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北京,孙中山病逝于协和医院。消息传出后,灵堂、报纸、挽联和海外华侨的追悼活动,很快出现了一个此前并不常见的称呼:国父。这个称呼不是一开始就写进国家制度,而是在政治认同、社会传播和官方确认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固定下来。
讨论“国父”是谁,容易把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一是某个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二是“国父”这个称号究竟指向谁。前者可以比较,后者却要看称号的来源、使用范围和制度依据。若按这一标准判断,答案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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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早年留学、行医,后来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被推举为总理,革命党人开始以较为明确的组织形式,共同推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完成的。武昌起义由新军和革命党人发动,各地响应也有复杂的地方力量参与。但孙中山长期宣传革命,筹款组织起义,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主张,并在清帝退位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共和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旗帜。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不同阵营那里,称呼并不一样。清政府和政敌往往直呼其名,革命党人则称他为“总理”或“中山先生”。“中山”并非他的本姓,而是他在革命活动中逐渐广为人知的称呼。随着同盟会、国民党及其政治传统不断传播,这个名字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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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一词也不是孙中山去世后才突然出现。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相关会议时,公开文告中已经有将孙中山与“国父”联系起来的表述。不过当时影响范围有限,社会上并未形成普遍称呼。称号真正扩散,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
那场葬礼规模极大。北京、广州以及各地民众举行悼念,海外华侨也纷纷致哀。报刊、电文、挽联大量使用“国父”二字,称呼由党内用语逐渐进入公共社会。称号一旦被反复使用,就不再只是个人崇敬,也带上了政治象征的意味。
1928年,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后,举行孙中山灵柩奉安南京中山陵的仪式,相关文书和典礼中,“总理”与“国父”并用。1939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期间,又有元老提议正式确认这一称号;1940年,相关政令发布,“国父”遂以当时政府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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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过程说明,孙中山的“国父”称号有明确的历史脉络,并不是后人随意添加。它既来自革命党人的尊奉,也经过社会传播,最后获得当时政权的制度确认。称号的形成有时代背景,不能脱离中华民国成立和国民党政治传统单独解释。
有人提出,既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新中国的“国父”是否应当改称毛泽东?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国家缔造者”和“国父”两个概念简单画上等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是新中国主要缔造者之一,这一点有充分的历史事实支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通过法律或正式制度授予某位领导人“国父”称号。民间偶尔出现的尊称,不能等同于国家正式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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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孙中山创建的是中华民国,毛泽东参与缔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属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政治制度,不能因为都承担了开创性作用,就把称号相互替换。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能用毛泽东的功绩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也不需要借用“国父”二字来证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孙中山一直有较高评价。李大钊曾称孙中山为“建国山斗”,并肯定他唤起民众、推动共和革命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后来也长期称其为孙中山先生,承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传播共和观念的历史作用。
因此,若问题是“谁被正式称为中国的国父”,答案就是孙中山。若问题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则应当依据1949年后的历史事实作答,不能混用称谓。一个称号对应一段历史,边界分明,争论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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