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苏中一处隐蔽的交通站内，地下工作人员接过一只普通烟盒时，并不知道它里面装着的不是烟，而是一份足以改变战局的急件。几经辗转，烟盒送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手中。他拆开纸盒，只看了一眼纸条，便立即通知部队集合。
纸条内容并不长：日伪军已经掌握新四军的集会地点和撤退路线，内部可能出现了敌方密探，必须马上改变部署。粟裕没有等待更多证据，也没有让消息继续扩散，而是当机立断，召集干部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同时暂停部分电台联络。
送出情报的人，名叫施亚夫。此时的他，公开身份是汪伪军中的中将，暗中却与抗日力量保持联系。一个身处敌营的高级军官，为何甘冒暴露风险，把如此重要的军情送出？
施亚夫出身贫寒，少年时期曾在纱厂做工。繁重劳动和工头欺压，使他很早便看清底层工人的困境。江苏地区工农运动兴起后，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年纪虽小，作战却十分勇敢，很快进入红军部队。
淞沪会战期间，国共合作抗日，施亚夫随部队参加对日作战。炮火密集，伤亡惨重，他在枪林弹雨中逐渐磨炼出沉着果断的性格。抗战形势变化后，国民党重新把矛头对准共产党，施亚夫不愿参与内战，离开前线回到南通，从事地下工作。
那段经历并不轻松。一次行动中，因叛徒泄密，施亚夫被捕入狱。敌人试图从他口中获取组织机密，刑讯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始终没有吐露实情。据相关记载，他曾对审讯者说：“别费力气了，我什么也不会说。”
1937年8月，日军空袭南京，监狱围墙在轰炸中倒塌，施亚夫趁乱脱身。此后，他在南通重新组织力量，联络工人和地方抗日人士，建立抗日武装。队伍缺枪少弹，他便带人设法取得武器，逐步扩大力量，并与新四军恢复联系。
1940年前后，汪精卫集团投靠日本，汪伪军不断向苏中、苏北根据地施压。为了摸清敌军部署，上级决定派施亚夫打入伪军内部。这个任务危险异常，普通士兵接触不到核心情报，必须取得较高职位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施亚夫于是利用地方影响，放出自己率领大部队、拥有较强实力的消息。汪伪方面果然派人试探。他故意提到新四军活动频繁，又安排人员制造紧张气氛，使来人不敢贸然查看所谓的部队实力。经过周旋，他被任命为伪军师长，并参加有关军事会议。
有意思的是，职位越高，施亚夫越接近敌人的秘密。他表面上服从调遣，实际上常常拖延行动、消极作战，避免把枪口真正对准抗日军民。日军对他的表现十分不满，后来将其职务降为参谋长。可参谋长仍能参加会议，反而让他掌握了更多作战信息。
1942年，日伪军制定对苏中、苏北新四军的大规模行动计划，连部队集结地点、行军路线和撤退方向都写得十分详细。施亚夫听后立即意识到，敌人掌握的情报过于准确，新四军内部很可能已经被渗透。
会议结束后，他借口身体不适外出，赶到地下联络点，把情报藏入烟盒。联络员不敢耽搁，迅速将烟盒送往粟裕处。粟裕看完纸条，只说了一句：“部队马上集合，原定路线全部重新核对。”
命令传开后，各部迅速调整行动。电台减少发报，行军路线临时更改，相关干部也被提醒加强保密。管文蔚所部因行军安排变化，一度没有及时收到消息，险些进入敌军伏击圈。粟裕得知后，立即派人追赶传令，终于在接近险地之前将其拦下。
日伪军守候许久，却没有等到目标，只能判断情报已经泄露。随后，敌军展开排查，并注意到施亚夫在关键时刻曾外出。由于他此前得到汪伪方面信任，敌人一时没有立即动手，但他的处境已经极其危险。
经过筹划，施亚夫决定率部脱离伪军。1944年1月5日凌晨，他带领所部起义，转入新四军阵营，部队后来编入人民抗日纵队，施亚夫担任纵队司令员。那只不起眼的烟盒，也完成了它在敌我之间最关键的一次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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