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叶利钦初次访华,国宴时高兴,喝下一斤茅台,随行人员揭秘,动身回国之前,他在钓鱼台哭了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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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1992年12月18日,北京)
《我见证了叶利钦首次访华》,鲁培新(原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口述
《新中国外交亲历》,光明日报(光明网)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2 年 12 月 17 日,北京初冬。

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架远道而来的专机缓缓停稳,机舱门打开,一个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舷梯口。

这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掌舵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镜头前笑容满面的到访者,肩上压着怎样的担子。

国内物价像脱了缰的野马,老百姓攒了一辈子的积蓄迅速缩水,议会里吵成一团,西方当初许下的援助,大多还停在纸面上。

这一摊子,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那个冬天的北京,冷得不算太狠,可这位客人的心里,显然装着一整个冬天的寒意。

他没有带多少随从,排场也不大,却牵动着两个大国的目光。

说到底,这次访问谈的从来不是一顿饭,而是一张横在两国之间、悬了几十年的关系网。

媒体镜头里,这次访问顺风顺水:双方签下二十多份文件,两个大国正式互称“友好国家”。

可坊间一直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欢迎宴上,五十三度的茅台一杯接一杯,据说他一人就喝下足足一斤;宴席散了,回到钓鱼台国宾馆,这位在公开场合向来硬气的客人,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传出压抑的哭声,一哭就是半小时。

酒桌上的豪爽,和深夜房间里的眼泪,到底哪个才是真相? 一场国事访问,酒只是个引子,背后是两个大国跨越几十年的对话。

我们拨开传闻和记录,把那个冬天发生在北京的事,一件件捋清楚。



一、风雨飘摇的俄罗斯,一次事关重大的东方之行

1992 年,莫斯科的冬天格外刺骨。

苏联解体刚满一年,新生的俄罗斯联邦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心里都没底。

这一年年初,俄罗斯放开了九成以上消费品和八成生产用品的价格,打算用一场激进的经济改革闯出一条生路。

这套办法,学的是国际上流行的一种叫“休克疗法”的路数,图的就是快刀斩乱麻。

结果货架没满,物价倒先冲上了天。

到了年末一算,这一年物价涨了二十多倍,全年通胀率超过百分之两千。

老人手里攥着的卢布,头天还能买点东西,过两天就只够买张报纸。

排队、抢购、空空荡荡的货架,成了那一年俄罗斯街头的常见画面。

据说,苏联解体那阵子,国家欠着上万亿卢布的内债,外加上千亿美元的外债,一摊子烂账全被新生的俄罗斯接下来。

通货膨胀把钱越变越不值钱,老百姓攒了一辈子的积蓄,眼瞅着就打了水漂。

一些地方甚至发起了像小册子一样的购货本,凭本子限量买东西,连盐、糖、面包、火柴都成了抢手的紧俏货。

议会里也没消停。

总统和议会较劲,内阁里面也不太平,各种派系你来我往。

俄罗斯就这样一边踉跄着往前走,一边跟自己的问题缠斗。

物价飞涨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心浮动。

工人领到手的工资,转脸就不值钱了;退休老人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更是掰着指头算。

俄罗斯人这些年攒下的家底,在一年里几乎清零。

这样的背景下,叶利钦格外需要一个能让国家喘口气的外部支点。

叶利钦把目光投向西方,指望能拿到资金和技术。

可西方给的多是口头上的鼓励,落到实处的援助寥寥无几。

这时候,隔着一道漫长边界的东方邻邦,就成了绕不开的选择。

两国之间有四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几十年来,亲近过,也僵冷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伟人出访莫斯科,双方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过一段热络的“蜜月”; 后来关系转冷,六十年代苏联撤走援华专家,两国争执不断,1969 年还在边境珍宝岛动过枪; 到了特殊时期,两国的往来更是降到了冰点。

直到八十年代末,双方重新坐到一起,1989 年苏方首脑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才算恢复,用当时的话讲,“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这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签就是三十年。

