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好人物传记，是因为大部分人缺少一种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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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什么要读人物传记

我们愿意读人物传记而不是《故事会》或《知音》，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当下的生活，而且是我们心有所感、却始终没人替我们写出来的生活。

2024年9月27日，伦敦科陶德美术馆展出了《莫奈与伦敦：泰晤士河风景》。这批画时隔120年，头一回来到伦敦。莫奈当年没办成的展，后人替他办了。

1899-1901年，莫奈连续三个冬天住进萨沃伊饭店，对着泰晤士河起稿了百余块画布。三年后，他在巴黎迪朗-吕埃尔画廊展出其中三十七幅《泰晤士河风景》，引发轰动。

起初，观众以为画家存心标新立异。可当他们来到泰晤士河对岸圣托马斯医院的露台，看到的伦敦的天空确实是红的。

原来，当时的伦敦是工业煤烟熏出来的"雾都"。煤烟混着硫化物的颗粒物，改变了光线散射，使得大雾呈现出砖红、紫红、橘红。

莫奈专挑大雾天写生，他画笔下的伦敦，有着奇幻的光线与鲜艳的雾气，以及永远都是红色的天空。他对此解释说：

没有雾，伦敦就不美，是雾赋予这座城市恢宏的气质。

（“莫奈与伦敦”的画展通告，图中是《国会大厦》）

一百多年后，伦敦的天空当然不再是砖红色。但再没人能否认：

至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天空曾经是红的。

天空本该是蓝的，实际却是红的；正如我们的生活，本不应该是传记作者笔下的奇幻样子，可实际上，它正是作家笔下的那个样子。

莫奈用画笔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诡异模样。我觉得文字也该起到同样的效果，这就是我理解中人物传记应有的样子，也是传记本该具有的价值。

可今天我们读到的传记、特稿，大多丢了这份初心。它们开头一个金句，中间一段苦难，结尾一次升华，主人公从头到尾不说一句人话。

按王小波《我的舅舅》里的说法，这类作者特别喜欢在文末替人物、替时代做个总结，有时还会因报道的受重视程度，擅自添加感慨段、抒情段，甚至还有第二抒情段。

这样的人物传记味同嚼蜡，只剩"意义"。

试问，长期和这些虫豸作品厮混，怎么欣赏到人物传记的美感？

可喜可贺的是，我过了被迫读这种东西的年纪了；乐极生悲的是，有回客户主动提出，要照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路子写个特稿，我找来全文反复阅读，眼泪像兰州拉面一样汩汩而出。

所以你看，从小到大读这种东西，大多让我遭罪，还要被教育"你行你上"，情何以堪呐。

后来我想通了，既然遭罪的是我，还被认为不懂欣赏美，那还不如我亲自写。

毕竟俗话都说了，不听蝲蝲蛄叫，还不让种地了？

你大概觉得我这想法别有用心。其实我是想说清一件事：

传记作品越来越不好看，除了外来的教化要求，最要命的一点是，写作者缺少一种核心能力，就是对这个世界，缺少一套基本的认知体系和审美体系。

所谓认知体系，是你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转的一套自洽判断；所谓审美体系，是你对"好坏"的价值判断。前者决定你能不能看出问题，后者决定你写出来的像不像人话。

不瞒你说，长期以来，传记类作品越来越式微，就是因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多数都缺少这种基本能力。

② 你把人当什么看

人物传记成败的关键在角度，它解决"为什么写"。可琢磨角度之前，你得先回答：

内心深处，你打算把他（她）当什么看？

这听起来像个道德问题，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例如在英国“大狂欢”期间，休谟那一代人坚信君权神授，国王的权威是历史固有、秩序和传统。这是一种史观，也是一种世界观，它妙就妙在"自古以来"和"无法证伪"。

另一派人则支持《排斥法案》，反对詹姆士二世继位、推崇议会权力，于是需要新史观撑腰，这便是辉格史观。

1827年哈兰写出《英国宪政史》，说英国自古就有"主权在民"的不成文宪法，所以才有1688年光荣革命，这也是革命发生在英国、不在别处的原因。

相比起哈兰的神神叨叨，麦考莱说得更直白、更自信：

所有辉格派史家都想证明过去的政府近乎共和，所有托利派史家都想证明过去的政府近乎专制。他们的共同做法是站在今天回头剪裁昨天，把历史写成一条通往自己时代的进步线。

直到1931年，巴特菲尔德写《历史的辉格解释》，专治“先有儿子后有爹”的史学毛病。

他说写历史的人容易患一种心智习惯，以今天的价值为标尺，把人分成"促进进步"和"阻碍进步"两个阵营，逐一审判。这种史观延续下去，必然使得一切历史都为今日的制度铺路，凡促成今日结果的就是进步，反之就是反动。

