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年的“脏唐臭汉”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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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盛世背后，那些被史书记下的开放与荒唐

提起中国古代王朝，汉朝与唐朝，永远是很多国人心中的两大巅峰。强汉，北击匈奴、凿空西域，奠定华夏民族的底气；盛唐，万国来朝、诗酒风流，开放包容，文化光芒辐射整个东亚。一个雄健厚重，一个恢弘绚烂，在正史的叙事里，它们是值得后世反复仰望的黄金时代。

但民间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一句听起来颇为刺耳的老话——脏唐臭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都会心生疑惑：开创盛世、威名远扬的汉唐，怎么会被扣上这样一个难堪的标签？难道汉唐真的处处污秽不堪？

这句话并不是说汉朝、唐朝的环境卫生差，也不是笼统地否定两个王朝的历史功绩。所谓“脏”与“臭”，核心指向的，是汉唐时期上层社会，尤其是皇室贵族之间，不拘礼法、突破后世儒家伦理纲常的婚恋关系、私生活风气。这个评价，不是汉唐当时人的看法，而是宋明理学兴盛之后，后世文人站在严格的礼教视角，回头审视汉唐历史，得出的批判式总结。

很多人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觉得“脏唐臭汉”就是抹黑汉唐，无视时代背景，用明清的标准苛责古人；另一部分人，又拿着这句话大肆放大皇室丑闻，把整个王朝都描绘成荒淫无度的时代。想要读懂这句俗语，就要分开读懂“臭汉”与“脏唐”，看清时代风俗、思想底色，分清皇室贵族的特例，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同时搞懂：为什么偏偏是汉唐，会得到这样一句评价，而不是宋、明、清？

一、先说“臭汉”：儒学尚未锁死人性，从皇室开始，婚恋伦理格外宽松

汉朝分为西汉与东汉，立国四百余年。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登上官方正统的位置。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关键事实：西汉的儒家，和宋明时期严苛束缚人欲、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根本不是一回事。

汉代儒学，重在讲君臣大义、礼乐教化，用来巩固大一统王朝秩序。对于男女之防、婚姻贞洁、亲属之间的伦理边界，约束力度非常有限。先秦遗留下来的古风依然浓厚，再加上汉朝皇室本身出身草根，刘邦起于布衣，没有先秦贵族层层传承的繁文缛节，皇室内部的婚姻、情爱选择，常常跳出后世的伦理框架，这些记载，就是“臭汉”说法最早的来源。

先从西汉皇室一桩非常出名的事情说起：汉惠帝刘盈，是刘邦和吕后的儿子。吕后为了牢牢把控皇权，巩固吕氏外戚的势力，竟然做主，让汉惠帝迎娶自己的亲外甥女，也就是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舅舅娶外甥女，在后世看来，属于典型的近亲婚配，完全违背人伦。这件婚事，是吕后一手强行安排，汉惠帝内心十分抗拒，始终没有和张嫣真正成为夫妻，但这段婚姻白纸黑字记录在《史记》《汉书》当中，成为后世诟病汉朝皇室伦理的一大例证。

除了近亲婚配，汉朝皇室中，寡居女性改嫁、皇室女子主动追求情爱、收纳继妻、姊妹同嫁一夫的现象，层出不穷。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最早是魏王豹的妻子，魏王豹兵败之后，才被刘邦纳入后宫；汉景帝的王皇后，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生母王娡，在入宫之前，早就已经嫁给普通农户金王孙，并且生下过一个女儿。是她的母亲听了相士之言，强行把她从夫家带走，送入太子刘启的府中，后来一步步成为皇后。

放到宋朝、明朝，一个生过孩子的二婚女子，想要进入皇宫，最后登上皇后之位，几乎是天方夜谭。可在西汉，这件事实实在在发生了，而且没有人觉得是天大的丑闻。汉武帝登基之后，还主动寻找自己同母异父的姐姐，接到宫中封赏，坦然接纳这段过往。

