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圣相傅说的层累形象与文脉生成——基于出土文献与传世记忆的再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经济中心傅春林

摘要：傅说是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政治文化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先秦两汉的核心典籍中，却长期缺乏同时代出土文字的直接印证。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的公布，在确证传世古文《尚书·说命》之伪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战国时期关于傅说的记忆已经分化。本文以“层累的圣贤”为分析视角，考察傅说形象在思想哲学、治国理政、民生技艺、文教传承与宗族文脉诸维度中被建构、征引与转化的机制。研究发现，傅说的文化影响力并不依赖于一个本质化的“历史原貌”，而是在不同时代的记忆实践中被反复赋予规范性的意义：先秦诸子将其征引为“知行”与“举贤”的经典依据，战国简本保存了另一种武丁—傅说叙事，孟子与庄子分别以“忧患典范”和“列星圣贤”将其纳入道德哲学与宇宙论的双重谱系，而傅氏宗族的“版筑传芳”则将这一符号落实为跨越千年的家风实践。傅说文脉的实质，是华夏文明将“实干”“举贤”“教学”“精工”等价值凝定为一个可反复回归的圣贤符号的持续过程。

关键词：傅说；清华简《傅说之命》；层累建构；知行观；版筑传芳

一、问题的提出：在没有“同时代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谈论傅说

傅说研究长期面临一个结构性困难。在传世文献中，他早于孔子八百余年而被商王武丁尊为“圣人”；《尚书·说命》存其言论，《孟子》以“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与舜并列，《庄子》更将其列入星宿圣贤之谱。然而，殷墟甲骨卜辞中迄今没有出现“傅说”这一确定无疑的称呼。学者们曾提出卜辞中的“雀”“小臣■”“甫”“戉”等可能对应傅说，但均属推测，未成定谳。这意味着，傅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确定性，实际上是由战国以来的记忆文本共同维系的，而非由同时代文字直接锚定的。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的发现，既没有消除这一困难，反而使其以更清晰的形式呈现出来。李学勤等学者指出，简本三篇“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却“与《书序》所载《说命》篇数相合”，证明战国时期确实存在一种《说命》文本传统，而孔传本《说命》是后世拟托。简本中还保存了“武丁梦得傅说”与“傅说攻伐失仲”等传世本所无的史事。这一发现的方法论后果是：傅说研究不能再简单地在“真/伪”二元框架中展开，而必须面对一个“多版本记忆并存”的事实。傅说的文化影响力，恰恰是在这种多版本记忆中生长起来的。

本文因此不从“还原真实的傅说”入手，而将傅说视为一个在战国秦汉的征引、阐释与制度想象中被持续塑造的规范性符号。以下分五个维度考察这一塑造过程及其文明史后果。

二、思想哲学维度：知行与教学的两个“源头”及其层累性质

傅说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主要通过两条格言式表述被确立：“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与“惟斆学半”。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见于孔传本《说命中》。尽管孔传本《说命》已被清华简证明为后世拟托，但这句表述本身在先秦思想脉络中并非无根之木。先秦知行议题的早期形态正是以“难易”而非“合一”为中心展开的。孔子区分“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其问题意识与“知易行难”的指向存在重叠。从思想史结构看，傅说被追认为中国知行哲学“源头雏形”，并非因为存在一条可以实证的“傅说—孔子—王阳明”单线传承，而是因为后世在讨论知行难易时需要一个足够古老的权威出口。战国秦汉的典籍整理者将这一表述归之于傅说，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将“实干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溯至殷商圣相的合法性建构。