一旦预设了“历史必然走向今日”的三观，你就会自动筛选史料，放大符合这条线的事实，淡化、删掉、丑化偏离这条线的事实。所以巴特菲尔德说：

辉格史观看起来是在过去中发现今天，其实是把今天投影回过去。

跟它沾亲带故的，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此人1840年做了六场演讲，后来出版成《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说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

你若真信这套，人物传记会变成宿命论：结构、制度、时机、运气统统退下，一切后果都归到个人之前拥有的品质，成功者必有美德，失败者必有缺陷，性格即命运…写到最后，人物已经不是实实在在的人，成为了结论的注脚。

说个笑话，2005年陈凯歌的《无极》上映，骂声一片。因为片中打生打死的男主角倾覆命运，竟然源自被女主骗取一个馒头造成的心理创伤。

换成群众史观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人物只是时代必然性的执行者。这话本身没错，但简化了条件，推演下去麻烦不小。

例如个体的能动性与责任都被取消了，没有牛顿也会有马顿和驴顿，换谁都一样，人的奋斗、灵感、挣扎，以及后果、影响、评价统统不成立。

更麻烦的是，群众史观附赠一个结论：凡是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都是合理的——这就不是在解释历史，是在为结果辩护。

打个比方，恐龙在陆地称霸约1亿年，是演化上的大赢家，你总不能因为6600 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地球，反推哺乳动物比恐龙更成功吧？

总之，你有什么样的史观，意味着你以什么样的世界观看待历史和人物。史观从来不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在一个人身上的映射。

你认同英雄史观，就得接受"成功者必有美德"；认同群众史观，就得接受"个体挣扎毫无意义"。至于辉格史观，它并未被抛弃，义务教育课本仍倚重它简明清晰的进步主线和道德感召力，天然适配教育懵懂幼童。

问题是，按西方教育理念，义务教育之后还有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但在东大，这一切被简化了，许多人对历史的认识，永远凝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那一刻。

从结果看，今天专业史学的主流是语境主义，即放弃用当下标尺审判古人，不预设历史奔向今日，而是优先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框架里，理解人物的选择、冲突与偶然性。

换而言之，主流史学开始接纳多条并行，承认历史会因为人物的抉择走向另一条路，不再把进步当成历史写好的剧本。

1793 年，独立后的美国决定统一各州度量衡，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向法国求助，后者派约瑟夫·唐贝携带公制的砝码与尺子出访，却不幸被加勒比海盗劫杀。一直没有等来法国使者的美国当局，不得不以英制作为北美标准。

我们不能肯定法国使者顺利到达后，美国是不是会顺利推行公制，但有了这个意外，美国确实不可能有推行公制的机会，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陈列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博物馆的千克砝码，据说是海盗的遗物）

这也是我写人物传记严格遵循的原则：有传记的人多少有点过人之处，我既不把他们的成功简单归为美德，也不根据日后命运否定其早年努力。我希望站在他当初所处的时代，去判定他的彷徨和选择，为他抉择后的命运而唏嘘。

人物传记最动人的，恰恰是他们不被决定的那一点，也就是在特定的制度结构与周边环境下，这个人到底有多少自主的余地，他发挥了什么样的主观能动性，为此付了什么代价？

想清楚“你把历史人物当什么“，你才有信息去谈写作角度与技法，人物落笔才有了着落。

③ 怎么找到有趣的角度

中国传统史学有几个描绘历史人物的路径：《史记》以人物承载历史；《新五代史》以义例预设道德标签，用于裁断人物；《资治通鉴》重礼制名分，将制度危机归于个人…

其实我更喜欢《世说新语》，它算不上史书，不追求完整的事件因果，却仅用只言片语就捕捉了人物的风骨。例如它描述“简傲”：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 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意思是说，桓冲提醒王徽之入职已久，该打理公务了，子猷拿笏板支着脸颊，说西山清晨过来，颇有清爽之气。

