豆浆。豆浆凉透了，我没舍得扔。

那以后，我把家过成了一个没人愿意久待的地方。

早晨醒来，床的另一边空着。我还是习惯伸手摸一下，摸到一片凉被子，才想起她不在了。厨房里有孩子买来的牛奶和面包，我懒得热，抓什么吃什么。晚上电视开着，我坐在沙发上抽烟，屋里烟气散不出去，窗台上的绿萝也落了灰。

闺女和儿子都孝顺，隔三差五打电话，过节也回来。可电话挂了，屋子还是静。

闺女有次回来看我，站在厨房门口，看我拿剩饭对付，眼圈一下红了。

“爸，你能不能别老这样？你每天不出门，饭也不好好吃，身体要是垮了怎么办？”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这叫好好的吗？”

我没答。她把桌上的烟灰缸拿去倒了，又给我冰箱补了一堆菜。她走后，那些菜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我一顿热一点，吃两口就放回去。

头一年体检，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太好，肝上还查出一个小囊肿。医生嘱咐我少抽烟、多活动、按时吃饭。我点头答应，出了诊室，又把烟点上了。

我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过。我只是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

转机是第二年开春。

那天，楼下老赵敲我家门。他说社区活动室要组秧歌队，缺个敲鼓的，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连鼓都没摸过。”

“没摸过才好教。”老赵不等我拒绝，拽着我下了楼。

活动室里十来个人，七八个老太太，还有几个老头。一个穿红衣裳的女人站在前面教步子，动作利落，嗓门也亮。她头发染得乌黑，扎成马尾，脸上抹着红口红，笑起来眼角有几道细纹。

老赵说：“那是孙桂英，退休前在文化馆干群众活动的，这队也是她张罗的。”

我刚拿起鼓槌，就敲乱了节奏。秧歌队往前走三步，我敲了两下；人家转身了，我还在敲。孙桂英停下来，走到我跟前。

“老周，你看我的步子。我走你就敲，我停你就停。”

她站得离我近，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皂香。我抬头看了她一眼，随即低下头，手里的鼓槌反而敲得更乱。

孙桂英笑了：“你别怕，敲错了也没人扣你工钱。”

“我不是怕，我是没学会。”

“那就接着学。”

她说完回到队伍前面，抬手一打拍子。我跟着她的步子敲，慢慢找着了节奏。

那天回家，我把鼓声在脑子里回想了一路。到了门口，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抽烟。

此后我天天去活动室报到。刚开始我只坐在角落里敲鼓，敲完就回家。半个月后，孙桂英把鼓槌接过去，自己试了两下，转回来递给我。

“有点样子了。再学学扭秧歌？”

我立刻摇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扭什么秧歌。”

“老赵都扭了，你怕什么？”

我看了一眼老赵。他扭得腰不腰、胳膊不胳膊，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大虾。我没忍住笑了。

孙桂英趁机说：“你看，笑起来挺好的。先敲鼓，不逼你扭。”

她说“不逼”，我倒觉得自在了。那天之后，我每次都留到活动结束，帮忙收鼓、搬凳子。

人熟了，才知道她也丧偶六年。她男人走后，她也在家闷了两年，后来是儿子劝她出来活动，她才重新把日子过起来。

“人不能老想着等谁来拉一把。”有次活动结束，孙桂英说，“要是自己不肯往外走，谁也拉不动。”

我听着没吭声。那句话像是说给我听的。

后来，活动室的人凑钱去喝羊汤，孙桂英坐我旁边，一口气喝了两碗。她擦擦嘴，看我碗里还剩大半。

“老周，你平时吃什么？”

“有什么吃什么。”

“你这人说话倒省事。天天糊弄自己，身体怎么好？”

“一个人做饭，做多了也吃不完。”

“那你就做少点。鸡蛋、青菜、豆腐，十几分钟就弄好了。”

老赵在旁边起哄：“桂英，你这是管上老周了？”

“我管他吃饭，不管他别的。”孙桂英说完，瞥了我一眼，“他要是不爱听，我以后不说。”