“惟斆学半”的情况类似，但机制略有不同。这句话在《尚书·说命》中的原始语境是傅说教导武丁“念终始典于学”，《礼记·学记》节引并阐释为“教学相长”。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上‘学’为教，音斆；下‘学者’，谓习也”，确认了“教”与“学”在同一个过程中相互增益的结构。有研究指出，殷商时期已出现“习与性成”“惟学逊志”“敩学半”“法圣师古”等教育理念，构成后来某些教育思想的“源头”。然而，从甲骨文中“教”“学”二字的初义到《学记》的命题化表达，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语义递变：甲骨文“教”以传授者为主体，“学”尚未获得独立的主体地位，而“斆”字“觉悟”义的出现则是更为晚近的进展。因此，“惟敩学半”与其说是傅说个人的“首创”，不如说是战国教育思想在追溯起源时，将殷商圣贤之言纳入自身理论谱系的一种经典化操作。傅说的思想史意义，正在于他作为“可追溯的源头”被持续征引，而非作为“可实证的作者”被确定。

三、治国理政维度：任人唯贤的制度想象与“有备无患”的规范功能

傅说在政治文化中的核心符号意义，集中体现在“举于版筑”这一叙事上。在“世卿世禄”构成商代政治基本框架的背景下，一个从事版筑的奴隶被擢升至“一人之下”的位置，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例外事件。这一叙事的规范性力量不在于它是否精确反映了商代选官制度的常态，而在于它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任人唯贤可以突破身份壁垒”的想象性先例。《史记·殷本纪》载武丁“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这一叙述模式被反复复制于后世的明君贤相故事中。傅说提出的“官职授能”“爵位赐贤”主张，也因此被理解为对世袭原则的一种早期校正。更准确地说，傅说符号的政治功能，是为“贤能政治”提供一个可以追溯到殷商鼎盛时代的正当性依据。

“有备无患”的归属同样需要在这种规范功能的意义上理解。这一表述在传世本《说命》中作“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其原始语境是傅说告诫武丁在治国中常怀忧患、常备万全。从文本发生学看，这一箴言在先秦文献中并非孤例，《左传》等典籍中“有备无患”的表述屡见，说明它已经是一个流动的、共享的政治智慧资源。傅说被指定为这一箴言的发出者，其效果是将一种普遍性的治国经验锚定在“武丁中兴”这一被高度理想化的治理典范之上。傅说辅佐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的叙事，与“有备无患”的箴言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关于“勤政革新—忧患自觉—国力复兴”的完整治理范式。后世贤相名臣对这一范式的反复援引，使傅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贤治”传统的一个原型符号。

四、民生与技艺维度：版筑的考古学真相与“版筑精神”的符号化

在傅说文化影响力的讨论中，“版筑”占据一个特殊位置：它既是文献中傅说出身的标记（《孟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又是后世傅氏宗族“版筑传芳”的物质与精神双重源头。然而，考古学证据要求对这一叙事作出必要的分层。

版筑夯土技术在中国起源极早。2025年公布的郑州清静沟遗址考古成果表明，版筑夯土城墙的年代可推进至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版筑城址。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夯土技术已相当成熟；战国时期各国城墙普遍采用夯土版筑。因此，将版筑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傅说，在技术史上不能成立。合理的理解是：傅说是文献记忆中最早与版筑技艺发生关联的“具名人物”，《孟子》将其“举于版筑之间”的叙述，使一种普遍存在且历史悠久的技术实践获得了一个人格化的象征焦点。版筑因此从一种匿名的地方性工艺，转化为可以被讲述、被追忆、被继承的“技艺—德性”复合体。

这一转化的文明史后果是双重的。在技术层面，版筑工艺经由傅说叙事获得了一个起源神话，其影响在后世建筑传统中持续可见——交河故城的版筑泥法被研究者视为傅说“版筑”风格在后世的继承和发展，即是例证。在精神层面，版筑所蕴含的“以夹板填土、夯实成墙”的操作逻辑，被提炼为“务实创新、精工笃行”的“版筑精神”，融入宗族家风与民族品格的表述之中。傅说与版筑的关系，因此不应被理解为“发明者与发明物”的关系，而应被理解为“符号与技艺”的相互赋义：技艺赋予符号以物质根基，符号赋予技艺以可传承的文化形式。

