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关过方志敏禁闭，后来变节，建国后想当官，最终进了牢房

1931年前后，赣东北苏区的干部会议上，方志敏和邵式平没有想到，自己一手创建的根据地，竟会因一名中央代表的到来，陷入持续数年的内部震荡。

这名中央代表就是曾洪易，江西万安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他被派往闽浙赣苏区，先后担任红十军参谋长、政治委员，以及省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权力一度相当集中。

当时的赣东北，形势本来很有起色。方志敏重视发动群众，邵式平负责军事组织，红十军也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山地交通不便，群众基础较好，闽浙赣根据地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武装斗争格局。

曾洪易到任后，带来的却不是稳步推进的办法，而是一套急于求成的做法。他把阶级成分看得过重，处理干部和群众时，往往不问实际表现，只看家庭出身。

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常被简单划入排斥对象。有的人被撤职，有的人被清除出组织，甚至有人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婚姻也受到干涉。这样的做法，很快破坏了原有的团结关系。

问题越积越多，肃反又被推向极端。曾洪易主张严厉清查，把一些文化工作者、工会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打成所谓的“改组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旦被扣上这样的帽子，个人几乎没有申辩余地。

有意思的是，一些人的“问题”十分荒唐。有人只是提倡洗脚、爬山，谈些健康话题，也被怀疑思想不纯。干部之间人人自危，基层工作自然受到影响，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也被削弱。

方志敏并非没有反对过。1932年前后，吴先民因所谓“改组派”问题被捕，方志敏认为证据不足，坚决提出异议。曾洪易却凭借职务上的优势，把方志敏、邵式平关进禁闭室，要求他们停职反省。

“这是处理同志，还是解决异己？”方志敏曾据理争辩。

这场冲突，表面看是对一桩案件的不同意见，实质上却反映了根据地领导方式的分歧。方志敏更重视调查和实际工作，曾洪易则倾向于用命令和斗争解决复杂问题。吴先民后来被判处极刑，这起案件多年后才得到平反。

军事上的失误，同样造成严重后果。面对敌军修筑据点、实行堡垒政策，曾洪易提出以硬碰硬，要求红十军集中力量反复强攻。贵溪夏家岭一带，红军曾多次攻击敌堡，付出很大伤亡，却始终没有取得相应战果。

山地作战最忌脱离实际。敌人据险固守，红军缺少重武器，强攻不仅难以奏效，还会消耗本就有限的兵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折损，闽浙赣根据地的活动区域明显收缩，部队行动也变得越来越被动。

方志敏被关押期间，仍在设法减轻“左”倾做法带来的损害。为了顾全大局，他和邵式平不得不写下检讨。但曾洪易并未就此收手，反而将检讨印成内部材料散发，使两人进一步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闽浙赣苏区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此时最需要的是坚持斗争、保存力量，曾洪易却流露出明显的失败情绪，甚至提出放弃根据地，并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电。

方志敏主持会议，对这些主张提出批评。经中央批准，曾洪易被撤销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职务，改任地方区委书记。此后，他没有继续留在根据地坚持，而是辗转上海、南京，办理了自首手续。

曾洪易原以为，凭借过去的职务和掌握的情况，可以换来较高待遇。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国民党方面只让他担任游击训练班教官，后来又做视察、翻译等工作，领取薪金，始终没有把他当作重要人物使用。

与此同时，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1935年1月，部队在怀玉山失利，方志敏被俘；同年8月6日，他在南昌英勇就义。一个选择坚守到生命终点，一个选择在困难面前改换门庭，命运由此分出截然不同的方向。

解放前夕，曾洪易因生活困难回到万安。他对乡人隐瞒过去，只说自己曾在外求学、做编辑，抗战时期还当过军医。凭借这些说法，他进入万安县立中学任教，并试图谋求校长职位，但没有成功。

1949年万安解放后，曾洪易主动向县里请求安排工作。他大概没有料到，地方干部很快查明了他的经历。更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昔日的下属已有人成为省级领导，对他的情况十分清楚。

随后，曾洪易被逮捕。审理认定，他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问题上负有责任，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并从事相关活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法院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刑批复尚未执行，曾洪易便因严重肺结核病死于狱中。这个曾经能够把方志敏关进禁闭室的红军高层，最终没有等到自己设想中的职务，也没有逃脱历史和法律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