而在诸侯王、贵族群体之中，突破伦理的事情就更多了。《汉书》当中，记录了不少藩王乱伦的案例，有的和父亲的姬妾私通，有的和兄弟的妻子往来。其中广川王刘去，荒淫暴虐，私生活混乱，在史书上留下大量记载。当然我们要客观区分：这些是藩王个人的恶行，并不是整个汉朝社会的常态，但是皇室、高层贵族接连爆出这类事件，给后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还有一点，汉朝对于女性改嫁，整体持包容态度。上至公主，下至平民妇人，丈夫去世之后，女子改嫁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不需要守节终身。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先后嫁了三次，第一任丈夫平阳侯曹寿病逝，改嫁夏侯颇，夏侯颇获罪自尽之后，平阳公主又嫁给了战功赫赫的卫青。公主三嫁，朝堂上下没有人指责她失节，汉武帝本人还十分支持姐姐的选择。

这种风气，和后世宋明形成鲜明对比。宋明理学普及之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深入人心，鼓励寡妇守节，甚至修建贞节牌坊。当后世的儒生拿着这套标准回头看汉朝，公主多次改嫁、二婚女子可以封后、皇室内部屡有违背后世伦理的婚配，自然就觉得风气污浊，把它概括成一个“臭”字。

但我们也要清醒：“臭汉”的“臭”，仅仅集中在上层贵族圈层。汉代底层老百姓的家庭生活，依旧是安稳朴素的，男耕女织，遵循朴素的家庭秩序。而且汉朝儒家虽然礼教宽松，也有法律约束，严重的乱伦行为在当时同样属于重罪，一旦揭发，会被治罪、削除封国。只是社会风气的包容度，远远高于后世。

另外，汉代还有一个特色：男风在上层贵族之间并不罕见。从帝王到贵族，不少人有男宠，《史记》专门写《佞幸列传》，记载了汉文帝和邓通、汉哀帝和董贤“断袖”的典故。这个典故流传极广，也是后世文人诟病汉朝风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汉代，这属于上层小众的风气，不算触犯律法，但在礼教森严的后世，被当成伤风败俗的典型，进一步加深了“臭汉”这个印象。

总而言之，所谓臭汉，本质就是：先秦古风残留，儒家礼教约束尚浅，贞洁观念淡薄，皇室贵族的婚恋、两性关系自由度很高，很多行为不符合宋明之后的礼教标准。

二、再看“脏唐”：开放达到顶峰，胡汉交融之下，伦理边界进一步松动

如果说汉朝只是礼教还没收紧，那么唐朝，就是把这种开放风气推向了顶峰，所以“脏唐”的名气，比“臭汉”还要更大，流传更广。

唐朝皇室本身就有鲜卑血统。李唐先祖长期生活在北方，和鲜卑等游牧民族深度杂居。游牧民族的习俗，和中原农耕文明完全不同。草原游牧族群长期流行“收继婚”：父亲去世之后，儿子可以收纳没有血缘的后母；兄长离世，弟弟可以迎娶嫂子。这套习俗，在草原上是为了保护部落的人口、财产不流失，是生存环境催生的风俗。

李唐皇室自带胡族风俗底色，再加上大唐国力鼎盛，万国来朝，整个社会自信、包容，不喜欢用严苛的礼教束缚人性。唐朝女性地位，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高点之一。女性可以读书、骑马、出游、打马球，不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贵族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提出和离，丈夫去世之后改嫁非常普遍。社会大环境如此，皇室自然更加不受拘束，一桩桩在后世看来惊世骇俗的故事，都发生在大唐皇宫之中。

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这一段。武则天最初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属于太宗的后宫嫔妃。李世民驾崩之后，武则天按照惯例入感业寺为尼，后来唐高宗李治把她接入宫中，一步步封为皇后。简单来说，儿子迎娶父亲的才人。这件事，在草原收继婚习俗当中不算稀奇，但是在中原传统儒家伦理里，属于典型的“烝报”，是严重违背伦理的行为。李治为了堵住朝臣的嘴，还专门找理由来合理化这件事，可这件事，永远留在史书里，成为“脏唐”最核心的标签。