那阵子苏联正摆着大邻居的做派,派专家、给援助,帮着新中国的工业架子一点点立起来,据说前前后后援建了上百个项目。

中苏友好的气氛,一度热到普通百姓都在学说俄语里的“达瓦里希”。

也正因如此,后来那场说翻就翻的脸,才格外让人唏嘘。

苏联一解体,中国第一时间承认了俄罗斯的地位。

1991 年 12 月 27 日,双方签署建交协议,中俄关系的新一页就此翻开。

承认是一回事,深交是另一回事。

中俄建交之后,双方谈经济、谈边界、谈怎么处,哪一样都不是一两天能定下来的。

所以这一次首脑会晤,等于是把前面铺垫的一切,摆到桌面上验一验成色。

推动两国首脑面对面坐下来,成了双方的共同愿望。

可这场访问的准备,前前后后折腾了近一年。

那时候,国际上一片苏联解体后的忙乱,新生的俄罗斯该跟谁亲近、跟谁疏远,连它自己都在摸石头过河。

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访华”提上日程,本身就需要不小的魄力。

中方这边,也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毕竟跟一个正在经历剧烈变动的邻居打交道,既要有诚意,更要有耐心。

1991 年底,双方刚签署会谈纪要,俄方主管官员在电梯里就悄悄提了一句:下一步,该考虑领导人访问了吧。

话里话外,指的是叶利钦。

这话说得轻,背后的心思却不轻——新生的俄罗斯,太需要一个说得上话的大邻居了。

1992 年 1 月底,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中方与叶利钦作了双边接触。

叶利钦表示恪守双方已有的联合公报,希望把两国关系再往上抬一抬。

3 月,负责俄方外交的科济列夫访华;11 月,钱其琛回访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叶利钦。

两国外交主管的一来一往,为这次访问铺平了路。

科济列夫 3 月那趟来,话说得很实在:1991 年底的会谈纪要,给两国关系打了底,俄中关系不是从零开始。

他还特意转达,叶利钦在纽约就说过,他应该到中国来走走。

中方回应,欢迎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候来。

一来一往,访问的日程就这么一步步往前推。

真正让筹备组挠头的,是那份政治文件的名字。

俄方坚持要叫“联合宣言”,说这样庄重;中方觉得条约、宣言都太正式,如今国与国之间发个“联合声明”就够了。

两下里各不相让,谁也不肯让步,为这个名字,从 3 月一直磨到 10 月,俄方主管官员还专程来京磋商过。

一来二去,这桩小事差点卡住了整个高访。

眼看要僵住,中方的人搬出了《俄汉大辞典》——就是刘泽荣主编的那本。

一翻才发现,俄文“宣言”这个词,本来就有“共同声明”的意思。

既然这样,俄文文件写“宣言”,中文文件仍叫“联合声明”,两全其美。

双方一拍即合,还约好到时候别出岔子。

磋商的过程中,俄方主管对华事务的官员库纳泽也出了面。

他一边催着中方表态,一边又死死咬住“宣言”二字不撒口。

直到中方拿出词典里的释义,两边才算是找到了下台阶的路。

这桩“一字之争”,后来成了外交圈里一段津津乐道的典故——谁也想不到,两个大国的关系文件,最后是被一本词典救的场。

11 月下旬,钱其琛访问俄罗斯为高访做最后准备。

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开口第一句就是:两国关系开始了“新纪元”,对华关系在俄罗斯对外政策里排优先。

他当场敲定访华日期,还半开玩笑地叮嘱手下:准备文件,别学苏联那套,从这个五年计划抄到下个五年计划。

一屋子人全笑了。

就在万事俱备的当口,俄国内的政治斗争又热了起来,叶利钦能不能如期成行,连打前站的俄方官员心里都没底。

直到专机真的从莫斯科机场起飞,这边的人才算踏实。

一场大事的准备工作,到最后一刻才让人把心放回肚子里。

这场访问,对双方都是件大事。

对叶利钦来说,这是他执政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谈得好,是大国关系的破冰;谈砸了,国内正有一堆眼睛盯着。

对中方来说,苏联没了,新生的俄罗斯值不值得深交,也要当面看一看。

两边心里,其实都绷着一根弦。

邻国之间,处好了是福,处不好是祸。

这个道理,两边都懂。

所以中方准备时,定下的基调就是“平等互利、睦邻友好”八个字——不称兄道弟,也不妄自尊大,就按邻里的规矩,好好处。

为了这三天,双方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欢迎宴会、正式会谈、便宴、参观、签字,一环扣一环。

每一环,都藏着无数看不见的沟通。

真正把这趟访问托起来的人,是那些在台前幕后忙了一年的外交官们。

一年筹备,三天访问,背后是无数文件的往来、措辞的推敲。

等专机降落那一刻,所有人的心才算落了地——接下来,就看这两位主角怎么谈了。



二、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一杯杯酱香烈酒热了场子

12 月 17 日上午十点整,叶利钦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北京那几天初冬,天气不算太冷,头顶飘着几朵白云。

