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宏飞评《使命中的科学》｜军费浇灌的科学海洋与“无知”领域

《使命中的科学：军事资助如何塑造我们对海洋的已知与未知》，[美]娜奥米·奥雷斯克斯著，刘年凯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出版，800页，188.00元

2026年6月上映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Pressure），讲述了一位气象学家帮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故事。与美国天气预报员基于历史规律的预报不同，苏格兰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James Stagg）通过严谨的气压数据分析，预判出适合盟军登陆的时间窗口，并最终得到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认可。诺曼底登陆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称为科学家的战争。这是因为，以雷达、原子弹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对战争局势，乃至战后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技术也自然成为冷战时期美苏等大国竞争的新边疆。这导致两个历史现象的出现：一是科学家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国家政策，特别是美国政府科技决策的形成过程中；二是一些原本野蛮生长、发展缓慢，甚至于无法获得重视的学科，突然被视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边疆”，涌入了大量的资助，进入到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海洋科学就是如此。

在《使命中的科学：军事资助如何塑造我们对海洋的已知与未知》一书中，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教授选择以美国目前最重要的三大海洋学和海洋地球物理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海军的研究资助在何种程度上繁荣了海洋学知识生产，又在哪些方面限制、或者迟滞了海洋科学知识生产，从而制造出了无知领域。正如作者所强调的：“这本书不是海洋学的历史，而是用海洋学来讨论资助对于科学工作的主题、范围和方向的影响问题”，该书通过考察深海环流理论、板块构造理论、深潜器制造、海洋气候声学层析成像项目等海洋学、海洋地球物理学的重要理论、重要设备及项目在冷战时期复杂的发展史，意图挑战一种“流行说法，即海军的资金除了为科学研究提供条件外，并没有干预科学”。 总体而言，挑战是成功的。作者通过大量的多方档案研究，呈现出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冷战需求之间的密切关联，也观照到冷战环境之下科学家对学术自主性的态度问题。

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

冷战中的海洋科学

冷战时期美国海洋学的发展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奠定。在正式参战之前，美国海军就资助加州的斯克里普斯（Scripps）海洋学研究所，研究海军舰艇因海洋生物的附着而带来的“污垢”如何去除的问题。随着二战局势的进展，科学家也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战争的重要作用。在范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的建议下，时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批准设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来协调与战争相关的科学技术研发工作。由于海洋气象与气候、海洋声学、海浪预测等研究与战争需求密切相关，海洋科学得到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1946年，海军研究办公室成立，成为战后美国海洋科学的最大资助方。二战前令海洋科学家捉襟见肘的经费短缺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Woods Hole）很快与海军研究办公室签订合同，研究海军关注的海洋学问题。奥雷斯克斯认为，这项合同“巩固了伍兹霍尔与海军之间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关系：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共享利益，但主要集中在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物理海洋学方面。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军事防御海洋学将是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显然，海军并不会对海洋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感兴趣，也并非完全是为了促进海洋科学的发展，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海洋科学的某些领域更感兴趣。具体而言，海军是对与反潜艇战、深海声呐监听、水下潜航以及潜射导弹等战争形式或武器部署相关的海洋数据更感兴趣。只有掌握更加准确的水温、盐度、海底地形等数据，才能帮助美国军方在战争乃至冷战时期确保对苏联军事威慑的可信性，并且在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中迅速获得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冷战时期的海洋科学被美国军方视为“军事防御海洋学”，的确有其道理。

这种重视海洋科学在军事上实际应用价值的资助模式，并非没有遇到掣肘。1957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曾推动美国建造专门的海洋科考船，毕竟美国从1930年以后，就没有建造过专门的海洋科考船。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海洋科学家提出的庞大资助计划并不支持。根据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雅各布·汉布林（Jacob Hamblin）的《海洋学家与冷战》（Oceanographers and the Cold War）一书，艾森豪威尔政府显然受到化学家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的影响。基斯蒂亚科夫斯基当时一人身兼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三个职位。他非常反感海洋学家为争取预算而大肆渲染冷战威胁的宣传策略。

