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财经评论员司徒正襟：“汇率之争的本质是产业升级与货币信用的双重变奏”

作者：寒冰

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与央行“不将汇率作为应对贸易摩擦工具”的政策表态引发市场广泛讨论。不少观点仍沿用传统汇率理论，担忧升值会削弱出口竞争力。但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与复杂的地缘博弈，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已超越简单的“价格—出口”框架。

为此，IPO参考与财经评论员司徒正襟博士进行了对话。在他看来，人民币升值并非单纯的货币比价变动，而是全球货币体系从“美元单极”向多极化演进的信号，也是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价值链枢纽”转型的货币投影。围绕汇率博弈背后的制度竞争、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跃迁、出口结构质变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他给出了系统性的深度解读。

司徒正襟：经济学者、博士、财经评论员。中企资本联盟CECU书院院长，西班牙侨声报首席评论员、共青团中央未来网评论员，中国经济网、新浪签约自媒体及百度百家、蓝鲸传媒、克劳锐等平台专栏作家。

IPO参考：近期央行再次强调，中国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但市场上仍有不少声音用传统汇率理论解读，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出口竞争力。您怎么看待这种认知分歧？今天讨论人民币升值，和20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司徒正襟：这个分歧本质上是“教科书逻辑”和“现实世界”的错位。传统汇率理论把汇率看作两国货币的比价，把升值直接等同于出口变贵、竞争力下降。这个链条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黄金期有一定解释力，但今天已经严重不够用了。

最大的不同在于，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已接近10万亿美元，贸易结算在其中所占比例已显著下降。汇率早已不是单纯服务于货物贸易的工具，而是金融资产定价、资本流动预期、产业链布局和地缘政治博弈的综合产物。

更关键的是，国际贸易体系从来不是中立的竞技场。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后续架构，让美元不仅是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更通过SWIFT、纽约清算所等基础设施深刻控制全球资金流动。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拥有重要决策影响力，评级机构也长期由其盟友主导。这种“贸易制度性权力”——规则制定权、金融基础设施控制权、长臂管辖能力和危机转嫁能力——才是理解汇率博弈的真正框架。

人民币升值的讨论必须放在全球货币体系从“美元单极”向“美元+欧元+人民币”多极化演进的背景下看。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本世纪初的70%以上降至2024年末的约53.6%。在中国跨境收支中，人民币占比于2026年上半年达到52.9%，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这不是简单的价格变量变化，而是美国主导的贸易制度性权力正在遭遇结构性稀释的信号。

IPO参考：您提到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突破52.9%，这个数字背后的产业意义是什么？从“结算货币”到“定价货币”的跃迁，对外贸企业意味着什么？

司徒正襟：这个数字的意义远超金融层面的统计。2025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70.6万亿元，同比增长10.1%；2026年上半年达到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占比从2025年的28.7%提升至2026年上半年的29.1%。这意味着中国外贸正在逐步摆脱对美元结算的单一路径依赖。

对微观企业来说，使用人民币结算首先降低的是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美元结算时，企业要承担换汇手续费、汇率波动和远期锁汇成本；改用人民币后，可以更直接地锁定收入和成本，减少利润被汇率波动侵蚀。

但更深层的变化是，人民币结算正在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定价”。在乌兹别克斯坦风电项目、中老铁路沿线光伏项目等合作中，融资、设备采购、电费结算等环节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计价。人民币不再只是交易结束后用于清算的货币，而开始嵌入项目融资、设备出口和长期运营的全链条。

过去，中国出口企业即便拥有产能优势，也常常被迫接受美元定价，承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元汇率波动的双重冲击。现在，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贸易融资和离岸市场中的使用扩大，中国企业在部分产业链中开始获得定价主动权。这不是简单追求“份额上升”，而是通过CIPS跨境支付系统、双边本币结算、货币互换和离岸市场建设，降低对单一清算通道的依赖，增强整个外贸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IPO参考：但市场仍有担忧，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压缩出口利润？您提到中国出口结构正在发生质变，能否具体谈谈，为什么汇率对高端制造的冲击远小于低端代工？

司徒正襟：这个担忧在传统汇率理论的假设下是成立的，它隐含了一个前提：出口商品高度同质化，价格竞争是主要方式。但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瓦解这一前提。

2025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8.4%，高于整体出口增速；集成电路、船舶、汽车及底盘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6.8%、26.7%和21.4%。2026年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汽车整车出口同比增长65.3%，风力发电机组和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出口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强供应链黏性的产品迁移。服装、箱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2025年普遍负增长，而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船舶、风电设备等高端制造产品成为增长主力。

这类产品并非单纯依靠低价竞争，而是依赖技术壁垒、认证体系、交付能力和产业链协同。你可以把汇率比作一面镜子：在低端代工时代，镜子照出的是成本优势——谁更便宜谁拿订单；在智能制造时代，镜子照出的是综合能力——谁的技术更可靠、供应链更稳定、交付更准时，谁就能维持市场份额。人民币升值会压缩部分低端产品的利润空间，却难以动摇高技术产品的订单基础。它实际上在加速淘汰那些只能依靠汇率差生存的低端产能，同时凸显高端制造的韧性。

IPO参考：央行多次强调贸易竞争力的根本支撑是产业国际竞争力，而非汇率的战术性操作。历史上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期间出口份额并未下降，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中国为什么选择不走竞争性贬值的道路？

司徒正襟：这个历史事实说明，汇率变动与出口竞争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期间，中国出口全球份额并未因升值而下降；2016年人民币贬值期间，出口份额也未因贬值而必然上升。

更值得重视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未随名义对美元升值而同步大幅上升。截至2025年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2022年高点回落约16.7%，而美元和欧元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6.5%和5.7%。这意味着，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走强，但由于国内物价水平相对较低、海外通胀较高，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格优势并未被完全侵蚀。

中国为什么不选贬值？因为在今天的国际现实中——脱钩断链、出口管制、关税壁垒和“友岸外包”重塑全球供应链的环境下——如果选择竞争性贬值维持出口优势，短期或许能缓解部分企业压力，长期却会加剧货币摩擦、贸易摩擦和金融摩擦，进一步加速全球体系碎片化。对中国这样一个深度嵌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国而言，碎片化世界的代价远高于短期汇率收益。

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保持汇率稳定，再到近年应对外部关税冲击时避免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中国始终没有走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道路。这不是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基于国家长远利益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理性选择。“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这种负责任的大国行为提供了战略框架。

IPO参考：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人民币升值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模式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司徒正襟：汇率之争，归根结底是发展道路之争。人民币升值表面上是一个汇率数字的变化，深层则是中国外贸体系、产业体系和货币体系同步升级的结果。

美国主导的贸易制度性权力，曾使美元在国际贸易、金融清算和规则制定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人民币的稳步走强，并不意味着简单取代美元，而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提供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替代路径。

中国选择的道路不是靠贬值转嫁压力，不是靠金融霸权收割他国，也不是靠零和博弈分割世界，而是在产业升级、制度开放和货币责任之间寻找长期平衡。当出口竞争力不再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汇率低估，而是根植于智能制造、科技创新、产业链完整性和制度型开放时，汇率就从需要被“操纵”的工具，回归为反映经济基本面的价格信号。

人民币国际化也不是追求短期金融优势，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全球南方发展需求，推动国际经贸秩序从单极支配走向多元共治。这才是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不搞竞争性贬值背后的战略定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