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解放到扩张，犹太复国主义如何演变为以色列的核心症结

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定于当地时间10月27日举行。这也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大选，被视为该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此次选举不仅是执政长达19年、面临腐败指控审判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生存战，更是对“10月7日事件”的问责及国家走向之争的决选，将决定以色列是否继续走上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日益浓厚的道路。

自1948年建国至今，以色列已经经历了数不清的战火，冲突从未平息。去年以来，以色列、美国与伊朗间的军事冲突更是搅动着全球局势。早在“10月7日事件”发生前，以色列国内围绕其国家本质的激烈争论已分裂为两大阵营——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所代表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强硬派势力，以及由多个立场不同政党组成的反对派联盟，持相对世俗化的立场。

然而，在此次议会选举中，不仅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囊括了来自极右翼的犹太力量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和极端正统派政党沙斯党，其主要挑战者、由前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虽处于中间（偏右）阵营，但其纲领同样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并排除与阿拉伯政党的联合。

“‘犹太复国主义’最初旨在解救欧洲犹太人，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殖民冒险，甚至沦为‘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混合体。”美籍以色列裔犹太人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学者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以色列：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试图呈现“10月7日事件”对他个人、以色列和全世界带来的冲击，并阐释“犹太复国主义”过去数十年间所产生的演变。

奥默·巴托夫1954年出生于以色列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家庭，曾作为国防军士兵参与过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如今，他已是国际公认的犹太人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权威。对他而言，威廉·福克纳的名言——“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不曾过去”正是刻画巴以之间悲剧性历史交织的写照。

他曾公开警告，称以色列现任政府带来的“极其激进的转变”，甚至堪与当年欧洲法西斯主义如何从社会边缘走向主流的历史相比。他强调，与其事后谴责，不如“在悲剧发生前发出警告”。他指出，以色列自建国伊始至今，始终未能制定出一部保护少数群体的宪法，从而错失了建设公正社会、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和解的宝贵机会。

日前，巴托夫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深刻剖析以色列社会内部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这个国家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从“10月7日事件”到1948年的历史根源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一种“痛苦的觉醒”。这种觉醒，与“10月7日事件”及其之后持续两年多的军事行动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巴托夫：我认为，需要从直接的突发事件和长期的历史演变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直接来看，2023年“10月7日事件”后，原本掌握情报却选择忽视的以色列政府，将这场袭击视作一个“改变现实”的机会。他们认为曾经“管控占领”的政策已经失败，决定采取极端手段。起初，他们企图进行“种族清洗”，把加沙人赶向埃及；但由于边境封闭，这一计划最终演变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行动”：旨在彻底摧毁加沙，使其变得无法居住。

但要真正理解这一切，必须回到1948年。那时的巴勒斯坦人尚能逃离，而今天他们却无路可退。这揭示了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从未解决的核心症结：它想要这片土地，却不想要土地上的人民。尽管这片土地上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长期各占约一半，但后者却几乎毫无平等权利可言。

如果追溯得更深，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演变。19世纪末，这本是一场旨在让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获得解放与平权的人道主义运动。然而，当犹太人回到并非空无一人的“故土”时，不可避免地被当地巴勒斯坦人视为殖民者，从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冲突。

因此，我在书中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正是：一场原本追求解放与平权的运动，究竟是如何在1948年后一步步沦为日益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在如今变得越来越倾向犹太至上主义、种族清洗，甚至开始为种族灭绝辩护的？

澎湃新闻：犹太复国主义与《旧约》中“应许之地”的叙事紧密相连。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您如何区分这种宗教性的“应许”，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世俗合法性之间的关系？

巴托夫：19世纪末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世俗政治运动，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但很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都出身于宗教家庭。因此，当犹太人开始构建一种现代民族主义时，他们必须寻找一个“民族家园”。而唯一真正能够吸引犹太人的地方，就是所谓“应许之地”。

不过有趣的是，从传统宗教意义上说，很多正统派犹太人其实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弥赛亚降临”之前，人类不应该主动返回应许之地。

因此，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其实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项目，而非宗教项目。

建国初期的情况是，以色列一直试图将自己定义为既是“犹太的”又是“民主的”，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属于所有公民的国家，不论他们是犹太人、阿拉伯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民主”退居次位，而不是首位。