1959年7月15日，基斯蒂亚科夫斯基在白宫宣誓就任总统科学顾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场。

但障碍是暂时的，美苏冷战塑造了包括心理层面在内的各层面关于国家安全的需求。随着美国政府换届和总统科学顾问的调换，美国的海洋学从肯尼迪时期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美国海军部于1961年3月制定出海军的海洋学十年发展规划报告（TENOC, 1961-1970）。1959年海洋学研究经费是七百六十万美元，TENOC报告推计每年增长两百万美元，到1969年时，海洋学研究的年度预算要达到两千七百八十万美元。不仅如此， TENOC报告还提议拨出一千一百八十万美元用于海洋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建议安排五千一百六十万美元的巨款用于购置新型科研船只。

美国海军部：《海洋学十年计划（TENOC），1961–1970》，1961年3月13日，华盛顿特区：海军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1961年。

正是由于海军长期且不断增长的资助，美国的海洋学取得了快速且重要的发展。奥雷斯克斯的书中，将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水声学及海洋工程等领域出现的划时代的重大进展，都归因于资助体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海军除了大规模资助斯克里普斯、伍兹霍尔和拉蒙特等美国三大海洋学研究机构进行一系列跨洋综合考察，采集全球海洋海底地形和物理水文信息之外，还资助海洋学研究使用的工程设备。最初由海军资助建造的“阿尔文号”深潜器，主要用于军事搜救及水下监听设备的维护。该深潜器在被转化为深海科学考察的平台后，科学家得以亲自潜入数千米深的海底，直观观测到大洋中脊、海底地质构造等现象。奥雷斯克斯认为，海军的资助不仅体现在直接影响方面，还体现在观念层面。她认为亨利·斯托梅尔（Henry Stommel）自二战时期进行的海洋温跃层的研究，就已经受到了当时观念的影响。因为“军事上的考虑迫使人们关注温跃层……军事防御海洋学创造了一个环境，使斯托梅尔注意到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的海洋特征”。温跃层理论，是指在海洋中上层海水通常是温暖的，而深海则接近冰点。在上层海水与深海之间存在一个温度快速下降的区域。温度在温跃层迅速下降，水的密度也会发生变化，声音在密度不同的水中传播时会发生速度和角度的变化。这一理论是二战时期海洋科学最重要的发展，也是美国水下声波监听系统的理论基础。冷战时期，水下声波监听系统被用来探测和跟踪苏联潜艇。海军并未直接要求斯托梅尔研究温跃层，而是他意识到了温跃层理论的重要军事价值。斯托梅尔在战后也长期接受了海军的资助，最终与阿诺德·阿伦斯一起提出了关于深海环流的斯托梅尔-阿伦斯模型。

亨利·斯托梅尔

正是由于海军对那些对军事应用具有实际价值的数据的重视，冷战时期美国的海洋学研究中，物理海洋学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发展，人类关于海洋的认知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在奥雷斯克斯看来，这一趋向也塑造了特定的知识偏向，甚至某些无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有意或者无意造成的无知，可能与物理海洋学所取得的发展同样值得关注。

首先，海洋生物学的研究受到忽视。在海军的资助体系中，是将海洋视为潜艇穿行、声音传播或者潜射导弹发射的物理场所，而非生命的栖息地。这就导致只有那些可能直接与军事需求相关的海洋生物学研究才能获得一些资助。甚至在一些海军资助的研究中，还可能会出现对海洋生物生存的不利影响。由于长期没有资助研究水下噪音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1990年代，海洋学家在希望通过推动海洋气候声学测温项目再次获得大量研究资金时，却由于缺乏声波对海洋生物长远影响的科学数据，而引发美国朝野大量争议。