三言两语间，“身在官署、心向山林”的人设深入人心矣。因此我很赞同鲁迅对这本书的评价：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去寻找刻画人物的别致角度和事例呢？

第一个办法，是掌握别人不知道的资料，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济学里"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讲的都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系统性偏误，历史叙事里绝大多数冤案，其实都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

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面世后，谁都知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要怪死守纸面命令、没能驰援的老将军格鲁希。可如果让你重写这段历史，珠玉在前，怎么动笔？

我不会照抄。但会引用茨威格，去探讨另一个问题：

那天下午，为什么是格鲁希成了预备队总指挥？

真相很简单，从1796年意大利战役算起，法军打了二十年，一代能打的军官被一茬茬填进战线。到1815年，老近卫军还在，中高级军官已经稀缺。

于是问题变成了：

为什么近卫军没能成为人才涌现的大熔炉？

茨威格把拿皇的倾覆归为格鲁希"决定性的一分钟"，这是典型的英雄式叙事，它高度仰仗统帅的个人天才：拿破仑以敏锐的战场直觉调配步骑炮协同，近卫军是他决胜时刻才肯抛出的王牌。

但发挥这套战术的前提是精通数学（炮兵用三角函数，兵种配合用运筹学），还要求中高级军官有高等教育素质。拿破仑本人在布里埃纳皇家军校读五年，再从巴黎皇家军校炮兵科毕业，是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可当时的法国，不具备量产知识分子的条件。

所以拿破仑兵锋指处，所向披靡，但他的军队指挥体系越来越弱，以至于酿成大祸。

吊诡的是，解法这个问题的，是法国的敌人普鲁士。

1806年耶拿之战，普军惨败。沙恩霍斯特总结说，军队的指挥不能只靠统帅一人。

1808年，普鲁士实施双线改革。文教上，洪堡改革建成"义务教育+文科中学"的体系，为军校输送有基础的军官候选人；军事上，设总参谋部和柏林军事学院（克劳塞维茨任教官，后升校长），批量生产能独立研判、协同决策的军官。

滑铁卢战役中，这套制度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决战前，拿破仑在林尼赢得了最后一场大胜，普军统帅布吕歇尔受伤，换别国军队多半混乱溃散了，但普军却在参谋部的领导下，绕回去与英军会合，这才有了滑铁卢的夹击。

一支军队主帅倒下还能照常运转，靠的是制度而非天才的闪光。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描述，就能谈到义务教育的出现、意义与边界：把"天才偶然出现"变成"人才稳定供给"的叙事。

这样的滑铁卢故事，是不是值得一看？

（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得知普军已赶到战场，下达了开战指令）

第二个办法，是找出区别于现代常识的背景，把历史人物的反常行为合理化。

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战，宋襄公一跃成为"妇人之仁"的代言人，被嘲笑几千年。《左传》说宋军已列阵，宋襄公不许半渡击之，非得等楚军过了河、列好阵，宋军才出战，结果大败。

问题来了，宋襄公为何如此死板？

因为春秋时期，战争是贵族们的事。作战的人彼此有血缘、有姻亲，是跨国的“贵族共同体”——今年你在战场上扶我一把，明年我在会盟时还你一个面子，在这种情景中，"谁还没有个落马的时候呢？"

何况宋国相对楚国更加弱小，宋襄公今天坏了道上的规矩，侥幸取胜，可若是下次被击败了，楚王还会和你讲优待败者的规矩吗？

有人觉得这个推断太市侩，万一宋襄公天生厚道呢？

苏东坡在《宋襄公论》里说，襄公凌虐小国，杀鄫子祭神，这是桀纣都不肯干的事；大战时却讲"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可笑之甚。

可见，宋襄公的仁义是选择性的，只对他的同类讲。

有意思的是，宋襄公兵败身死，宋国退出争霸，于情于理，他都不是春秋时期的实权霸主，但公羊家、司马迁却仍把他列进春秋五霸。这本身也是一种辉格式筛选，优先挑符合儒家道义标准的人，不以成败论英雄。

这就是我不认为宋襄公是迂腐蠢蛋的理由。他处于尚未完全"礼崩乐坏"的春秋中期，仁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品行，而是一种可兑现的人情资产。至于何时兑现，取决于他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这个判断，才值得写进人物传记里去。