但随着时间推移，宗教在以色列国家中的角色越来越强。

今天的以色列，比我年轻时更加宗教化。而更重要的是，如今主导以色列政治的宗教，并不是传统犹太教，而是很大程度上由定居者运动（settler movement）带来的，一种截然不同的犹太教。它与传统的犹太教大相径庭，与美国或欧洲的流散犹太人所践行的犹太教也完全不同。而是一种更加弥赛亚化、反民主、犹太至上主义化的宗教民族主义。

它将极端民族主义与狂热宗教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不仅存在于当今以色列社会的边缘，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军队内部、军队的较高阶层、安全机构内部，以及政治领域中。

因此，这是国家层面发生的一次巨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从一个世俗的、倾向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化的、很大程度上非民主的犹太复国主义类型，正是它在为如今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那种种族隔离政策提供辩护。

大屠杀记忆的滥用与社会的“双重非人化”

澎湃新闻：您长期研究大屠杀历史。我曾采访过一些来自波兰、后来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他们向我讲述过那段恐怖记忆。我很好奇，大屠杀是否塑造了一种深层心理：即“我们必须依靠自己保护自己，否则没人会保护我们”？

巴托夫：这里面其实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

二战与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如果当时已经存在一个犹太国家，那么更多犹太人本可以逃离欧洲、避免被屠杀。

因此，“建立犹太国家”在当时获得了全球广泛认同。但有意思的是，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大屠杀并不是国家认同的核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羞耻”。因为当时的主流叙事是：“为什么犹太人像羊一样被送去屠杀？为什么不反抗？”

后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艾希曼审判之后，以及1973年战争之后，大屠杀开始逐渐被重新塑造。它不再只是过去发生的历史，而成为一种“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警告。

于是，“生存威胁”成为以色列政治的核心叙事。同时，它也开始充当一种社会“粘合剂”，将被各种矛盾割裂的犹太社会缝合在一起——比如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和来自中东、北非的犹太人之间，世俗派与正统派之间，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人们常说：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生活在生存的威胁之下。

问题在于，随着以色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为中东军事霸权，对“再次发生大屠杀”的恐惧却反而越来越强。这种恐惧随后被用于为压迫巴勒斯坦人提供正当性。

如果你相信敌人会对你实施“另一个奥斯维辛”，那么你就会认为，自己有权在他们动手前彻底消灭他们。

“10月7日事件”后，这种叙事被无限放大。（在以色列）哈马斯被直接等同于纳粹，于是“摧毁加沙”就被塑造成一种合理行为。

就这样，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用来为实施种族灭绝辩护。这在道德和历史上将一切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它的潜台词变成了：因为犹太人曾是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所以以色列现在有权对其他民族做同样的事情。

澎湃新闻：您提到，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我认识的一位犹太女士甚至引用《托拉》说：“如果有人来杀你，你先起来杀了他。”您怎么看以色列借大屠杀创伤为暴力辩护？

巴托夫：所有宗教文本都兼具仁爱与暴力。关键在于如何解释。

过去两千年，流散的犹太人大多努力与邻居和平共处。但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后，开始抽取宗教中为暴力辩护的部分——比如内塔尼亚胡就曾引用《圣经》中必须灭绝“亚玛力人”的故事来暗示消灭敌人。但现代国家绝不能用古代宗教文本为种族灭绝辩护。

症结在于，很多以色列人真的以为自己面临“生存危机”。事实上，哈马斯根本构不成生存威胁。“10月7日事件”是一次惨败，但绝不是国家存亡危机。

然而，政府却长期利用大屠杀记忆，刻意塑造一种“全世界都想消灭我们”的极度恐惧与暴力的社会心理。最终的结果，是创造出一个充满种族主义与不宽容的社会——这绝非人们愿意让下一代成长的环境。

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初衷与演变和扭曲

澎湃新闻：我们继续谈谈犹太复国主义。这似乎是理解今天以色列变化的核心。您能否谈谈，犹太复国主义最初的目标是什么？它后来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样的？