其次，作为最大资助者，美国海军的资助方式和管理制度，也成为导致海洋科学乃至地球科学进展缓慢的原因。海军并不是在资助海洋科学的研究，而是通过资助海洋学家出海考察，获取大量深海数据。“海军并不关心海底为什么有洋脊和悬崖；为了导航和其他目的，海军只需要知道她们在哪里”。这就导致很多海洋学家产生了“做资助者希望的事情”的冲动，“出海比待在家里分析航海更有魅力，更令人愉快”。不仅如此，海军还将大量海洋科考数据列入军事机密，导致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无法获取基础数据进行正常的研究，论文发表和学术交流也受到限制。保密制度“导致了智识上的孤立，而这种孤立则进一步产生了认识上的后果”。奥雷斯克斯明确指出，海军的保密制度阻碍了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理论的早期成熟与验证，使美国对海底地质理论的研究停滞了数十年。

不可否认，奥雷斯克斯的观点有一些“后见之明”的色彩。冷战时期，通过科学技术竞争维持战略优势的压倒性需求，显然是海军资助海洋学的最根本动机。在此动机之下，与军事需求不存在直接关联，或者关联较少的领域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阻滞。当时当地的参与者，可能也不会有先见之明。更何况，如果拒绝参与军方的资助，一些海洋学家就面临失去工作的情况。在冷战需求压倒一切的境遇之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诸多群体和机构，都主动或被动地被裹挟进了时局的漩涡之中，可供选择的空间极少。尽管如此，奥雷斯克斯并未满足于仅仅讨论海军资助对美国海洋学研究的影响，也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海洋学家在面对庞大的军方资助时，如何争取科学研究的自主权。

海洋科学家与研究自主权问题

科学研究的自主权，关乎科学家能否基于自身兴趣和专业判断，自主设置研究议题，进行不受干扰的思考、试错和探索。在很多科学家看来，这是科学研究能够取得进步的基础性前提。斯托梅尔曾经坚持认为科学家要被赋予“完全的支持、全部器械、有保证的最低预算、无附加条件的资金、高度的自主权”，但在另一些科学家看来，这“更像是乌托邦而非现实”。这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不同的科学家对大额资助和研究自主权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有不同的选择。奥雷斯克斯和汉布林的书都关注到了科学家争取研究自主权的问题，但两书所呈现出的故事基调完全不同。

彩色明信片中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主楼

在奥雷斯克斯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1960年代伍兹霍尔发生的“宫殿起义”。事件的起因是化学家保罗·费伊担任伍兹霍尔研究所所长后，非常强调研究所对海军需求的迅速响应，并提出“按需知密的科学”，削减自由探索的空间。他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关于伍兹霍尔研究所1960年代的愿景备忘录，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海洋学田园般的宁静已经成为过去”，“海洋学必须对国家和世界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实际上，在费伊上台之前，面对不断增加的海军资助，伍兹霍尔研究所的科学家就曾经警告过度为海军服务存在风险。费伊对伍兹霍尔的愿景和一系列管理方式引发了科学家团体的正面反抗。亨利·斯托梅尔公开表示，应该允许科学家自主探索，“追求知识是个体主义的一种形式，是好奇心、创造力和个性的表现”，无论海军的需求多么迫切，“都不能凌驾于科学总体发展的需要之上”。后来有二十多位科学家联署反对费伊继续担任研究所所长，但并未成功。这导致有多位科学家从伍兹霍尔研究所离职，前往洛杉矶加州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