我们还能引申，正面讨论数千年前社交网络何以起作用，讨论血缘和阶级如何超越"诸侯国"成为最高利益共同体；反过来，这段历史正是门阀的起源，也证明了国家和民族是被建构的后天属性。

这样的叙事角度，宋襄公的故事是不是更带感了？

（春秋时期，诸侯们的朋友圈）

既然能多角度解构人物，传记的高低又体现在哪？这涉及到立意。

立意的高下，就看你把它和你观察到的现代社会问题，关联起来了没有。至于当事人的行为与决策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大仲马有两句话很有名。一句是在小仲马的《茶花女》大获成功后，大仲马一改往日的冷漠，迅速给这位私生子发电报说：

儿子，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据说有人讥讽他势利，说他在否认自身的历史。结果就有了第二句名言：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

这两句合起来，道出了当代传记作家的任务，也是传记卖不卖座、有没有共鸣的关键。

你以为传记作家的任务是忠实反映历史、公允点评主人公？这种美德是史官和历史学家该干的。

所有报告文学、所有人物特稿，本质上都是反映当前时代问题的楔子，是通过作者的内心与笔端，呈现其对时代问题的最新看法。

有读者说喜欢看易会满、黄奇帆的成长经历。他们在乎历史细节（上山下乡时有没有招工，中专生在校能不能读电大夜校），但他们更在意的是，通过这些真实细节，去验证那个时代存在普通人的历史性机遇，并慨叹近年来上升通道、口口固化、路径依赖…发出"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迷思。

也因此，你要真想了解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就该去看史料、做研究、做考证，别指望从碎片化知识里捡现成答案——从前报告文学如此，现在的媒体和自媒体亦如此。

可惜对大多数人来说，掌握知识的过程相当痛苦，但这没有第二条路。你想舒舒服服一睹历史的全貌、甚至成为专家，那是你在想peach。

④ 语言的力量

同样的历史人物、同样的角度和立意，有人写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令人心向往之；有人写"你身上的月饼，比天上月亮更白，甜过了蜜糖"，相当让人下头。

所以精彩的传记作品，必须发挥语言的力量。

落到语言上，我忍不住要讲点文学史。

《包法利夫人》以后，写普通人成了文学作品中的正经事，之前主流文学都围绕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缺少"把真正的普通人当成主角的自觉性“。

福楼拜改变了这个传统。它的意义在于：

主角是普通人，就具备大多数人可能具有的那些特质，文学作品才有了思索人性的可能。

所以你看近现代经典文学作品，常花大量笔墨写毫不相干的景色。

《红与黑》写的是野心勃勃的凡人，开头却用大段文字写一座小城镇，因为司汤达要以"严酷的真实"带动读者情绪，让大家明白于连为何不甘小城镇的平凡，为了野心不惜飞蛾扑火。

这种古典写法我依然用。例如写少年易会满，我先不写人，从他置身的那座封闭而野心勃勃的小城下笔。说到苍南的村落城镇顺着山坡滩涂铺展，陆地尽头就是海，浪声日夜不绝。

你穿越成那时的易会满，也得想着逃离原生环境。

（1980年的浙江银行学校，一年后，易会满从苍南考入）

这类写法易于模仿，所以一直受欢迎。也正因为太受欢迎，短期内就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路走到了头，让后来者很为难。

正如唐诗把格律诗推到极致，后人不得的转为宋词。二十世纪作家必须推陈出新，于是就有了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有了乔伊斯从《都柏林人》到《尤利西斯》的内心独白。

意识流不再沿外部事件线性叙事，常以固定现实场景为锚点，任记忆、感官、联想在当下与往昔间穿梭。它把作者的旁白藏起来，重心放在人物的内在感受。

二十多年前，我构思过一篇类似《百年孤独》的小说，以河为固定场景，写祖孙四代在激荡百年间的故事。

故事的锚点是河边沙洲的一块石头，当年"打开天京发洋财"的湘军返乡，为便于过船炸开河道，崩出的这块小石头。小石头不说话，待在沙洲上，目睹军阀混战，目睹日军路过，目睹解放后带队的弟弟枪决黄埔毕业的兄长。

