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姐夫同患肝癌：一个花97万活8个月，一个没治多活5年仍安好

我俩姐夫同患肝癌：一个花97万活8个月，一个没治多活5年仍安好。这行字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过一遍，写完删掉，删掉又写。它像一根刺，卡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些年亲戚聚会，酒过三巡，总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讲，讲到最后总要补一句："你说这病，到底是治好，还是不治好？"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接话。我怕我一开口就说错，怕我说得太重，对不起那个在病床上瘦成一把骨头、临走前还死死攥着我手腕的人；也怕我说得太轻巧，让活着的人觉得这些年白熬了。

我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在县二中教了三十一年数学。我有两个姐姐，大姐比我大七岁，二姐比我大四岁。二〇二〇年秋天，那个我们家后来谁都不愿意再提的九月，两个姐夫前后脚，相隔二十一天，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科室、甚至同一个医生手里，拿到了同一张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大姐夫周建平那年六十一，二姐夫陈守义六十三。他们俩认识三十多年，一个做建材生意，一个是县农机厂的退休钳工，脾性南辕北辙，唯一的共同点是都能喝。

先说大姐夫。

大姐夫是我们家最有"派头"的人。九十年代初他就骑着摩托车跑建材，后来在县城开了三家门店，过年给我们这些小辈发红包从来不用红包皮，直接从钱包里抽。他嗓门大，笑起来整桌人都能听见，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查出病之前的三个月，他还开着那辆黑色帕萨特带我们全家去海边玩了三天，在沙滩上光着膀子跟外甥比赛憋气，一口气扎进浪里，上来时哈哈大笑，说"你姐夫我这身子骨，还能再干二十年"。

那是四月。到九月，他开始说右上腹发闷，像有块石头压着，吃两口饭就饱。大姐催他去查，他拖了半个月，说门店要进货。等到县医院B超做完，医生盯着屏幕不说话，让他去市里做增强CT。那天我在场。片子出来，八公分半的肿瘤长在肝右叶，门静脉右支里已经有癌栓，甲胎蛋白一万两千多，还有乙肝后肝硬化的底子。肝胆外科的王主任把大姐叫进办公室，门关上，我在走廊里听见里面很长的沉默。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装上了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

第一次介入做完，大姐夫吐了整整两天，第三天能下床了，第一句话是问："下一步怎么办？"王主任说先做两次介入，等肿瘤缩小看能不能争取手术，同时上靶向药。那个药一盒一万多，一个月两盒，一开始全自费。大姐夫连眉头都没皱，说："买。"他儿子当时二十七岁，谈了个女朋友，准备第二年五一结婚。大姐夫躺在病床上跟我说："老三，我得撑到看见我儿子娶媳妇。"

于是我们开始了那八个月。

我陪他去过省城七次，去过上海两次。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流程：挂号、排队、增强磁共振、抽血、等结果、看门诊、听方案、办住院、交钱、做治疗、出院、回家缓几天、再出发。大姐有个记账本，硬壳的，蓝色封皮，里面按日期一行一行写，字很小很工整。后来我帮她把这本账录进电脑，加起来是九十七万三千四百多。医保报了一部分，自付的那部分，掏空了大姐夫半辈子攒下的积蓄，大姐把县城那套准备养老的小户型挂了出去，最后没卖成，是外甥把婚房的首付挪过来顶上的。

那九十七万里，不全是药。有三次介入手术的费用，有二十三次住院的床位和护理，有后来做的调强放疗，有两支一针的免疫药，有数不清的白蛋白——一瓶四百多，最厉害的时候一天两瓶，从下午挂到凌晨。有护工费，一天两百八，请了四个月；有从县里到省城七百多公里的油费和过路费，有在出租屋里的四十多天住宿，有在上海医院附近宾馆住了十九天的房费，最贵的一晚六百二。有大姐夫吃不下饭时买的肠内营养液，一箱六百多，喝了十几箱。也有他听说有效果就去试的、后来被王主任叫停的两样偏方，加起来一万八。

