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6月，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接到邓颖超的邀请，前去看望这位一直称作“邓妈妈”的长辈。那时的邓颖超已年近八旬，身体并不算好，却专门叮嘱他：“位置越高，越不能骄傲，更不能离开群众。”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分量却很重。对邓颖超来说，李鹏并不是普通的年轻干部，而是烈士李硕勋的遗孤，是她和周恩来夫妇从战火与颠沛中一路照看、教育长大的孩子。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原籍四川宜宾，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后来投身革命。母亲赵君陶同样出身革命家庭，她的兄长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夫妻二人结婚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聚少离多是生活常态。
1928年10月，李鹏出生在上海。孩子出生时，李硕勋正在外地执行任务，直到半年后才回到家中。短暂团聚之后，他又奉命前往南方开展工作。1931年，李硕勋在海南执行任务时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泄露组织机密，同年9月遇害，年仅28岁。
父亲牺牲时，李鹏只有3岁。赵君陶后来带着孩子回到四川，在艰难环境中教书谋生，同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她工作的地方、亲属居住的院落，都曾承担过秘密联络任务。李鹏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早早接触到离乱、牺牲和责任这些沉重的词语。
抗战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赵君陶母子的处境后，设法将他们接到重庆。李鹏被安排到育才学校学习，生活上则得到周恩来夫妇的照料。周恩来对孩子要求严格，连坐姿也要纠正。
“背要挺直，写字不能趴着。”
一句提醒，常常重复许多遍。邓颖超则更细心，关注他的身体和饮食。李鹏在延安参加劳动时一度累病，邓颖超把组织上供应给自己的牛奶拿给他喝。那种关爱，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一顿饭、一床被子和一次次叮嘱里。
皖南事变后，形势趋于紧张，李鹏等烈士子女被送往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后来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李鹏专程去见他们。多年相处形成的感情，使他始终把周恩来看作父亲，把邓颖超看作母亲。
解放战争时期，李鹏走上工作岗位，逐渐接受实际锻炼。1948年9月，他赴苏联学习水电专业，1955年回国后没有留在条件优越的地方，而是进入基层电力单位。从丰满发电厂到阜新发电厂，他同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积累了扎实的生产经验。
这段经历对他后来负责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项目，有着直接影响。技术人员看重他的专业态度，工人也愿意同他打交道。李鹏并非一开始就站在高位，而是在电力系统摸爬滚打多年，逐步熟悉了发电、输电和煤炭供应之间的复杂关系。
1979年4月，李鹏调任电力工业部领导岗位，开始更多参与全国电力建设。面对能源紧张和交通制约，他重视水电、火电以及煤炭基地的协同布局，也推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983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分管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工作压力明显增加。
邓颖超的提醒，正是在这个节点说出的。她并没有谈空泛的大道理，只抓住“骄傲”和“脱离群众”两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职务变化会带来新的视野，也可能带来距离感；掌握的权力越大，越需要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这是她一生革命经历留下的判断。
1985年9月，李鹏在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七五”计划有关工作时，他把能源和交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推动煤炭生产、运输与电力建设相互衔接。1988年4月，他出任国务院总理。
职务不断变化，邓颖超的称呼和态度却没有变化。她仍把李鹏当作孩子一样提醒，李鹏也一直保持着探望和照料的习惯。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曾前往悼念；此后多年，只要工作允许，便会去看望邓颖超。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临近生命终点时，她仍惦记着这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孩子。李鹏后来回忆与邓颖超相处的往事，谈得最多的不是职位，而是那句简单而严厉的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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