而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在玄武门之变，诛杀自己的弟弟李元吉之后，直接把李元吉的妻子杨氏纳入后宫，十分宠爱。弟弟的遗孀，变成兄长的妃嫔，这在宋明儒生眼中，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事情。

再到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家喻户晓。杨玉环，本来是唐玄宗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唐玄宗看中杨玉环的美貌，先安排杨玉环出家，解除她和寿王的婚姻关系，再把她接入皇宫，册封为贵妃。公公娶儿媳，也就是后世常说的杨贵妃的故事。《长恨歌》写得缠绵悱恻，歌颂爱情，可剥离文学滤镜，站在后世礼教视角，这件事同样是突破伦理底线的。

短短初唐到盛唐，接连出现太宗纳弟媳、高宗纳父妾、玄宗纳儿媳三桩大事，全部出自最高统治者皇室，冲击力可想而知。除了帝王，唐朝公主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唐朝公主改嫁、多次改嫁是常态。根据史料统计，唐代记载在册的公主里，有接近三成有改嫁记录，部分公主甚至三嫁、四嫁。

其中安乐公主，唐中宗李显之女，私生活张扬；太平公主，一生两次出嫁，第二段婚姻嫁给武攸暨，在府中蓄养男宠，还把自己中意的男宠张昌宗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本人，登基称帝之后，公开设立男宠，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都是史书记载的人物。女皇公开拥有男宠，这件事，在整个古代王朝里独一份，在后世礼教文人笔下，自然是大书特书的“污点”。

皇室之外，士大夫阶层、贵族圈子，风气同样开放。男女之间的交往限制很少，宴饮聚会，男女可以同席。很多文人的诗词，也大胆描摹情爱。但是我们依然要区分：这些突破伦理、私生活张扬的案例，绝大多数集中在皇室、王公贵族、上层权贵。普通的平民百姓，依旧遵循常规的婚姻秩序，小农家庭，讲究安稳度日，并没有遍地所谓的荒淫乱象。

很多人容易产生一个巨大误区：以为整个唐朝全社会都伦理混乱。事实并不是。唐朝律法本身，对于内乱、通奸等行为，同样设置了很重的刑罚。只是上层受胡俗影响深，加上皇权至高无上，帝王、权贵常常凌驾在世俗礼教之上，做出律法和礼教难以约束的事情。上层的故事自带传播度，史书、笔记、传奇小说反复记录，千年下来，就固化成了“脏唐”的印象。

三、“脏唐臭汉”这个说法，是谁总结出来的？为什么宋明之后才流行？

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汉唐当时就有的评价，其实完全不是。

翻阅《史记》《汉书》《后汉书》新旧《唐书》，汉唐时期的文人、史官，会批判个别帝王、诸侯王的荒淫，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脏唐臭汉”这个固定俗语。这个说法，成型时间很晚，主流观点认为，它来自明清时期的民间俗文学、文人笔记，在理学大行其道之后慢慢流传开来。

宋代，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唐末五代战乱不休，伦理秩序崩坏，北宋大儒开始重新重塑儒家思想。到了南宋，程朱理学诞生，开始严格区分天理与人欲，强调三纲五常，严格界定男女大防，推崇贞节，贬低人欲。

理学的价值观，在宋代慢慢影响士大夫，在明朝被官方大力推崇，变成全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尺。在这套标尺之下，女子要守贞，寡妇不能改嫁，亲属之间的婚姻禁忌被无限放大。宋明文人拿着这套严苛的道德标尺回头回看汉唐历史：汉朝二婚女子封皇后、公主多次改嫁；唐朝儿子纳父妾、公公娶儿媳、女皇养男宠、公主蓄面首，一桩桩全部踩在理学的道德红线上。

在他们眼里，汉唐上层的风气，就是污秽不堪，于是总结出“脏唐臭汉”四个字。这句评价，不是严谨史学论断，是带有强烈道德批判色彩的民间概括，经常出现在评书、小说、文人闲谈之中，在民间代代传播。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同样有开放风气的魏晋，为什么没有类似标签？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也有不少风流故事，但是魏晋没有汉唐这样大一统、延续数百年的皇室，连续不断、极具冲击力的皇室伦理事件远没有汉唐集中，所以没有形成一句同等分量的俗语。