钱是流水一样出去的，人是肉眼可见地塌下去的。

靶向药吃到第三个月，他的手指和脚底开始脱皮，裂口，流血。他以前爱穿皮鞋，后来只能穿我二姐夫给做的一双软底布鞋——那是二姐夫用厂里的老手艺纳的鞋底，鞋面是二姐缝的。大姐夫穿着那双鞋在病房走廊里一步一步挪，走到护士站要停下来歇两次。他手抖得厉害，端不住碗，吃饭要用勺子一点点舀，撒一半吃一半。有一次他撒了，突然把勺子摔在地上，说："我不治了。"

我们都以为那是气话。第二天早上，他自己让大姐扶他去洗了脸，刮了胡子，然后把儿子叫进来，说："婚期别改。你爸还行。"

可是到了第六个月，黄疸起来了。眼白先黄，然后是脸，然后是全身。肚子一天天胀起来，腹水抽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抽一千五到两千毫升，头两天轻松，第三天又胀回去。他开始认错人，把我弟弟叫成他厂里的老同事，把我外甥叫成他自己的父亲。肝性脑病，医生说是肝功能撑不住了。那天晚上他清醒过来一小会儿，看见我坐在床边，很慢地说："老三，我可能看不到了。"

我说："你别说这话。"

他笑了一下，那张脸已经没有肉了，笑起来只剩骨头和皮。他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没想到这么快。"

最后一次住院是六月。他已经不大能说话，瘦到七十几斤，肚子却鼓得像足月的孕妇。医生找家属谈话，说肝功能到了Child C，任何抗肿瘤治疗都做不下去了，后面的时间以减轻痛苦为主。大姐在谈话室外面靠着墙滑坐到地上，一句话说不出来。我们把他接回了县城，救护车一路走，一路颠。到家第四天凌晨三点四十，他走了。从确诊那天算起，八个月零十一天。他儿子把婚礼提前到七月初，灵堂还没拆，喜帖已经印好了。婚礼那天，新郎在致辞里说"我爸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这一天"，说到一半说不下去，全场一千多人，没有一点声音。

那是二〇二一年六月。同一年的这个时候，二姐夫正在他家院子里的丝瓜架下锄草。

二姐夫和大姐夫是完全相反的一种人。他一辈子在农机厂当钳工，话少，手巧，家里所有的凳子、柜门、水管都是他自己修。他不爱应酬，但喝了几十年酒，一天两顿，一顿二两，雷打不动。退休后他把厂区后面那块荒着的坡地开出来半分，种辣椒、茄子、韭菜、小葱，三月份种黄瓜，入夏搭架子。他一年到头穿的都是厂里的旧工装，洗得发白，兜里永远揣着一卷尺。

他是在大姐夫确诊后第二十一天查出来的。倒不是他多警觉，是大姐夫的事把他吓着了，加上他连着半个月拉肚子、没力气，二姐押着他去的。结果出来：肝左叶一个二点一公分的结节，增强扫描是典型的"快进快出"，甲胎蛋白两百出头，肝功能基本正常，没有癌栓，没有转移。王主任看着片子说了一句："这个发现得早。"

早，是二姐夫唯一的运气。

王主任给了两个方案：腹腔镜下左外叶切除，或者做射频消融，两个都是根治性手段，后者创伤小。大姐夫当时正在省城做第二次介入，我们全家都沉浸在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的情绪里，理所当然地觉得二姐夫也该赶紧治，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甚至替他打听好了省城的专家号。

然后他拒绝了我们所有人。

那天晚上在他家堂屋，一盏四十瓦的灯泡，一张八仙桌，坐了七个人：我、大姐、二姐、二姐夫、他女儿、他弟弟、还有村里一个当过村医的远房叔公。二姐夫先开的口，他把CT袋放在桌上，说："我不做手术。"

屋里一下子炸了。他女儿哭着说爸你这是干什么，二姐把碗一摔，说你是不是想把我一个人扔下。我急了，我说守义你别犯糊涂，你这是早期的，做了就好了，你看看你大哥现在什么样你还敢拖。

他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等我嚷完了，慢慢地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我心脏里有两个支架，零八年放的。"

第二句："我没钱。"

第三句："我大哥那边，你们都看见了。"

