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千年新局”立学统！如何在撕裂中重建“相互理解”的能力？

文明究竟是什么？是城市、文字、国家与制度，是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还是一种人类彼此理解、共同生活的能力？当世界重新进入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这个看似古老的问题，反而重新变得迫切起来。

当下，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谈论文明冲突、文化差异、地缘政治与身份认同，却很少追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如果人类注定生活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之中，那么彼此之间的理解究竟何以可能？共同生活又何以可能？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下称《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新书研讨会暨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论坛上，众多专家围绕该书的学术贡献、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文明叙事与国际传播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为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文明与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白鹿洞书院院长（山长）谢茂松。

作为兼具深厚的经学、史学与战略研究功底的学者，谢茂松以“文明史观”与“通识思维”贯穿全书，提出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并将在未来引领中国走向“天下文明”的新格局。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书视野宏阔、理论气魄突出，是近年来少有的将政治学、历史学与文明史打通的著作。

道统重建：揭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型文明为中国未来千年奠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介绍，《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一书既入乎经典，又出乎现实；既讲“明体”，也讲“达用”。所探讨的核心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关系，触及了三个根本性的理论维度：一是文明主体性的重构，即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如何继承中华文明传统并开创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二是政党与文明关系的理论范式，即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三千年文明史的长程视野中，审视其作为文明继承者、转化者与创新者的意义；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即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与西方现代文明关系如何、对构建全球文明新秩序意味着什么？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认为，该书在道统重建方面有三个贡献：揭示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性内涵，贯通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揭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型文明为中国未来千年奠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杨平强调，中国新型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内在张力进行了解释和调和，同时这种新形态包含了共产党的革命、改革以及新时代的发展，把我们中华文明新的特质给揭示了出来。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从孔子讲起，经佛教入华、文明型政党，一直落到大国关系，宏大叙事中逻辑线条清楚，“文明型政党”、“天下文明”视角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变局具有重要启发，对世界很有意义；这是从文明视角、天下视角重构国际体系，是对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转化。该书为建立国际关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构提供了非常好的底层逻辑与知识基础。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是一部有思想力度、有文明厚度、有现实关怀的著作。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读物，而是带着强烈问题意识、试图为时代立论的文明论宣言。

陈晋认为，作者对“子张之问”与“黄炎培之问”的对照阐释，是创造性理论发现。黄炎培之问关乎政治秩序的治乱兴衰，子张之问关乎文明秩序的连续传承。二者统一起来，说明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在文明秩序，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扎根于中国德性政治与德性社会传统。这打通了孔夫子与毛泽东之间的文明血脉，也把“古今中西之争”置于文明史深层结构中破解。

陈晋强调，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充实”，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则是“光辉”。《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正是在为“光辉”事业做理论准备。这部书也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治制度不是对传统的断裂，而是对“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翻版，而是扎根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新文明形态；天下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层结合，正在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

国家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卢周来指出，谢茂松教授的著作启发我们去寻找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根基，主要包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均平”与“共富”的分配伦理以及“执两用中”的治理智慧。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明高度肯定《天下文明》一书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变化来诠释中国共产党，在诠释中国共产党上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其中文明型政党是这一范式中具有支撑性的概念。

“《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体系化阐述。这本书的社会意义是为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一个范例。”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表示，“对中外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表达，这有利于中国读者找回文明主体性，也有助于外国读者跳出西方中心框架，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根基与道路逻辑。”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刘晨光表示，新中国的价值根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之上。社会主义不是静止的制度状态，而是在持续推动社会发展中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进步论过程；同时，它又始终面向未来，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的持续设想。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发展内在地呈现出“常”与“变”的张力：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制度根基，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时代、实践和人民需求不断调整完善。这种张力并非需要被彻底消除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正常表现。也正因“常”与“变”之间始终存在解释空间，才促使学界不断从文明史、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角度展开新的研究，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也能够在书中看到该书作者的不同面向。

“应考虑推出中小学生读本以便于更好地传播”

在谈到中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与现状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指出，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两种文明的博弈，是新社会主义文明与旧资本主义文明的博弈。美国是近代工商业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如今中国实现了集成、超越、创新，重构了农耕文明、西方工商业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信息化，形成了新的文明，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精华，同时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的精华，百年奋斗让中华文明升级换代，这种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的文明形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具备的。