我把碗端起来，硬着头皮喝了一口汤：“我没说不爱听。”

几个人都笑了。我也笑了。那顿饭以后，我开始认真买菜。早上煮两个鸡蛋，中午炒青菜、煎豆腐，晚上热一碗粥。有时候我会做多，便把剩的分装好，第二顿加热吃。

孙桂英知道了，说：“这就对了。日子得自己往里添点东西。”

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吃饭是凑合，两个人吃饭才叫过日子。后来才明白，先把自己那一份照顾好，心里才有力气顾别的。

那年春天，社区组织去看牡丹，活动室的人都报名了。我本来不想去。三百块钱，坐两天车，我觉得没必要。

“我晕车。”我拿这话挡孙桂英。

“我给你带晕车药，坐前排。再带点橘子，闻橘子皮也舒服。”

“你怎么什么都准备？”

“因为你什么都不准备。”

她说得理直气壮，我竟没找到反驳的话。最后还是交了钱。

出发那天，她给我递来一板药和一袋橘子。我把东西接过来，心里有种久违的感觉：有人记得我不舒服。

车到地方以后，满园子都是牡丹。孙桂英换了件粉色外套，站在花前让我给她拍照。

“老周，你拍好看点儿。”

“我又不是照相馆的。”

“那你就把我拍得像照相馆拍的。”

我举着手机，连拍了好几张。她凑过来挑照片，挑完说：“拍得不赖，就是把我的脸拍圆了。”

“你本人就这样。”

她拿花枝轻轻抽了我一下：“嘴真损。”

晚上，大伙儿在院子里吃烧烤。孙桂英喝了半杯啤酒，脸有些红，忽然问我：“秀珍走了几年了？”

“九年。”

“你这九年，过得太苦了。”

“她走了，我还能怎么样？”

孙桂英没急着接话，过了会儿才说：“我男人走了六年。头两年我也不愿出门，觉得跟人说话都累。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妈，你总得替自己活一活。我听进去一点，才慢慢好起来。”

我捏着手里的杯子：“我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好了，好像就是把她忘了。”

“过好日子不是忘了她。”孙桂英说，“你记着她，也能照顾自己。人不能把想念过成惩罚。”

这话我记了很久。

从那趟旅行回来，我在活动室待得更久了。敲鼓，帮着搬东西，跟老赵下棋，跟孙桂英去菜市场。她挑菜，我拎袋子。她嫌我走得慢，我说她挑得太仔细。一路上两个人说说笑笑，回来时袋子压得我肩膀发酸，心里倒轻快。

老赵看见了，总爱说：“你俩这搭配挺合适。”

我嘴上回：“你少操心。”

可我知道，自己开始期待第二天去活动室。

不光是为了敲鼓。

我也开始注意孙桂英穿什么。她穿红色，我觉得她精神；穿蓝色，我觉得她清爽；她戴了副新耳环，我会多看两眼。偶尔她走近，我会突然不知道手往哪儿放。

这种心思让我不自在。

秀珍走了九年，我怎么还能对另一个女人动心？我每次这样想，就把自己往回拽。可越拽，越觉得心里空。

有一天晚上，我翻出了秀珍留下的旧围巾。围巾上还沾着淡淡的洗衣粉味。我握着它坐了很久，最后把它叠好，放回柜子里。

我对着那只柜子说：“秀珍，我没忘了你。”

没人回答。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活动室。

去年秋天体检，医生说我的血压降了一些，血脂血糖也正常了，肝上的囊肿没变化。

“老周，你最近怎么调理的？”

“每天敲鼓，出门活动，吃饭也比以前规律。”

医生说这几样坚持下去就行。我出来后，把体检单收进衣兜，第一件事就是给孙桂英打电话。

“指标还行。”我说。

“那就好。晚上吃点好的，别又拿剩饭糊弄。”

我本来想说不用她管，话到嘴边改成了：“你做了什么？”

“包饺子。”