他说的没钱是真的。他退休金一个月三千一，二姐没有退休金，在家带孙子，女儿在苏州打工，女婿跑运输，两个人加起来月入一万出头，还要还房贷。大姐夫那边前前后后的花销，他一清二楚。他私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老三，我这辈子没给她们娘俩留下什么。我不能最后给她们留一屁股债。"

那场家庭会开了四个多小时，从晚上七点开到十一点，最后的结果是妥协：他同意做一次射频消融，花三万四千多，住院五天，其余一律不做——不化疗，不靶向，不免疫，不住院调养。村里人后来都说"老陈没治"，其实他做了消融，只是相对大姐夫那套打法，这在所有人眼里就跟没治一样。

他还答应了医生两件事：三个月复查一次，酒彻底戒掉。

酒戒得比我预想的干脆。那天从医院回来，他把家里剩下的三瓶白酒拎到院子里，一瓶一瓶倒进水沟，倒完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第二天早上五点半，他出了门，沿河堤走了四十分钟。从那天起，除了下雨，他一天没落下。

二〇二一年的那半年，是我人生里最割裂的一段。大姐夫在病床上一天比一天小，二姐夫在河堤上一天比一天走得远。我去医院送饭，回来路过二姐夫家，常看见他蹲在菜地里拔草，后背晒得油亮。有一回我实在憋不住，冲他说："你大哥都快不行了，你在这儿拔草，你心里过得去？"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老三，我心里过不去。可我拔草也不能让我大哥好起来。"

大姐夫走的那天，他来了。他没进灵堂，站在院子外面，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转身走了。下午他又来，手里拎着一兜自己种的黄瓜和茄子，放在厨房门口，跟二姐说了一句"给大嫂炒个菜"，转身就走。二姐在后面骂他没良心，他没回头。

后来就是那五年。

第一年，他复查四次，甲胎蛋白从两百多降到正常，增强磁共振未见明确活性病灶。他三个月一次跑医院，每次自己坐早班公交去，下午回来，从来不让人陪。第二年，复查改成半年一次。第三年，他把河堤那条路走成了习惯，一天六公里，冬天也走，戴个旧毛线帽。他把那半分地扩到了八分，种了半架葡萄，还砌了个小鱼池，养了十几条锦鲤。他开始接送外孙上学，小孩的书包他背，铅笔他削，橡皮丢了他在废品堆里翻。

第二年冬天我去看他，他屋里摆了个新东西——一台旧车床改造的台钻，他自己攒的，说是给邻居修个水管、打个眼方便。他给我看他手机上拍的照片：一堆自己做的木凳、一个给外孙做的木马、一个给二姐做的针线筐。他笑的时候眼角的褶子堆起来，跟大姐夫笑起来完全是两种样子——一个是往外的，一个是往里的。

第三年，他把烟也戒了。之前抽了四十多年。他说不是因为病，是因为外孙说爷爷身上臭。

这五年里，他只住过一次院，是胆囊炎，跟肝没关系，住了六天，花了四千八。他吃过一段时间中药，是我们县中医院一个老先生开的，一个月六百多，吃了八个月，后来复查都正常，他自己停了。他没吃过一片靶向药，没打过一针免疫药，没做过第二次消融。

到今年十月，整整五年零一个月。上一次复查是九月十六号，甲胎蛋白三点二，肝功能正常，肝脏增强磁共振报告写着"术区未见异常强化，肝内未见新发占位"。大姐夫走的时候是六十一岁，二姐夫今年六十八，头发白了一半，牙掉了一颗，血压有点高，别的都好。他现在每天五点半起床走路，八点接送外孙，上午在菜地里待两个钟头，中午睡一小时，下午去棋摊下两盘，晚饭喝一小杯自酿的米酒——二姐只许他喝这么点，他每次都喝完，喝完把杯子倒扣在桌上，表示没偷喝。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想：那是不是不治才是对的？

我不能这么讲。也不敢这么讲。

大姐夫走后第三年，我陪二姐夫去复查，在王主任门诊外面等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王主任一句。我说王主任，同样是肝癌，一个是九十七万八个月，一个是三万多五年多，这事到底怎么算。

王主任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几句话，我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了。