到了1965年，物理海洋学家威廉·冯·阿克斯观察到，伍兹霍尔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整个海洋学的特征。他在长篇备忘录《受束缚的科学》中写道，由于海军的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科和优秀的科学家参与了这些工作，但真正在学术上渴望探知的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至于斯托梅尔，在“宫殿起义”失败后，他就离开自己深爱的伍兹霍尔研究所，先后就职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剑桥市，他过得并不开心，“几乎找不到志趣相投的同事”，还曾向朋友抱怨“我在‘系里’（指哈佛工程与应用物理系）过得很孤独。福特院长是个混蛋……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办公室里，门开着，就像高级妓女，或者东方集市上的摊贩，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即便如此，斯托梅尔这些著名的科学家，还有去处。更多的年轻科学家，其实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从奥雷斯克斯的书中，我们看到的科学家争取研究自主权的故事大都是失败的。哪怕是科学家试图将源于军事需求的项目“漂白”成“纯粹的基础科学”，以此维系自身作为“独立学者”的自主形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汉布林看来，尽管军方资助的确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海洋科学，但海洋学家也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群体，他们并非军方管理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常常会通过一些策略性的方式维护自身的研究自主权。

受冷战需求的影响，海军并非对海洋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感兴趣。海洋科学家同样可以利用科学的国际竞争，来争取美国国会和海军更多的支持。如果美国不资助自由的学术考察和建造新型的科研船只，就会失去国际科学的领先地位。此类论证的话语，在1950年代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苏联在筹备期至少准备了七艘科考船，排水量最大的已经有五千吨，而美国当时能用的海洋科学考察船，排水量都没有大于一千吨的。苏联后来派往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旗舰考察船，排水量高达一万两千六百吨，且船上搭载了多种专门用于科考的设备，令美国科学家非常艳羡。因而，他们在美国国内也寻求包括军方在内的多个部门的资助。前文提及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推动建造科考船就是受此影响。

苏联第一艘到达南极的科考船，“鄂毕河”号，排水量可达一万两千六百吨。

除此之外，美国科学家还利用国际合作的机制争取研究自主权。通过像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CSU）、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SCOR）、国际海洋学咨询委员会以及后来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等国际平台，海洋科学家在促进国际科学合作的同时，还可以在某项研究内容获得国际科学共同体的验证和支持后，以此为依据抵制国内赞助者的不合理干预。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科学家通过推动建立跨国公开发表和数据交换的国际规则，来迫使军方管理者放宽某些保密审查，允许科学家公开发表成果，从而维持科学交流的开放性。

奥雷斯克斯的研究，探讨了科学家在美国国内面临的资助与限制的困境，汉布林的研究则展示了科学家如何发挥能动性，在国际科学合作与军事资助的限制之间寻求平衡的故事。将两本书结合起来，读者则更能清晰地了解冷战时期的海洋科学家以及他们所在的学科的复杂经历。

结语：具有双重属性的科学

如果从科学的双重属性来理解，奥雷斯克斯和汉布林的研究恰好侧重于讨论科学研究的不同属性。通过海洋学家和海洋科学在冷战时期的发展，这些属性又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

奥雷斯克斯所观照的，就是科学的民族主义属性。冷战时期，科学研究不仅被视为能够维持军事上的威慑能力、战场上的制胜能力，也被视为维持国家声望、展示制度优势的重要工具。在这种视野下，那些更能在军事上发挥实际价值、更能让人产生直接的技术崇高感（technological sublime）的数据、成就，不仅能够成为进一步向内论证冷战“零和”战略的合理证据，还能成为向外“赢得人心”的阵营引力。这自然就使得海洋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汉布林的研究，则从海洋科学家积极推动科学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讲述了科学的国际主义属性层面的故事。尽管在书中，国际合作有时成为科学家争取自主权的话语工具。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维度也应得到更多关注。毕竟，大科学时代发展起来的海洋科学，与不断密切的国际科学合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那么，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家的自主权应该如何得到保障？如何才能避免更多的“无知”产生？如何处理“按需知密”与学术交流的关系？以及更重要的，如何定义“纯粹的科学”？奥雷斯克斯和汉布林的研究，用一系列故事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让我们再次回到冷战刚开始的地方，重读范尼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边疆》报告中的一句话：“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研究自由在任何政府资助的科学规划中都必须得到保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史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