五、文教与文脉维度：从列星圣贤到宗族门楣的符号旅行

傅说形象在文教与文脉传承中的流动，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精英文本中的“圣贤化”与“星宿化”。孟子将“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与舜、胶鬲、管夷吾等人并列，置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论述框架中，傅说由此成为“困而亨”的道德哲学典范。庄子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傅说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崔譔注谓“傅说死，其精神乘东维，托龙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傅说星”。这一叙述将傅说从历史人物转化为宇宙论符号，使其进入星宿体系，获得了一种超越具体朝代更迭的恒久性。孟子与庄子对傅说的使用方式差异极大，却共同完成了一件事：将傅说从“殷商一朝之贤相”提升为跨越学派与文类的普遍文化符号。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曾指出，傅说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道家诸学派共同认可的圣人，这一跨学派的共识本身即说明傅说符号在先秦思想场域中具有某种“最大公约数”的性质。

第二条路径是宗族文脉中的“门楣化”。福建南安桃源傅氏自唐代入闽开基，繁衍一千一百余年，至今族人聚居之处门楣上仍铭刻“版筑传芳”“版筑家声”“版筑遗风”。这一实践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的祖先崇拜。门楣铭刻是一种日常化的、空间化的记忆技术：它将傅说符号从典籍文本中抽离出来，安置在每一个家族成员的每日出入之处，使“版筑”从历史典故转化为可感知的身份标识。桃源傅氏以“版筑精神”为宗风，以“忠孝廉节、耕读齐家”为家训，历代人才辈出。傅说在这里不再是思想史讨论的对象，而是一个宗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两条路径合而观之，傅说文脉的延续机制得以显现：精英文本提供符号的“高度”，宗族实践提供符号的“厚度”，二者共同维系了一个圣贤符号在长时段中的可辨识性与可传承性。

六、余论：层累的圣贤与文脉的实质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在没有同时代文字直接印证的情况下，傅说的文化影响力何以可能？上述考察给出的回答是：傅说影响力的根基不在“原初事实”的不可动摇，而在“记忆实践”的持续有效。清华简《傅说之命》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唯一真实的傅说”，而在于它以出土文献的确定性证明了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一个与后世传本不同的《说命》传统，从而使傅说研究得以从“真伪之辨”转向“记忆之辨”。战国简本、孔传本、孟子的征引、庄子的星宿叙事、傅氏宗族的门楣铭刻，都是这一记忆之链上的环节，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将“实干”“举贤”“教学相长”“精工笃行”等价值凝定在同一个名字之上。

傅说的“层累”不是遮蔽真相的累赘，而恰恰是文脉生成的方式。一个文明需要一些足够古老、足够权威、又足够开放的名字，来承载其核心价值在不同时代的再阐释。傅说正是这样一个名字。当代的傅说文化高峰论坛与相关研究著作，延续的仍然是这一古老的机制：将当下的治理关怀、家风建设与文化自信投射到一个殷商圣相的形象之上，使之在每一次回望中获得新的意义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傅说的三千年文脉，本质上是一部华夏文明如何记忆、选择和转化其早期圣贤的微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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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春林，字石，号正中山人，1962年生于江西玉山。中国当代国学大师、书画领军人物、诗人，一级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类）代表性传承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担任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经济中心战略顾问、中央电视台《艺术名家》艺术顾问；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荣誉博士。

艺术领域，傅春林深耕传统文人书画体系，兼擅人物、山水、花鸟与各体书法。傅春林先后斩获法国卢浮宫艺术终身成就奖、美国国际艺术博览会金奖、日本东京都美术大奖赛金奖、卢浮宫卓越奖、安徒生国际艺术奖金奖、威尼斯双年展等多项国际艺术奖项。书画作品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以及海内外多家文博机构收藏，多次作为对外文化交流艺术载体。书画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印度总理莫迪、德国前总统武尔夫、韩国前总理郑世均、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特朗普总统经济核心人物之一怀特先生、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长亨利-鲁瓦耶、英国梵高美术馆馆长利奥·詹森等外国元首及国际友人，得到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