第一，两个人没有可比性。大姐夫发现的时候是八公分半，伴门静脉癌栓，肝功能已经到了临界，那是中晚期，国际上这一类病人的中位生存期本来就在几个月到一年多；二姐夫是两公分，单发，没有血管侵犯，肝功能好，这是很早期的肝癌，做消融或者切除之后五年生存率本来就可以到六七成。这不是"治与不治"的差别，是"早与晚"的差别。同一个词叫肝癌，其实是两种病。

第二，肿瘤的脾气不一样。他见过八公分的病人做完切除活了十几年的，也见过两公分的小肝癌做完半年就满肝转移的。生物学行为这东西，现在的医学还说不准。

第三，"没治"这三个字是假的。二姐夫做了消融，那是根治性治疗，只是创伤小、花钱少；他五年里一次复查没落下，依从性比很多花了大钱的病人都好；他戒了酒，戒了烟，规律作息，体重从一百六十四斤降到一百四十二斤，脂肪肝没了。这些不是"没治"，这是另一种治。

王主任最后说了一句挺重的话："最怕的是两种极端——一种是砸锅卖铁、不计代价地往上冲，最后人财两空；一种是被吓破了胆，什么规范治疗都不做，光靠偏方硬扛。真正的路在中间：分期、分型、肝功能、全身状况、家里的经济承受力，还有病人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日子，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跟医生一起商量出来一个方案。"

我问他："那大姐夫那九十七万，是不是白花了？"

他摇头，说："有一部分检查是重复的，有一部分治疗是明知道获益有限还去试的，这个我不讳言。但你大哥当时的情况，摆在任何一个家属面前，你让他什么都不做，他也做不到。家属不做，一辈子心里过不去。医学能减的是痛苦，减不了的是遗憾。"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这五年，我也慢慢想明白了一些事。我们家在大姐夫身上犯的最大的错，不是花钱，是那八个月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问过他一句：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所有的对话都是"下一步怎么办""这个药要不要试""上海那个专家号抢不抢"。我们把"治"当成了唯一的孝顺，把"放弃"当成了不可饶恕的背叛。他摔勺子那次说了"我不治了"，我们第二天就当作气话岔开了。他其实说了，只是我们不敢听。

还有一个错，是我们骗了他。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真实的预期。我们都说"会好的""再坚持坚持"，连他自己也跟着我们说"我还能再干二十年"。到最后一个月他才明白过来，那时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那个"没想到这么快"的"没想到"，是我们所有人合伙造成的。

而二姐夫那边，也不能说他什么都做对了。他有运气，那是真的运气——早发现，位置好，肝功能好，心脏虽然有支架但消融那关挺过来了。他也有固执，那固执里有对钱的算计，也有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他那种钳工式的、不肯被人摆布的性格。有一次他跟我说实话："老三，我不是不怕死。我是怕躺在那个床上，插着管子，等别人给我翻身。"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锦鲤换水，手伸在池子里，头也没抬。

我把这两件事写下来，不是要给谁一个答案。医学给不了这个答案，我也给不了。

大姐现在一个人住，大姐夫走后她把那本蓝皮记账本烧了，我没拦。她每个月去一趟墓地，去的时候带一盒他生前爱吃的猪头肉。外甥的孩子今年三岁，会叫奶奶，还不会叫爷爷。大姐听到别的小孩喊爷爷的时候会愣一下，然后低头笑一笑，什么都不说。

二姐夫上个月过六十八岁生日，我们全家在他家院子里吃了顿饭。他喝了那一小杯米酒，把杯子倒扣在桌上。外孙骑在他做的木马上，二姐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嗡嗡地响。我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五年前的九月，也是这么一个秋天的下午，两个人在同一间诊室外头坐着，一个手里捏着八公分半的片子，一个手里捏着两公分的片子，谁都不知道后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

那天吃完饭，二姐夫把我送到院门口。他现在走路还是很快，背有点驼，但脚步稳。他跟我说了一句："老三，你每年也去查一查。你那个乙肝，别不当回事。"

我说我知道，我一直在吃抗病毒药，半年查一次。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去收拾桌子。夕阳打在他背上，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那架丝瓜藤底下。藤上还挂着两根没摘的老丝瓜，风一吹，晃晃悠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