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到底是K型分化还是整体偏冷？

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到底是K型分化还是整体偏冷？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稻葵在7月11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一次研讨会上给了一个很直接的答案。他说，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K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而且这种偏冷已经持续3年了。这篇演讲稿一放出来，马上在国外社交媒体被疯狂转载，本来是一篇很正常的演讲，被安上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崩溃论的叙事。实际上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个人认为这篇演讲还是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他的这个判断和他开出的药方到底对不对。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我个人认为他的判断有对的地方，也有没说透的地方，但他的药方如果照着开，有很大概率把中国式的K型经济推向一个美国式的K型经济，就是上面是资产，下面是工人，中间靠债务支撑的经济。另外我还要声明一点，这个演讲里有几个关键数据是李稻葵团队自己测算的，具体方法也不是公开的，数据的可靠程度大家自己掂量，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总体趋势是正确的。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李稻葵到底说了什么。他实际上讲了三个判断，开了一张药方。

第一个判断是经济整体偏冷，而不是K型分化。他的理由是，一提K型分化，大家就会把希望寄托在K型上面那条线上，指望它来拉动整个中国经济。但他说上面那条线拉不动整个经济底座，AI再强、高端制造业再好，也只是一小部分行业，拖不住大盘。真正的问题是总量偏冷，而且已经冷了3年了。这个判断我认同一半，一会儿我再说。先看他给出的两个数字。

第一个是广义失业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今年6月份是5.0%，李稻葵说这个口径漏掉了一批人，就是过去两年因为找不到工作、统计上已经不算劳动力但其实还在找工作的人。把这批人加回去，广义失业率是10.2%，这部分人叫长期受挫失业人口，大概是2400万人。统计口径可以争论，但就业压力的确是真实的。

第二个数字是固定资产投资。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月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下降4.1%。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建国以来只出现过两次，1961年和1967年，而这一次的烈度和持续时间都超过历史极值。这两个数字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为什么他的观点我只认同一半？因为我认同总量的确偏冷，我不认同的是K型分化不重要。恰恰相反，上行线补得了GDP，补不了财富的扩散，这才是最要命的。现在的AI、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如果你看它的GDP总量，是能够弥补房地产损失的，但它的财富扩散效应远远不如房地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中国制造业这两年升级了，但找工作却越来越困难？

原因就是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天生排斥劳动力，绝大多数普通人参与不进去，甚至那些很努力的年轻人，只是没有进入热门领域的入场券。而房地产不一样，房地产能拉动的恰恰是最普通的就业，从建筑工人到装修工，到房屋销售和中介，这些岗位不需要专业技能，普通人都能进得去。所以尽管高端制造业能弥补GDP的损失，但无法拉动全民财富增长，至少短时间内无法拉动。

第二个判断是症结在地方政府，不在居民消费。李稻葵说，过去2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拉动力其实是地方政府，基建加日常开支平均每年占GDP的41%，比居民消费还高。但今天，地方政府从发动机变成了淤堵点，总开支从41%降到了35%，资本开支大幅萎缩。地方政府的债务超过GDP的100%，而且借的都是高息短债，只能借新还旧。大量金融资源流到地方政府手里，转了一圈又去还债，没有形成实际的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反过来还要追税，拖欠企业账款，把企业的活力一点点抽走。

李稻葵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经济黑洞，以前它是太阳输出能量，现在变成黑洞在吸收能量。居民消费方面，他说房价下跌，但老百姓的消费只是有一定下降，并没有巨幅下降，家庭扛住了压力。这一点我跟他的判断一致。很多人老拿国外比，但凡能出国溜达一圈，去东南亚、欧洲、美国看看，就能得出结论：国外那些消费数字有很大水分，主要来自高物价、高刚性支出和借债。

举个例子，家用汽车，根据凯尔蓝皮书的数据，美国新车平均交易价格大约是5万美元，创历史新高，折合人民币35万元。中国乘用车零售均价是17万人民币，同样是新车均价差了一倍。不仅如此，在美国买车是刚性需求，没有车寸步难行，但在国内，对很多家庭来说买不买车不改变基本生活。居民消费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有钱的没啥可买的，没钱的啥也买不起。真正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

居民消费只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总需求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四块加在一起。这一轮真正收缩的是政府支出，尤其是地方政府支出。这个缺口有多大？李稻葵已经说了，从GDP的41%下降到35%。作为对比，中国2025年出口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吓人，但它只占GDP的6%左右，再怎么增长，跟41%都不在一个数量级。所以问题不在消费端，在政府端、投资端。

最后，李稻葵给出了一个药方：中央政府主动扩债。今年计划发行12万亿国债，他说远远不够，应该翻番甚至更多。钱用来干什么？第一，置换地方的高息存量债务。第二，支持地方政府收购存量房产转成保障性住房，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来运营。第三，投资外来工市民化这样的民生项目。

这张药方到底对不对？先从第一个用途说起，置换地方债。李稻葵说地方债超过GDP的100%，这个数字是他自己的宽口径测算，不是官方口径，但地方债规模确实是个大问题。地方债分为三块：隐性债务、显性债务和城投平台的债。化债化的是隐性债，怎么化？就是发新的低息专项债来覆盖高息隐性债。这就像原来欠的是年利率十几的高利贷，国家帮你换成3%的低息贷款，月供降了，期限长了，但本金一分没少。

化债的本质是置换，不是消灭。李稻葵说地方债务不但没降反而上升，从总量上看是对的：隐性债务在下降，显性债务在上升，总盘子确实在变大。但总量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金流能不能覆盖。按公开报道测算，这一轮化债每年省下超过4500亿的利息，省下来的就是现金流。现金流能覆盖，债务就是活的；覆盖不了，总量不涨照样爆。李稻葵只看总量，没看现金流。光靠化债解决不了问题，化债消灭不了债务总额。继续扩大化债有用吗？地方政府的债务对应的是资产，有良性资产，比如每年现金流5%，可以通过低息债务化解；但剩下那些每年现金流为负的纯粹不良资产，怎么化？