按照国际礼宾的老规矩,飞机停稳后,由被访问国的礼宾官员和来访国常驻本国的官员一同登机迎接。

负责礼宾接待的鲁培新,和俄方常驻中国的罗高寿一起登上了飞机。

罗高寿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中文说得很溜,早年还给苏联领导人当过翻译。

他在停机坪前就向中方道谢,说中国朋友给叶利钦安排了这么好的天气。

话里话外,把这次访问的气氛都烘托得暖了几分。

说起来,罗高寿也是老熟人。

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连普通话都带着京味儿。

有他在中间接引,叶利钦这趟“破冰”之行,开局就顺了不少。

机舱门打开,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位满头白发、满面笑容、个子高大的客人。

鲁培新用熟练的俄语说:“热烈欢迎您首次访华,今天天气晴朗,天气也在欢迎您,您把莫斯科的好天气带到北京来了。” 叶利钦一听很高兴:“这是我担任总统后第一次访华。

踏上中国土地,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又用流利的俄语和我交谈,天气又这么好,我十分高兴。

这是访问圆满成功的先兆。” 几句话下来,两人从握手变成了拥抱。

鲁培新后来回忆说,就这么几句话,立刻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了。

按国际惯例,首脑专机一到,礼宾官员和俄方常驻代表登机迎接,这是面子上的讲究。

鲁培新一步一句,把欢迎词说得又熨帖又提气,叶利钦眉开眼笑,机舱里先热了起来。

叶利钦这人,见面自来熟,一张嘴就是笑声。

茅台一下肚,话匣子更是合不上。

他夸茅台、夸菜、夸中国,里里外外透着高兴劲儿,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当晚,中方在人民大会堂为叶利钦举行隆重而盛大的欢迎宴会。

为了这顿饭,礼宾部门费了不少心思。

考虑到俄罗斯人的口味,菜单上特意拿掉了海参——俄罗斯人不吃这个——菜量也特意加大,肉菜给得足足的,生怕客人吃不惯。

随着叶利钦来的随行人员里,有不少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中国通”,对中餐的门道门儿清,礼宾部门也按他们的喜好,一道一道把菜单顺下来。

真正让筹备组反复掂量的,是上什么酒。

1992 年起,国内实行礼宾改革,国宴上不再用烈性酒。

烈性酒不上国宴,是那几年刚定下的新规矩。

可俄罗斯客人爱喝烈酒,叶利钦本人更是好这口。

这一次,是叶利钦上任后首次访华,礼宾部门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破个例,用中国的国酒——茅台。

茅台一上桌,等于先把诚意摆在了台面上。

其实,按规矩,国宴上烈性酒是上了“黑名单”的。

这次破例,杨尚昆和礼宾部门都点了头,才把茅台端上桌。

规矩是人定的,诚意到了,规矩也可以为客人通融一回。

有人打趣说,叶利钦这趟访华,一半功劳得记在茅台头上。

话虽玩笑,却也不全是虚的——那杯酒,确实让两个原本生疏的大国,第一口就喝出了热乎气。

杨尚昆也关心这事。

宴会开始前,他在休息厅问鲁培新:“俄罗斯人喜欢喝烈性酒,今天是不是考虑用些白酒?” 鲁培新说:“已经准备了茅台。” 杨尚昆说:“这很好。” 旁边的罗高寿也悄悄凑过来问:“叶利钦爱喝烈性酒,主桌能不能上茅台?” 鲁培新说:“我们已经想在前头了。” 罗高寿这才放了心。

宴会开始,杨尚昆对叶利钦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特地为你准备了茅台酒。” 叶利钦很高兴:“我很喜欢,气味很香!” 当晚,他酒兴大发,一边喝一边夸茅台,话也多了,兴致高得很,整个宴会厅的气氛都被他带热了。