“我去帮你包。”

“你会包吗？”

“不会可以学。”

电话那头她笑了一声：“行，来吧。”

我到她家时，她已经把馅和面准备好了。我洗了手，站在桌边笨手笨脚地擀皮。擀出来一张大的，一张小的，有两张还粘在一起。她把我的“成果”拿起来看了看，没嫌弃，反而挑了一张包得最难看的，放在自己碗边。

“这个是你的。”

“为什么？”

“你包的，自己吃。”

我吃了一口，面皮厚，馅也不匀。她看着我笑，我也跟着笑。那晚我回到家，发现自己好久没这么痛快地吃过一顿饭。

后来，我女儿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好着呢，我现在有组织的人。”

“什么组织？”

“秧歌队。我敲鼓。”

她笑了：“爸，你还挺时髦。过年我回来看看。”

我说好，挂了电话，心里像多了件值得等的事。

年底，社区联欢，我和孙桂英上了台。她带着队伍扭秧歌，我在边上敲鼓。打到最后一段，她回头冲我笑，红衣裳随着动作一摆，像一团亮色。我敲得比平时响，台下的人跟着拍手。

闺女坐在底下录了视频，发进家庭群。儿子回了一串大拇指，孙子发语音喊：“爷爷真帅！”

我看着那几条消息，半天没把笑收住。

可一阵子之后，真正让我为难的事来了。

一天活动结束，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我留下来收鼓，孙桂英也在整理桌上的布带。她忽然问我：“老周，你有没有想过，咱俩除了活动室，能不能也一起过点日子？”

我手里的鼓槌停住了。

她没躲开我的眼睛，接着说：“不是说非得马上领证，也不是催你做什么决定。我就是想知道，你愿不愿意试着跟我认真处处。”

那句话很轻，我却像听见一声鼓响，在胸口震了好一会儿。

我没马上回答。

她把布带放进袋子里，声音低了一点：“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直接说。我不想让你觉得欠我什么。”

“我不是不愿意。”我说。

她看着我：“那你是怕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怕孩子不理解，怕街坊议论，怕别人说我忘了秀珍，也怕自己把这段关系看得太重，最后又失去一次。

孙桂英把袋子放到桌上：“你不用今天回答。可我也不想只做你一个活动搭子。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我们就把话说清楚，平常见面还照样打招呼。”

她说得平静，我反而更慌。

回家后，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女儿打来电话，我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

“爸，你自己想清楚了吗？”

“我也不知道。”

“你是想跟孙姨在一起，还是只是因为一个人太孤单？”

“我不知道怎么分。”

“那就慢慢分清楚。”女儿说，“但别为了怕我和弟弟不高兴，就把自己的想法藏起来。”

她没有替我做决定。我挂了电话，盯着桌上的体检单看了很久。医生那句“坚持活动、规律吃饭”我记得，孙桂英那句“别把想念过成惩罚”我也记得。

我这才发现，我一直在等别人告诉我，自己有没有资格重新开始。

可这件事，别人替不了我。

我又想起了那只装着秀珍围巾的柜子。我走过去，把柜门打开，轻轻摸了摸围巾的边。

“秀珍，我还是会想你。”我低声说，“但我也想把日子过下去。”

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没有突然轻松。只是那种不敢承认的羞愧，松了一点。

几天后，我和孙桂英去菜市场买菜。她挑了两条鱼，又买了一把青菜。我拎着袋子，走到路口时，终于开口。

“桂英，上回你问我的话，我想好了。”

她停下来：“你说。”

“我愿意跟你认真处处。”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刻笑，像是在确认我不是随口应付。

“你不是因为怕我不理你才答应吧？”

“不是。我这把年纪，也不想拿感情糊弄人。”

她点了点头：“那咱们就从一块儿吃饭、散步开始。孩子的事，不用急着安排。”

我把手里的菜袋换到另一只手上：“行。可有件事我也得先说清楚。我不想因为跟你处对象，就把秀珍说成过去。她是我老伴儿，这件事不会变。”