李玲强调，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一层次。从技术层面讲，在现代信息技术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尖端模型上，美国领先的差距已经很小，而在应用落地和产业化上，中国的优势明显‌。中国处于数智化蓬勃发展时代，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生活中一切问题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已经推动中国升级为充满生机活力、与时俱进的新型强国。所以，从人类文明演进趋势来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必将是未来人类的主流文明。”李玲说。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智慧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必将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陈心想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这本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继西周分封制、秦朝郡县制之后中华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把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和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打通，从中国传统文明解释中国道路，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文明论层面的分析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陈心想认为，这本书把《毛泽东选集》定位为“经史合一”的现代核心经典，与孔子的《论语》相贯通，打通了革命史、制度史和文明史的内在关联，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部分研究中把现代中国实践和传统文明脉络割裂的问题，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逻辑提供了文明史的厚重纵深，也将对中外人士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文明传统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和我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广生认为，这本书是抓住挺立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最关键问题来做“接着讲”的工作，既有理论能力，又有理论勇气，对“两个结合”的重大议题做出了系统回应。无论是机关公务员，还是其他平均知识分子，都应该好好读这本书，这会使他们比平均知识分子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所以然之道。

《光明日报》原理论部主任孙明泉表示，本书作者将经史与现实、古今中西文明发展融为一体的灵活写作方式是一种“新的写作经验”，以文明史、文明论作为方法，对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与国家战略研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努力建构起中国人自己的文明叙事逻辑，为当代年轻学子的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支持。

孙明泉提到，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是20世纪重要的德国汉学家）从泰山读出中国“道不离世间”的宇宙感；史华慈（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思想史家，哈佛大学教授）由此土壤看到君子作为“伦理先行者”的理想类型；该书作者则进而提出“新内圣外王”，思考这一文明基因如何克服传统士大夫的局限，在现代获得创造性转进。

孙明泉说，卫礼贤看“文明的空间根脉”（泰山给了天-地人间相即的中国宇宙感）；史华慈看“文明的人格原型”（君子，世间的伦理先行者）；谢茂松探“文明的现代转进”（新内圣外王，如何克服传统局限、完成创造性再生）。三者分属不同时代、立场不同：卫礼贤是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共情，史华慈是比较思想史的类型学描述，该书作者是当代内生性道路的理论建构；三者之间并非一条不中断、自明的历史因果链，而是理路上的呼应，而非史实上的直接传承。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伟光强调，《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一书以“天下文明”这一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标识性概念为核心，使读者能够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逻辑出发，而非从外部参照系出发来理解中国，为中外读者理解当代中国开辟了一条贯通古今、扎根文明根脉的思想路径，兼具厚重的思想价值与深远的社会意义。

“该书读来让人感觉亲切、舒畅、振拔。”肖伟光说，“书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等论断，跳出短时段的时政阐释，上升到文明创制的高度，刷新了我们理解古今之变的思想格局，启人深思。”

肖伟光同时指出，这本书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一步阐释。一是书中关于文明史的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体系化，更好架构起来；二是通俗化，可以考虑面向中小学生群体出一个版本，以便于更好地传播。

“为充满文明冲突火药味的世界开出一剂清凉解药”

清华大学政治学习教授景跃进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一书提供了政治学的方法论，认识中国不能停留在跨学科层面，而需要一种真正的整体性方法。因为跨学科仍以分科为前提，而中国政治、社会、文明和经济本身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连续性逻辑。西方缺少大一统传承，国家形态主要是民族国家；中国则是在文明延续中形成的文明型国家。因此，即便中国社会也在现代化、社会结构也在分化，其分化方式仍与西方存在根本不同。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波认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是近年来少有的将政治学、历史学与文明论打通的作品。该书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更是一部自觉承担“为千年新局立学统”使命的文明论宣言。作者的研究路径似乎得益于钱穆先生“制度与人事相济”的治史传统，又融入了自己对于“经史合一”的现代经典《毛选》的独特理解，还得益于他针对各类热点问题、重大历史纪念事件颇为频繁的时论文章与智库报告撰写。站立在历史纵深与当代经验的交汇处，谢茂松可称之为是集中国文明传承的经史家、当代中国制度正当性的论述家、《毛选》与党史思政宣教家三位一体的学者。

观察者网创始总编辑、编委会主任金仲伟指出，当今世界格局似乎正在应验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预言的人类走势。各大文明之间军事、经济、政治冲突不断加剧，战火持续。国际舆论也变得悲观焦虑，趋于保守。面对此种局面，西方人选择要回到他们的古典时代，也就是希腊罗马时期，一如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两周前在希腊雅典古迹前发表的重要演讲。恰恰是西方文明的野蛮扩张，500多年来这个世界冲突从未停止。