宾主推杯换盏,聊得十分尽兴。

宴会厅里,笑声、碰杯声、翻译的嘀咕声混在一处。

叶利钦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谈历史,谈当下,也谈两个大国往后该怎么相处。

茅台一杯接一杯,把一场本应端着的外交场合,喝出了几分家常味。

茅台是中国人的“国酒”,53 度的酱香,一口下去,辣中带醇。

叶利钦饮惯烈酒,尝到这一口,竟也连连叫好。

主客之间碰了无数回杯,热闹劲儿一直持续到深夜。

这一晚的欢迎宴会,后来被许多人拿来反复回味。

倒不是菜有多稀罕,而是那一杯杯茅台里,装的是两个大国重新握手的诚意。

喝下这杯酒,往后的路才好走。

这一晚,主宾尽欢。

第二天一见面,叶利钦还惦记着昨晚的茅台,夸个不停。

一件小事,成了两国关系回暖的一个小小注脚。

宴会散了,鲁培新问服务员主桌喝了多少。

服务员说,主桌喝了两瓶茅台,叶利钦一个人就喝了半斤多。

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叶利钦还没喝够,又向服务员要茅台。

夜已经深了,工作人员还没歇下,就见他又出来要酒——不是要红酒,是要白天那茅台。

这位客人对国酒是真喜欢,不是客气两句应付场面。

酒桌上这样放得开,倒不是贪那两口。

茅台这杯酒,是中方的诚意——俄罗斯客人爱喝,那就破例上最好的;叶利钦喝得高兴,谈判桌前的距离,也就近了几分。

酒是个媒介,真正压轴的活儿,还在后面。



三、钓鱼台的便宴,和那一桌压轴的正事

12 月 18 日,叶利钦访问的第二天,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小型宴会,招待叶利钦和他的随行人员。

这场便宴和人民大会堂的盛大宴会完全是两个风格,人少,桌子也小,气氛随意得多。

大家围着一张长条桌,两位主角在中间面对面坐下,说起话来也放得开。

钓鱼台十八号楼,办过多少回顶级的外交场合,谁也说不清。

可这一晚,是最家常的一场:一张长桌,几杯黄酒,几句玩笑,就把两个大国之间几十年的距离,喝短了。

叶利钦到宴会厅之前,江泽民先问鲁培新:“叶利钦的名字叫什么?” 鲁培新说:“叫鲍里斯。” ——在俄语里,“鲍里斯”有“斗士”的意思。

叶利钦从小家境贫寒,一路摸爬滚打走到今天,这名字倒也应景。

叶利钦出身农家,小时候家里穷,冬天挤在羊身边取暖。

这份苦日子,练出了他一身的硬气,也让他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如今坐在钓鱼台的宴席上,谁又能想到,这个谈笑风生的人,正扛着一个国家的前途。

叶利钦一到,快步走上前,和江泽民握手、拥抱——俄罗斯人见了好朋友才有这个动作。

江泽民也用俄语亲切地说:“你好,我的兄弟鲍里斯!” 叶利钦一听,格外高兴,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领导人直接叫我的名字,还称我‘兄弟’,我很激动。

你看,我们的关系多么亲近!” 在俄罗斯人的习惯里,关系够亲近,才会直呼其名、以兄弟相称。

宴席上,先端上来的不是茅台,而是绍兴黄酒。

江泽民介绍,这浙江陈酿老酒,和他们代表团里一位叫“绍欣”的成员同名。

叶利钦一愣,在座的绍欣赶紧站起来道谢。

一句话,就把满桌的气氛逗乐了。

尝过黄酒,这才换上茅台。

席间有个小插曲。

菜肴口味清淡,叶利钦想往菜里加盐,旁边的科济列夫劝他改用酱油,还建议他也添酱油。

叶利钦坚持要盐,半开玩笑地对江泽民说:“手下的建议,我也不是都听的。” 这话一语双关,多少透着对科济列夫的不满——据说,他嫌俄方外交部门把访华时间拖得太久。

江泽民接过话头:“我看这条建议还是好的。” 科济列夫连忙道谢,宾主相视而笑。

叶利钦酒量好,江泽民让田曾佩过去敬酒。

科济列夫向叶利钦介绍,这是“中国的库纳泽”——库纳泽是俄方主管对华事务的官员。

叶利钦一饮而尽,顺带敲打了库纳泽一句,说他擅自发布国家元首出访的消息。

库纳泽也不含糊,自罚一杯茅台。

席间笑声不断,你来我往,气氛松弛得很。

边吃边聊,江泽民提到,有人说黑面包不好吃,其实挺有营养。

叶利钦说:“对,我回去后马上给你送一箱俄罗斯的黑面包来。” 两个星期后,俄方驻华使馆果然转来了一箱黑面包。

一句玩笑话,竟真送了来。

这份带着家常味的礼物,倒是很贴俄罗斯的性格。

那箱黑面包,后来真从俄驻华使馆转来了,漂洋过海,分量不轻。

一箱面包,不值几个钱,可这份“说送就送到”的实在,倒比多少漂亮话都暖人。

宴会之外,正式的会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两国首脑就如何发展双边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