四、辩证看待：不能用一句话，否定两个伟大王朝

读到这里，很多人会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拿着“脏唐臭汉”全盘抹黑汉唐，把盛世简化成荒淫的代名词；另一部分人，极力否认这些史料记载，觉得是后世儒生故意抹黑汉唐皇室。两种看法，都不够客观。

第一，史书上这些皇室故事，基本不是后世编造，是正史、唐代笔记、出土史料相互印证的史实，无法强行抹去。汉唐上层贵族，婚恋伦理的边界，确实比宋明宽松得多，游牧风俗的影响清晰可见。

第二，特例不等于全貌。不管是汉朝还是唐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依旧是一夫一妻为主，家庭结构稳定，遵守朴素的人伦。皇室、权贵是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他们掌握最高权力，才有条件做出这些突破世俗的选择，不能把皇室的行为，等同于整个社会的普遍风气。

第三，时代标准不能跨时空套用。用明清理学的贞洁观、伦理观，去评判两千年前、一千多年前的汉代、唐代，本身就有时代错位的问题。汉朝距离周礼崩坏的春秋战国不远，唐朝深度融合北方游牧文明，他们的伦理观念，本就和宋明不一样。在当时，很多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婚配方式，有其风俗来源，并不被当时所有人当成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换一个角度看，这份在后世眼里“脏乱”的开放，恰恰也是汉唐生命力的来源。汉朝不压抑女性改嫁，人才选拔不拘一格；唐朝包容胡汉，不压抑人性，女性拥有更多空间，文化、艺术、诗歌蓬勃生长。一个社会，如果礼教过度紧绷，人性处处被束缚，往往也容易走向保守、封闭。宋朝之后礼教收紧，文化精致，却少了汉唐那种雄浑、开阔、自信的气象。

当然，包容不等于赞美。哪怕放在汉唐当时的时代，严重的乱伦、权贵的荒淫奢靡，同样会被当时正直的士大夫批判。很多朝臣曾经拼死劝谏帝王，反对这些违背中原传统伦理的行为。也就是说，汉唐本身，也存在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中原传统儒家礼教，和草原游牧风俗，一直在拉扯。

五、结语：一句民间俗语，藏着古代伦理三千年的变迁

“脏唐臭汉”，短短四个字，不是一个历史定论，更不是汉唐王朝的完整标签。它是宋明理学时代，后人站在自己的道德立场上，回望汉唐皇室轶事，留下的一句带有偏见的民间评语。

“臭汉”，是儒学初立，礼教未密，先秦古风尚存，改嫁自由、男风流传，皇室多有突破后世伦理的婚配；“脏唐”，是李唐自带胡族血脉，收继婚习俗残留，加上盛世开放自信，皇室接连上演一桩桩在后世看来惊世骇俗的情爱故事，公主、女皇的故事不断放大这种印象。

我们读懂这句话，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去猎奇皇室的风流丑闻，而是看懂中国古代伦理观念的演变脉络：从先秦到汉唐，礼教宽松，人欲有空间；两宋之后，理学兴起，纲常收紧，贞节枷锁慢慢套在全社会身上。

强汉开拓疆土，塑造汉民族的根基；盛唐兼容并蓄，铸就中华文明最绚烂的篇章。它们的伟大，来自国力、文化、胸襟，不会因为皇室贵族的私生活瑕疵被抹去；而那些史书里留下的一桩桩伦理轶事，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不必刻意遮掩，也不必拿着一句俗语，以偏概全，否定整个时代。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非黑即白的。汉唐既有封狼居胥、万国来朝的万丈荣光，也有贵族圈层挣脱礼教、在后世看来惊世骇俗的一面。荣光与瑕疵，共同拼凑出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大汉与盛唐。而一句流传百年的“脏唐臭汉”，本质上，只是后世礼教视角下，一次充满时代局限的评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