孙桂英没有不高兴：“我没让你忘了她。我也不想谁替代谁。咱俩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够了。”

那天我们没有牵手。可回家路上，她把一袋橘子递给我，说：“拿着，路上吃。”

我接过袋子，心里知道，有些事已经不一样了。

真正难开口的，是孩子。

闺女过年回来那天，我特意没等她问，吃完晚饭就把话说了。

“我和孙姨商量过，想认真处一处。”

闺女捏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儿子也抬起头，屋子里一下安静了。

“爸，你们确定了吗？”闺女问。

“确定愿意试着相处，不是马上要办什么事。”

儿子挠了挠头：“我倒不是反对，就是怕你们俩只是互相照应，最后一个人受委屈。”

“所以我们才把话说开。”我说，“我不需要你们批准，但我希望你们知道。”

闺女看着我：“爸，我不是不让你找伴儿。我只是担心你把孤独当成喜欢。”

我点头：“这个担心有道理。我也问过自己。可我不是因为没人做饭才想跟她处。没人做饭，我也可以自己做。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愿意说话，愿意出门，愿意把第二天安排好。”

闺女沉默了一会儿，眼眶有点红。

“妈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好好吃饭，应该会放心。”她说，“我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行。”我说，“你慢慢适应。我也不会逼你喊她什么。”

儿子把筷子放下：“我支持你。不过爸，你跟孙姨相处要说清楚，有什么不舒服别憋着。”

“这我懂。”

女儿没有当场说出什么祝福的话。她起身收拾碗筷时，经过我身边，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那一下很短，却让我知道，她没有把我推开。

过完年没几天，孙桂英来我家包饺子。闺女也在。她起初坐在旁边看我们擀皮，后来拿起一张面皮，学着包了一个。包得歪歪扭扭，孙桂英也没笑她，只说：“馅别放太多，不然一煮就开。”

闺女点点头：“我以前老觉得我爸不会包饺子。”

我说：“我以前连锅都懒得开。”

“现在也没包得多好。”她说着，自己先笑了。

那顿饭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大家一边包一边聊活动室里的事，聊到一半，闺女问孙桂英：“孙姨，你平时跳舞累不累？”

“累啊，累了就歇一会儿。”

“我爸敲鼓累不累？”

孙桂英朝我看了一眼：“他嘴上说不累，敲完了回家还得躺一阵。”

“我那是午睡。”

我们三个都笑了。

我原来以为，得到孩子的理解，就是他们立刻替我高兴。后来才知道，理解也可以是一顿饭、一句询问、一个愿意坐下来听的下午。

我和孙桂英没有急着搬到一起。我们各住各的，平时一起去活动室、买菜、做饭，碰上雨天就互相打电话问一句吃了没有。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习惯。我们不把照应说成理所当然，谁忙谁就提前说，谁不舒服也不硬撑。

街坊们看见我俩一起买菜，也有人说闲话。

有回老赵当着我们的面开玩笑：“你俩这都快成老两口了，还装什么？”

孙桂英一边挑菜一边说：“老周要是不愿意，我可不跟他搭伙。”

“我什么时候说不愿意了？”我说。

“那你得把话说得明白点。”

“我愿意跟你处。行不行？”

老赵在旁边拍手：“听见没有？这回不用我瞎猜了。”

我脸有点热，但没像以前那样躲开。

后来，孙桂英说想去买条裙子。她在店里挑了件亮红色的，穿出来问我好不好看。

我看了看：“好看，就是太亮。”

“我年纪大了就不能穿亮色？”

“能。你穿着好看。”

她在镜子前转了一圈：“这话我爱听。”

我把钱付了，她拎着袋子出来，笑着说：“你这人总算有点眼光。”

我也笑：“主要是这裙子配得上你。”

六十八岁这年，我的日子排得满了些。

早上六点半起床，煮粥，下楼转一圈。七点半去活动室敲鼓，结束后跟孙桂英买菜。中午自己做饭，下午午睡或者跟老赵下棋。晚上有时去孙桂英家吃饭，有时她来我这儿，一起炒两个菜。