叶利钦强调,两国关系被人为疏远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纪元”已经开启,发展对华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

他说,这次访华,不仅要恢复几十年前的友好关系,更要开辟两国关系“真正的新纪元”。

中方这边,也把话讲得很实在:两国有过美好的时光,也有过僵冷的岁月。

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传统友谊,又是近邻,有四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又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的任务,没有理由把关系搞坏,只能把关系搞好。

这番话,把两个大国的共同利益摆到了桌面上。

会谈里,叶利钦也把俄罗斯的处境摆到了明处:国内经济困难,百废待兴,需要中国的合作。

中方同样坦诚,两个大国都正处在发展的节骨眼上,谁都需要一个安稳的邻居。

话说到这份上,谈的就不仅是客气,而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了。

这场会谈,谈得并不轻松。

两个大国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能化解的,可双方都清楚,僵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于是,能谈的先谈,谈不拢的留到以后慢慢磨。

求同存异,成了那几天的主旋律。

这种“先把关系立起来、难事慢慢磨”的路子,后来被证明是明智的。

边界问题、军事互信,哪一件都是硬骨头,可只要方向对,再硬的骨头也啃得下来。

宴席上的轻松,和会谈桌上的凝重,看似两回事,实则一体两面。

先拉近感情,再谈正事,这是东方人待客的老讲究。

叶利钦算是领教了——原来大国之间的对话,可以从一杯黄酒开始。

几天下来,叶利钦对这次访问评价很高。

用他自己的话说,“预期目标完全实现,甚至超过原来的设想”。

访华前,他曾对记者说过对此行“忐忑不安”,心里没底;可几天走下来,疑虑全消。

他还私下里说,中国领导人很亲切,没有教条式的东西,过去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

12 月 18 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除此之外,还签了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二十多个合作文件。

这趟访问留给叶利钦的印象,从他后来的话里能听出来:他直说过去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

能让一个成见颇深的人改口,这三天,值了。

签字的场合选得庄重。

白纸黑字一落笔,两个大国几十年的恩怨,就算翻过了最沉的一页。

在场的记者们举着相机咔嚓咔嚓,把这一幕留进了历史。

此后二十多个合作文件接连完成签署,现场仪式紧凑有序。



四、酒桌之外的另一个叶利钦

公开场合的叶利钦,永远是那个气场十足、谈笑风生的俄罗斯当家人。

新闻里的镜头,定格的全是握手、举杯、签字的高光时刻。

可私下流传出来的片段,却画风突变。

他这个人,从不轻易在人前示弱。

可越是把硬气绷在外头,私底下那根弦绷得就越紧。

一个人扛着全国人的日子,能有几个安枕的夜晚?

国宴上喝过茅台,白天又连轴转了几场高强度会谈,按说这位客人该带着好心情休息了。

可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在动身回莫斯科的前夜,钓鱼台国宾馆的套房门被紧紧关上,随行的工作人员守在门外,竟听到房间里传出压抑的呜咽。

堂堂的国家元首,独自在屋里哭,一哭就是半小时。

随行的俄方官员后来回忆,叶利钦那几天话并不多,常常一个人坐着出神。

白天越是热热闹闹,晚上越是显得沉默。

这种反差,让不少人心里犯嘀咕:这个硬汉身上,到底压着多少事儿?

外交官圈子里,这种事历来讳莫如深。

越是没人说,坊间越是愿意传。

一顿酒、一滴泪,在许多人口中,就成了揣测一国元首心境的那根温度计。

真真假假,一时谁也说不清。

这个情节,官方档案里没有,公开报道里也没有。

如果真有其事,是什么把他压垮了? 是酒精的作用,是连日的疲惫,还是想到国内那一团乱麻的摊子,心里涌上来的无力感?

有人说,是茅台放大了心里的苦闷;也有人说,是现实把一个硬汉逼到了墙角。

这个传得沸沸扬扬的故事,到底是真有其事的秘闻,还是后来被添油加醋编出来的段子? 假如眼泪是真,那一夜钓鱼台的哭声,又给这次历史性的访问,留下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注脚?

而当宴席散尽、房门关上,外界都在津津乐道这顿酒和这次成功访问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那个“哭半小时”的说法,和摆上国宴的那杯茅台一样,背后都牵着一笔复杂的账——有真有假,有虚有实。

这账本里,既有连亲历者都讳莫如深的一桩公案,也有被不少人念歪了的一段外交细节。

至于对出来的结果,恐怕要让很多人重新打量这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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