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时隔27年，同一座金钟视后的奖杯，再次回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件事发生在第61届戏剧类金钟奖颁奖典礼上。
已经67岁的杨贵媚凭借《我们与恶的距离Ⅱ》里的高章玉敏一角，成功拿下戏剧节目女主角奖，这是她的第3座金钟视后。
高张玉敏第一次出场，就很难让人立刻喜欢，她是地方政治世家的核心人物，做事圆融，作风强势，为了把儿子往更高的位置推，可以在各方势力之间来回周旋。
剧里她甚至把丈夫的私生女摆上棋盘，当作交换的筹码，剧集播出期间，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反应很直接，“大妈好狠”“算计”之类的留言不少。
杨贵媚在后来的访问里也承认，角色身上的手段和阴险，确实会让观众恨得牙痒，但一个被骂的角色最后把演员送上视后位置，靠的不是讨喜，而是把不讨喜演出了层次。
杨贵媚在颁奖后谈高张玉敏时，讲得比较坦白，她说这个角色情绪很多变，强势和算计背后藏着很深的孤单，她还提到自己从影40几年，一直在等这样一个角色。
过去她习惯把功课做到百分之百，把每场戏的情绪提前算好，这次只做了一半，另一半交给对手演员，跟着对方给出的东西走。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轻，其实对一个演了几十年戏的演员来说，需要更大的胆子，导演林君阳也提过，同一场戏杨贵媚会给出愤怒、哀怨、孤独几种不同情绪，但不管给哪一种，镜头前的人始终是高张玉敏。
把时间往回拨，1999年杨贵媚第一次拿下金钟视后，角色是《天公疼好人》里的阿卿，那个年代的八点档，阿卿身上背着童养媳的命，是苦情戏里最常见的忍耐和承担。
杨贵媚后来回忆第一次拿奖时说过，那时她还在学戏，还在学着怎么进入一个角色，从阿卿到《有生之年》里的陈丽英，再到高张玉敏，她拿奖的角色没有一个是靠讨喜取胜的，但每一个都踩在不同世代女性处境的变化上。
陈丽英是被传统价值绑了一辈子的母亲，杨贵媚演她时特意跟导演商量，想让这个妈妈松弛一点，到了高张玉敏，松弛已经不够用，角色需要把孤独包在强硬里，把算计演成一种生存本能。
杨贵媚入行时并不是演员出身，1979年她参加台视《新人奖》，考进去的身份是歌星，当时和李烈、邵佩玲一起被叫作“台视三小”。
后来转做演员，头几年并不顺，甚至因为不适应演艺圈的种种，一度退圈回家陪妈妈看日剧录像带。
再回到镜头前之后，她一步一步走到金马奖和金钟奖的位置，中间隔着的不是运气，是40多年的片场日子。
高张玉敏让她拿到第3座金钟，与其说是再创纪录，不如说是一个演员在快要被定型成妈妈专业户的年纪，又把自己推开了一寸。
同剧的谢欣颖在最后一轮与杨贵媚竞争，也让这次视后之争多了一层同门较劲的意味，评审投票只差1票，说明两个角色在评审眼里都有足够的分量。
对观众来说，这种竞争未必需要分出高下，反而能看出《我们与恶的距离II》在角色塑造上给了演员多少空间。
杨贵媚胜出，不代表谢欣颖的表演被否定，只说明在那一轮投票里，高张玉敏的复杂程度刚好击中了更多评审的判断。
这样的结果放在金钟奖的历史里，也算是一次把“角色是否讨喜”和“表演是否成立”分开来看的案例。
高张玉敏这个角色能引发讨论，还在于她身上的权力感和家庭关系是缠在一起的，她不是单纯的反派，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苦情母亲，她在家里和外面都要算，算到最后把自己也算进孤独里。
观众一开始看到的是她怎么推儿子、怎么处理丈夫留下的关系，看到后面才会发现，这个人的强硬更像一层壳。
杨贵媚没有把壳演成脸谱，而是让壳下面偶尔露出一点疲惫和空，这样的处理让角色不讨喜，却让表演有了可看的地方，也让评审在投票时多了一个判断依据。
第3座金钟视后放在杨贵媚的履历里，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很具体的注脚，27年前阿卿站在童养媳的位置上，27年后高张玉敏坐在地方政治的权力桌子前，两个女人之间隔着的，是一个演员用半辈子攒出来的那一点底气。
她这次在后台说只做一半功课，另一半交给对手，听起来像方法，其实更像是她到这个阶段才敢做的选择。
奖杯会记下第3座，观众记住的可能是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的高张玉敏，而杨贵媚自己等到的，是一个终于不用靠讨喜也能站上巅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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