而且化债之后，地方政府利息负担确实减轻了，但它停止追税、停止拖欠了吗？没有。因为化债换来的只是时间，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没有变。如果它还是靠土地出让收入、靠转移支付过日子，只要这个结构不变，缺口就永远在，就又绕不开房地产了。

李稻葵药方的第二部分是收存量房转保障房。这个药方有一定道理。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房地产下行确实把资源从楼市里释放出来了，但它同时也把总需求打塌了一块。而新动能恰恰是需求敏感的。新动能的供给端强不强？很强。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7%，新能源、AI都是全球领先的。但今年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都是负增长。供给端再强，需求端没人买单，怎么起得来？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房地产不跌，新动能就没有机会，因为旧模式会继续把金融资源和居民杠杆全部吸干。如果房地产跌了，但没有人来接住总需求，新动能也没有机会。只有一种情况新动能起得来：房地产下行，同时公共部门接住代价，再配合分配改革。

所以李稻葵的药方不是没有合理的地方。第一，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中央不加杠杆，谁来加杠杆？地方政府加不动了，居民在修复资产负债表，企业不敢投资，中央有空间，中央不出手，经济只会更慢。这一点我支持他。第二，要防止螺旋式下跌，这是必要的。日本就是陷入了这个螺旋，导致国内需求长期不足。跌可以，但不能变成螺旋下降，所以公共部门出手稳一稳，不是为了拖房价，是为了预防连锁效应。第三，他的方案里也强调了对人投资、外来工市民化的部分，这个我举双手赞成。2.5亿在城里打工生活但没有户籍的人，他们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效率的来源。收存量房转保障房方向本身也没有问题。

问题不在中央该不该扩债，而在于该怎么扩债，魔鬼在细节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张药方可能把中国推向美国式的K型经济。美国式的K型经济是什么？美国经济这些年，上面那条线是股票和房价，涨了十几年；下面那条线是工资和中位数家庭收入，基本没动。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持有全国52%的公司股权和共同基金份额，底层50%的家庭只持有1.1%的股权和5.3%的总资产。资本市场效率极高，实体经济效率极低，这就是效率被资产化，增长没有变成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没有变成社会流动性，而是变成了资产持有者账面上的数字。美国式K型的本质是增长进入了资产价格，没有进入实体民生。

李稻葵的药方为什么可能把我们往这个方向推？大家要看他的钱是怎么安排的。收存量房如果按市价收，等于公共资金给资产价格托底，虽然披了一个保障房的外衣，但实际受益者是资产持有者，是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置换，地方政府缓过来之后，第一反应大概率还是卖地，还是维持土地财政。方案里没有税改，没有对资本所得的安排，也没有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措施。国债的收益走的是资产渠道分配，分给持有资产的人；扩债的成本走通胀和未来的税收，由普通人和下一代承担。这不就是美国模式的复制吗？

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到美国那一步，这是对的，但苗头已经有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是0.465。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的估算，最富有的1%的家庭持有约三成的财富。这些数字不会因为资产价格上涨而缩小，反而会被进一步拉大。

那怎么办？我给出三个方向，是我认为药方里应该有的东西。

第一，收储不能按过去的高估值接盘，收购价必须透明，必须变成保障房，租金必须覆盖运营收益，收益必须归公共。收储的意义不是给开发商解套，是把已经建成的资产变成公共住房，把聚集红利收回来。如果收储是按市价收，那它就是在输血。

第二，税改必须同步，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一个都不能落下。中国税制长期靠增值税、土地财政和工薪个税，资本所得是洼地。不把这个洼地补上，永远是从劳动者口袋里掏钱往资产持有者口袋里送。从累退走向累进，这才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第三，扩债的钱必须有一块直接投到个人身上。除了2.5亿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还有教育、医疗、失业保险。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造成一部分人失业，如果能提高对这部分人的保障，让他们有足够时间转型，这不是好事吗？还有降低有困难家庭的房贷利率，普通家庭买到高点的，尤其是有孩子负担重的，完全可以给他们降低利率。还有优先偿还拖欠的企业账款。这些每一分钱都会变成需求，而且变成的是普通人的需求。

李稻葵还说，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申请签署保证书，承诺未来规范举债、不滥发债，以此置换现有的高息债务。我看到这里就觉得有点书生气了。一张保证书有什么用？地方的事权还在肩上扛着，财源还是那几块，换个任期压力一来，该借还是借。真正能管住地方债的不是承诺，是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划分。我的想法是，中央直接上收教育、医疗、养老的事权，这些本来就应该全国统筹，然后再上收财权，把土地出让收入从地方自己的钱改成统筹分配的钱，这才真有约束力。

总结一下，一定要拖住劳动者，而不是拖住资产价格。我这里没有任何贬低李稻葵的意思，虽然他的理念我不认同，但他的分析是理性客观的。他也承认中国经济前途非常光明，未来的潜力非常大。大家争论的焦点只是在于如何更好地使用手里的工具去解决现在的困难。

我并不反对李稻葵的扩债、化债和收储，我反对的是，如果这些政策最后只是把房地产和地方财政的旧模式重新续上，而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和地方财政机制，那么我们只是把危机往后推，而不是完成转型。真正应该救的不是房价，而是转型期的需求；真正应该拖住的不是资产，而是普通的劳动者。因为只有让普通人的收入、就业和消费能力稳住，新动能才有真正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