“《天下文明何以可能》的出版，恰是给眼下这个充满文明冲突火药味的世界开出了一剂清凉的解药。”金仲伟说。

“该书让人坚信，今天中国工业、经济的崛起，中国好物出口通达四方，会让中华物质文明造福世界各文明邦国的同时，以文德服天下的中华文明大道一定会吸纳西方文明，并与其他爱好和平的文明邦国共同打造令人向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AI给我们这个时代叠加了无数的焦虑、迷茫、不确定性的当下，谢茂松教授的心血之作，心量宏阔，视野宏大，新论迭出，积极乐观，与西方的主流舆论的不安、焦虑与保守形成鲜明对比，大作适合细读复读，受益匪浅。”金仲伟说。

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研究员黄进认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这本著作最值得重视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组新概念，更在于提出了“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一个三维的整体框架——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骨架。这一框架直接承自中国传统中“政—教—学”三位一体的结构，但赋予其全新的现代内涵。

黄进指出，讨论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的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建构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是否已被证明为真，而在于把一些原本只能被表态的问题，变成了可以被讨论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可以被讨论、可以被检验的氛围中，才能真正向前推进。

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室主任张宏明从实践视角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出发，强调要理解“社会”在文明中的基础地位，从物质生活生产、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中把握大本大源。

“建议推出外文版，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城市观察》杂志社社长刘朝华认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一书由器见道、从自身内在生命体验通向文明形态讨论，叙事贯通，建议推出外文版，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刘朝华指出，当前，无论是中国理论、党的创新理论的国际化传播，还是国内宣传推广，都面临一些现实的困境。很多时候实践上走得通，理论上却说不清楚——不少核心概念在对外翻译时容易产生语义偏差，对外叙事也容易陷入两极：要么停留在“气”的层面，堆砌文化符号和民俗意象；要么直接抛出政策话语，显得生硬，难以引发海外受众的共鸣。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在全球学术场域中，西方理论框架仍占据主导地位。学界至今仍在争论：中国经验究竟只是一种本土化的特殊经验，还是天然具备与世界对话的普遍吸引力？对外传播究竟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还是一条渐进融合、互鉴共生的道路？这些争议的背后，本质上是我们还缺少一个能够贯通中华文明古今中外的解释性框架。定位不清晰，焦虑感便随之而来——这也是当下知识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刘朝华说。

高飞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随着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不仅要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更需回答“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一时代命题。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当一个国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贡献不应仅仅体现为经济规模的扩张或GDP的增长，更应体现在制度层面的供给与公共产品的创造。

正因如此，“天下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型政党”等概念才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高飞认为，这些概念有助于从文明视角和天下视角重新理解国际体系，为构建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底层逻辑，也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变局提供了重要启发。

孙明泉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同时为积极响应“5年10万倡议”（中美青少年交流计划‌），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思想资源。

“我们要想向世界传递稳重、包容、担当、和平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形象，持续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就应该以体系化、故事化、青年化的中华文化配套教材，丰富中美民间人文交流载体，填补对外国青年系统化、国际化、故事化传播的行业空白，创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范式；助力海外华裔青年文化寻根、重塑文脉认同，强化海外新生代华人的民族归属感与文化自信。”孙明泉说，所有这些，前提之一就是要有一个论证扎实、思考深刻的学术图书提供经得起追问的思想资源。

该书作者谢茂松表示，将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与世界文明演进的宏阔坐标中加以考察，可以试图帮助读者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寻找理解中国道路的深层逻辑。

谢茂松说，一个文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是否从来没有受到外部影响，而在于它是否具有吸收、转化和再创造的能力。因此，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我影响你”或者“你影响我”。更准确地说，文明往往是在相遇中重新发现自己。一个文明也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相遇之后，才会更加清楚自身的传统、边界与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彼此连接、却并不总是彼此理解的世界里，仍然需要追问的文明命题。”

在专题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从文明史、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的深层关联。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研究中国道路不能局限于近现代革命史的框架，更应置于三千年文明史的宏大视野中加以把握。本次论坛议题重大、研讨深入，老中青三代学者展开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既有对文明史宏大命题的理论建构，也有对制度细节与概念工具的严谨商榷，充分彰显了中国学术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与思想活力。

活动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浙江合丛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江西财经大学人文经济与国家战略研究院协办。中国出版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文宏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肖启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董事、党委书记宋志军，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刘耀彬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

（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专家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