枪声一响，视线从石头转移到哥哥无力的双眼，他看见蓝色天空，思绪却飞得更远：同一片天空下，数十年后会有什么人做什么事？

这些写法，自然比"时间+事件"的线性叙事好看一些。

事实上，类似手法被大量借鉴，已成欧美深度报道和特稿的标准写法，只是被用得早、用得成熟。

传记作者学习、模仿精品，一点不丢脸；一直躺舒适区当二道贩子、靠信息差写文章，那才叫丢人。

既然脱胎于"华尔街体"和《哈佛非虚构写作课》的南方周末记者名噪一时，还推出"非虚构写作"的课程。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临摹《体育画报》，再加一点文学性写法呢？

这逻辑，太丝滑了。

1954年《体育画报》创刊，对标《纽约客》，号称是美国体育非虚构的殿堂。

2014年该刊推出"SI60"，选取创刊60年来最伟大的60篇特稿，其共同点是跳出比赛胜负，借运动员故事触碰时代困境，把体育嵌入到种族、阶层、社会创伤、时代矛盾。

SI60克制地使用文学化非虚构，拒绝廉价英雄赞歌，兼顾戏剧性与道德追问，是公认为刻画美国体育人物的天花板。

我接触SI60其实更早。

1995年3月，乔丹一句"I'm back"宣告篮球史最伟大复出。年底SI刊发Alexander Wolff《记住迈克尔·乔丹宣告王者归来的那一夜》，引爆体育媒体圈。

那时互联网还不普及，我是1996年夏天才看到的翻译文章，被MJ复出后首次训练的白描故事惊呆了：

长达1.2万字的原文里，类似的桥段信手拈来，Wolff通过极简文字，让读者从一件件琐事里看见乔丹的风格：偏执、冷酷、天生为胜利和聚光灯而生。

奇妙的是，Wolff全文从未评价乔丹，更没用"残忍"、"侵略性"这类形容词，你却能体会到一切。

上大学后，我又陆续读了Frank Deford的《指环王》、《猎兔人》，重新认识了孤独的王者比尔·拉塞尔、矛盾的教练鲍比·奈特。

例如《猎兔人》开篇，描写的是铁血教练鲍比・奈特的容貌困扰：

人们很难注意到，鲍比脸上有酒窝。有酒窝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到鲍比这儿就很违和，破坏了“球场暴君”的严肃性… 鲍比的酒窝只有一个，想象那个画面：大家穿着新年宝宝似的衣服排队，上帝在那头发酒窝。他只领到左边那个，然后大怒： “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 助理教练（也是他的儿子）小鲍比听见他的抱怨，触电般往后一躲。

你很难想象，这么先锋、优美的文章，竟然发表于1981年1月。它们具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1，不用概括性导语，以场景开篇，直接把读者扔进现场；

2，不神化英雄，刻意描述人物内在的矛盾与人格缺陷；

3，向内挖掘人物心理，追问"成功或失败的前后，这个人内心发生了什么"；

4，让个人命运嵌进时代背景，把大时代的沉重压在成功的个体身上；

5，作者全程保持隐身与克制，不下直接评判结论，让事实、细节、对话…反映作者的观念；

6，设置"命运式伏笔"，前后呼应，形成宿命感的叙事；

7，结尾留有余味，不强行升华。

所以我早已为《体育画报》的人物特稿沦陷，回过头就看不惯国内的传记文章。

我还早早意识到：即使没有采编权、没有第一手独家资料，也能写出优秀的人物传记。前提是你得先想清楚，要说什么，怎么选角度，怎么用技法。

（《体育画报》，1981年第1期）

最后说说我自己。

有差不多20年，我没有写过自由的文字，我荒废了自己。

可人到中年，我越来越明白一个浅显道理：有点理想的人，才会为写不好而痛苦。

于是我重新拿笔，断断续续写了五年。

我写的人物故事有人愿意看，不是因为我掌握多少独门资料，也不是文笔多优秀，更不是因为我只擅长这个，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有一套还算完整自洽的认知体系，还有一点点靠自学和思考换来的审美标准。

对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

而这一点点偶然的优势，竟是多数人不具备的。

我目睹了太多人离开学校后不愿学习、拒绝思考，在流量和算法冲击下默认"流行的就是美"。

我拒绝这样。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说，多亏了查良铮、王道乾等人的教诲，他才成为一个在文学上有廉耻的人。他还说，不把译笔和中国文学的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不公道。

我离王小波的文学地位差得远，但也要鼓起勇气，把对人物传记的理解写出来，因为道理都差不多：

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吾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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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Oct 2026

文字的价值，在于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