巴托夫：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最初是一场“解放运动”。它想为在东欧日益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另一种未来，让犹太人不必永远作为少数族群生活在别人的国家里，而是拥有自己的国家。它选择在“以色列土地”也就是巴勒斯坦建国，同时推动了现代希伯来语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从这一点看，它和19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本质不同。

但问题在于，当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在巴勒斯坦落实这一计划时，那里已经有另一个民族存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来说，来自欧洲的大量犹太移民，本质上就是一种殖民定居运动。这也促成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形成。所以在二战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始终有两面：一方面，它是犹太难民逃离欧洲迫害的避难所；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有殖民性和暴力性，因为它不断扩大在巴勒斯坦的定居，并与当地人口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我认为，194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大屠杀之后，以色列建国，在战争中大批巴勒斯坦人被驱逐。那一刻，以色列本来可以决定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所有公民平等的国家，也曾承诺制定宪法，但最终没有这样做。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民族解放运动，而变成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始终没有明确自己的永久边界，也没有真正界定清楚法律和道德规范。

在我看来，如今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与最初强调人道、平等和正义的理想完全不同。它越来越成为一种为犹太至上主义、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提供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色列当然已经是一个现实存在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它不会消失。但如果它想成为一个真正正常、和平、适合公民生活的国家，就必须重新定义自己，放弃如今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成为一个属于所有公民的国家。

在我看来，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解决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今天，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大约有700万犹太人和700万巴勒斯坦人共同生活，但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平等权利，其中大多数人甚至几乎没有权利。如果这一点不改变，以色列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澎湃新闻：一个曾深受历史创伤的民族，如今却逐渐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这种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巴托夫：解释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是：几代以色列人都是以“占领者”的身份生活的。从1967年至今，几乎每个以色列青年都要服兵役执行占领任务——半夜闯入民宅、在检查站羞辱巴勒斯坦人、剥夺他们为人的尊严。正如我年少时喊过的口号“占领会使人腐化”，一辈子对被统治者进行非人化对待，最终也剥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

长期的占领腐化了以色列社会，让人习惯了“犹太人比巴勒斯坦人优越，巴勒斯坦人的命不值钱”的观念。所以当他们像2023年10月7日那样反抗时，以色列的逻辑就是必须将其彻底粉碎。这完全扭曲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初衷——它本该是一种解放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压迫和统治的工具。

与此同时，政客们不断利用和消费大屠杀的阴影，并将“反犹主义”的帽子滥用于任何批评者（甚至包括我）。这些做法扭曲了现实，造就了一个既极具攻击性又充满恐惧的社会，时刻用“害怕被摧毁”来为自己使用无限制的暴力寻找正当理由。

要想让这个社会恢复正常，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1948年以来的政治范式，承认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承认大家都是平等的人类。

但令我极为痛心的是，今天的以色列年轻人已经丧失了这种思考与共情的能力。加沙目前已有成千上万巴勒斯坦儿童被杀害，但许多自己也为人父母的以色列人，却只把这些孩子看作潜在的哈马斯，对他们的死不屑一顾。这种将对方与自己“双重非人化”的现象，正是长期占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这一切必须被改变。

澎湃新闻：您是否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巴托夫：因为如果你长期把别人当成动物对待，你最终也会把自己变成动物。这其实是很多殖民体系中都会发生的事情。

为了让自己相信“你有权统治别人”，你必须不断告诉自己：这些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真正的人，他们没有完整权利。而这种逻辑会逐渐摧毁“共同人性”的概念——即：无论宗教、肤色或民族如何，人类本应共享同一种人性。

在以色列，这种共同人性的观念已经被严重侵蚀。

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年轻以色列人可以去中国、日本、德国旅行，对其他文化充满兴趣。但唯独面对巴勒斯坦人时，他们却认为：这些人只能被控制、被压制、被暴力对待，因为他们是“永恒敌人”。

于是，你不再尝试解决问题，而是永远把靴子踩在别人头上。而这，最终也会毁掉你自己。

警告与抉择：以色列的两条道路

澎湃新闻：您认为，外界今天对以色列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巴托夫：过去几十年里最大的误区在于：如果欧美真心想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安全、民主且宽容的国家，就应该帮它解决与巴勒斯坦人的核心矛盾。然而，他们却全盘接受了以色列“只要靠武力保持强大，就能‘管控’占领”的叙事，这恰恰导致了日益恶化的暴力循环。