我还抽烟，不过比以前少了。她每次看见烟盒，就说：“少一根是一根。”

我说：“你别管得太宽。”

“我是在管你能不能多陪我几年。”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大声，我却听得很认真。

有人问我：“老周，你都六十八了，怎么还这么爱打扮？”

我低头看看自己新换的夹克：“我又没说要去参加比赛，穿得干净点有什么不行？”

有人接着打趣：“你这是贪色吧？”

我想了想，说：“对，贪色。”

那人笑了：“老周还挺坦荡。”

“这有什么不坦荡的？我说的贪色，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说，“是人老了也别把自己活得灰头土脸。看见好看的衣裳，愿意买一件；有喜欢的人，愿意多看两眼；能一起吃饭、说笑，就别总觉得不应该。”

说这话时，孙桂英就在旁边。她听见了，侧过脸看我：“那你觉得我好看？”

“好看。”

“这还差不多。”

我以前把“贪色”想得很窄，觉得那是年轻人的事，甚至觉得老头老太太提起这些，就不体面。现在才明白，人对生活有兴趣，也是一种贪。贪一口热饭，贪一段舒服的闲话，贪一个愿意等你出门的人。

去年秋天的体检报告出来，医生说我几项指标都比前两年好。医生问我是不是换了什么药，我说没换。

“那就是生活规律了？”

“规律了。每天出门动一动，饭也好好吃。”

“继续保持。”

我把体检单拿给孙桂英看，她看完说：“你这身体还行，咱们还得接着敲鼓。”

“你就知道安排我。”

“我不安排你，谁安排？”

我看着她笑：“行，听你的。”

这个冬天，活动室又办了一次联欢。台上灯光不算亮，鼓也有点旧。我站在边上，手心却出了汗。

孙桂英穿着那条红裙子，带队站到前面。她回头冲我点了点头。我握住鼓槌，按着她的步子敲起来。

鼓声响到最后，台下有人跟着拍手。闺女坐在第一排，儿子带着孙子坐她旁边。孙子看见我，举起小手喊：“爷爷，加油！”

我一下笑了，手里的鼓槌也敲得更稳。

散场后，闺女走过来，挽住我的胳膊：“爸，你最近看着精神多了。”

“每天动一动，吃饭也规律。”

她看了眼孙桂英：“孙姨也挺精神。”

孙桂英说：“他现在可挑食了，不爱吃青菜我就盯着他。”

“我哪有挑食？”

“你昨天把芹菜挑出来了。”

闺女笑着摇头：“你们俩慢慢拌嘴吧，我去接孩子。”

她走后，孙桂英把围巾往脖子上绕了一圈，问我：“老周，今天回你家还是我家？”

“你家吧，我还欠你一顿饭。”

“你上次欠的还没还完呢。”

“那我多还几顿。”

她抬眼看我，笑了笑：“说话算数。”

我跟她并肩走出活动室。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走一段，影子就挨在一起一段。

这辈子，我还是会想秀珍。她在医院走廊里喝不完的那半杯豆浆，我到现在也记得。可我不再把想她和好好生活摆成一道只能选一边的题。

秀珍希望我少抽烟、好好吃饭、好好活着。以前我没听进去，如今才慢慢做到。

六十八岁，丧偶九年。我仍然是周德顺，仍然记得自己的老伴儿，也愿意喜欢一个新认识的女人，愿意穿件鲜亮衣服，愿意在活动室敲鼓，愿意多活几年。

这就是我说的实话：越“贪色”的老人，不是越贪年轻人的热闹，而是越肯为生活留一点念想。有人陪着吃饭，有人催你少抽一根烟，有人站在台前等你敲响下一声鼓，心里就亮堂些。

日子亮堂了，人也就愿意往前走。

这份“贪”，让我比一个人窝在沙发上时开心得多。至于长寿，我不敢保证活到多少岁，但我确实比前几年更愿意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