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丑不能外扬？莫言之争的症结所在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关于莫言的争论，老刘前前后后写过几篇。有人点赞，也有人拍砖。但吵了这些年，很多人始终没摸到真正的靶心。

相当一部分批评者，其实并不否认莫言笔下那些苦难的真实性。他们过不去的坎，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家丑外扬。

按这个逻辑，作家写磨难、写人性的灰暗地带，就是把自家的伤疤亮给外人看。一旦作品拿了国际奖项，境外舆论截取片段、放大曲解，这笔账最后就算到作家头上——你是主动递刀，授人以柄。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图源：新华社）

这种情绪不难理解。普通人有着一份朴素的家国情怀，眼见外部势力拿自家作品做文章，心里不痛快，很正常。但情绪归情绪，逻辑归逻辑。这里面藏着一个关键的混淆：记录苦难，和苦难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两码事。

打个比方，鲁迅写了阿Q、写了祥林嫂、写了狂人，把旧中国的愚昧和苦难剥皮剔骨地给人看。新中国旧中国，都是中国。按“家丑不可外扬”的标准，鲁迅是不是也该被架上审判台？可没人这么干。为什么？因为时间证明了，那些文字不是为了讨好外国人，是为了让国人看清楚自己脸上的灰。莫言的书，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也一样。

再说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多年来，这个奖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公信力，靠的不是政治操弄，是它有一套独立的评审标准和长期积累的学术声誉。固然每一届评选都有争议，但要说它专门跟中国过不去，那是高估了诺奖评委的闲工夫，也低看了这个奖的专业门槛。

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所在地——瑞典文学院（图源：网络）

放眼望去，诺奖得主里批判和揭露自己国家的，比比皆是。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把拉丁美洲的独裁、愚昧和苦难写到极致，哥伦比亚人不但没骂他卖国，反而把他当国宝迎回去。奈保尔一辈子在写印度的落后和混乱，印度人也没给他扣“印奸”的帽子，照样承认他是伟大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土耳其公开谈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一度被告上法庭，但欧洲文学界和土耳其国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这些作家，没有一个因为写了本国的问题就被钉在耻辱柱上。他们的国家，也没有因为出了这样的作家就颜面扫地。相反，这些作品恰恰成为世界了解这些国家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这些国家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诺贝尔文学奖1982年获奖者加西亚 · 马尔克斯、2001年获奖者 维·苏·奈保尔、2006年获奖者 奥尔罕·帕慕克（图源：网络）

我们倒好，作家写了几段饥荒往事，就有人恨不得把他开除国籍。到底是诺奖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心里有事，见不得半点非宏大叙事的笔墨？

苦难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家不写，它不会凭空消失。外人想做文章，也不会因为没人写就偃旗息鼓。倘若只要作品存在被曲解的可能，就判定写作本身有罪，那就等于要求文学为国际舆论的所有解读买单——这个要求，越界了。

文学本来就不单纯是宣传工具。歌颂是它的功能，批判、反思、悲悯、直面困境，同样是它的本分。书写局部的苦难，不等于否定整个国家。有些人习惯了一步跨到底，看见局部书写就直接定性为抹黑。丢了芝麻就说人家偷了西瓜，这明摆着是碰瓷。这么读书的话，还不如不读。至于有些最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根本没读过莫言的书，那就另当别论了。说实话，老刘的文章也不是写给这些人看的。

莫言作品（图源：网络）

同时也要说清楚，主张正视历史，不是要神化诺贝尔奖。诺奖是一种专业评价，不是终审判决书。支持莫言，也不是默认他所有作品无可挑剔。评论文本，终究要回到文本本身，不能拿奖项当通行证，也不能因为奖项，就堵住所有批评的声音。

说到底，这不是真假之争，是价值排序之争。

一派认为，公共表达要优先顾及对外形象，容易引发负面观感的内容，落笔当慎。另一派认为，文学的首要职责是忠实记录、叩问人性，不能把对外舆论效果当成写作之前的硬性禁令。

老刘一向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韧性，恰恰来自敢于直面旧伤。只听赞歌、拒绝反思，集体记忆会越来越淡薄，最后变成选择性遗忘。把书写创伤简单说成是家丑外扬，说到底，还是底儿潮。

作家有表达权，读者也有批评权。可以讨论选材取舍，可以争辩文学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但最好不要开口就扣立场的大帽子，更不要搞人身攻击。骂人不是批评，站队不是思考。

文学的归文学，舆论的归舆论，历史的归历史。把这几条线拆开，这场旷日持久的口水仗，才有可能跳出情绪的死循环。从来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是谁站得住脚，谁才经得起时间的打量。

莫言（图源：网络）

要是讲课，老刘这里要敲敲黑板。一个作家有没有辜负他的时代，不看他在某个颁奖台上说了什么，而是看他留下的文字，五十年后还有没有人在读。到那时，今天的口水早就干了，纸上的字还在。而那些天天嚷嚷着“家丑不可外扬”的人，恐怕早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