像德国那样将保卫以色列视为不惜代价的“国家理由”，根本帮不了以色列。真正帮助它，就必须反对其如今极端、种族主义的领导层，推动它寻找不同的道路。长期以来，欧美只把以色列当作实现自身战略的中东“航空母舰”，这种做法已经彻底走偏了。

如果国际社会真心期盼和平，就必须对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纵容。最让我愤慨的是，“10月7日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几乎给了以色列一张“特许证”，任由其屠杀数万名巴勒斯坦人而不加干预。事实上，鉴于以色列对美国等盟友的极度依赖，他们只要愿意，是完全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内塔尼亚胡？许多人认为他发动这许多战争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存。

巴托夫：关于内塔尼亚胡，他执政了近二十年，很多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正如我之前所说，他多年来的核心政策是“管控冲突”。对他而言，哈马斯其实是一项“资产”：只要有这个极端组织在，他就有借口拒绝谈判。为此，他甚至一直默许并协助大量资金流入哈马斯。

然而，10月7日的惨剧让这项政策彻底破产。如今，他唯一的首要目标就是保住权力。因为一旦战争结束，他不仅会下台，还要面临严重的腐败起诉以及针对这起惨败（“10月7日事件”）的国家调查。在任何正常国家，酿成如此大祸的领导人早就引咎辞职了。但他却死死抓住权力，靠不断延长战争来维持“紧急状态”，以此作为继续执政的借口。

虽然民调显示民众想罢免他，但他是个极其狡猾的政客。如果他真的在这次选举中再次胜出（组阁），那么以色列在未来几代人内复兴民主的任何希望，都将彻底化为泡影。

澎湃新闻：作为研究种族灭绝问题的重要学者，您过去一直非常谨慎地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您最终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同时，面对那些批评者，尤其是认为“把这个词用于以色列，是对大屠杀受害者的不尊重”的人，您会如何回应？

巴托夫：首先必须指出，目前多数国际法专家和历史学家已达成共识：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就是种族灭绝。辩护者指责使用这个词是“不尊重”，但这无关感情，而是基于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严格法律界定——以色列不仅签署甚至参与了该公约的制定。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群体”，并未规定它必须像二战大屠杀那样。拿“伤害感情”来辩护，纯属廉价的政治宣传。

我为何得出种族灭绝的结论？因为认定它需要证明“意图”与“行动模式”。

一方面，以色列高层罕见且明确地公开表达了毁灭意图：2023年10月7日后，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称加沙人为“人形动物”并切断其基本生存资源；总统宣称那里没有无辜平民；总理更是引用《圣经》中必须被赶尽杀绝的“亚玛力人”来作比喻。

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行动模式”印证了这种意图。到2024年春天，我追踪到的系统性破坏已极其清晰：加沙的住宅、医院、学校等所有基础设施被蓄意夷为平地；平民被反复驱逐，一路被赶到边境城市拉法，随后再次遭到强制驱赶。

当你将高层公开宣示的“毁灭意图”与在地系统性的“破坏模式”结合起来看，得出的结论便无可回避：这就是种族灭绝。

澎湃新闻：您觉得以色列目前有足够的内生力量进行反思和改变吗？

巴托夫：我不认为目前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具备从内部做出改变的动力。虽然那里确实有少数勇敢且极具人道精神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其中也有我的朋友），但他们毕竟势单力薄。

我认为真正的改变只能依靠外部的重大压力。只有国际社会通过严厉的军事和经济制裁，迫使以色列选择另一条政治道路，其社会内部才有可能被激发并涌现出新的变革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施压，我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

澎湃新闻：您最希望向以色列人以及所有读者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巴托夫：我想传达的是，摆在以色列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隔离与独裁专制的“贱民国家”。绝大多数人将无路可退，只能被迫生活在这个注定不断流血、任何体面人都不愿待的地方。

第二条，是选择彻底解决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核心危机。这需要以色列全社会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平等与尊严的基础上与巴勒斯坦人共享这片土地。只有开启承认历史错误、寻求“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未来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