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遭弹劾案中的亲属关系指控在史学界有争议，相关史料可信度如何？

治平四年三月，汴京的夜还带着寒气。

垂拱殿的灯亮到很晚。新即位的天子赵顼把一份奏章看了两遍，又递回内侍手里。奏章上写着一个名字：欧阳修，参知政事，当朝副相。

罪名只有四个字——帷薄不修。

按上章者的说法，这位以文章名冠天下、以《醉翁亭记》传诵四方的老臣，与自己的长媳吴氏有私。

上章的是御史蒋之奇。他转述的是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话。而彭思永听到的源头，据说是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

一份怨气，从一门姻亲的嘴里生出，穿过另一张嘴，进了御史中丞的耳朵，最后落在天子的案头。

那一年，欧阳修六十一岁。

二十二年前，庆历五年，他也被同一类指控围困过。那一次，罪名指向他的外甥女张氏。

两次弹劾，相隔二十二年，指向的都是“亲属”。

而两份最要紧的证词，一份出自开封府狱吏的笔录，一份出自一位被罢黜官员的转述。

它们到底有几分可信？

01 庆历五年：狱吏的笔

庆历五年八月，河北。

欧阳修四十一岁，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加龙图阁直学士。这已是他被排挤出朝的第三年。

三年前，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是谏院中最锋利的一支笔。新政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范仲淹、富弼、杜衍相继罢去，欧阳修上疏力争，言辞激烈，得罪了满朝权贵。

他被外放。先知滁州，后徙扬州、颍州，再移应天府，又北上河北。一路走，一路贬。

就在这一年秋天，一封来自开封的公文追到了他的任所。

事由：他的外甥女张氏，在开封府狱中招供，牵连到他。

张氏并非欧阳修的血亲。欧阳修的妹妹嫁给张龟正为继室，张氏是张龟正前妻所生。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带着这个继女，投奔了兄长。欧阳修把她们接进家门，抚养张氏成人，后来又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欧阳晟。

按世俗称谓，张氏是欧阳修的外甥女。按血缘，两人之间隔着一层继母继女的关系。

张氏婚后，与家中一名仆从私通，事发，下开封府狱。

案子本该到此为止。可审案的狱吏，把笔锋转向了另一个人。

当时主持开封府的是杨日严。此人早年与欧阳修有旧怨。狱吏揣摩上意，在讯问张氏时，反复诱导她供出欧阳修。

张氏在狱中说了什么，正史没有留下完整的笔录。

但弹劾的奏章很快递了上去。上章的是谏官钱明逸，罪名骇人：欧阳修与张氏有私，且侵占张氏应得的妆奁田产。

一纸弹章，把一桩家奴私通的案子，变成了当朝名臣的丑闻。

欧阳修被下开封府鞫治。

他在狱中上书自辩，请求朝廷彻查。那一年他四十一岁，正是一个官员最经不起污名的年纪。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自己“横被口语”，百口莫辩。

审讯持续了许久。

最终，张氏与那名仆从依律治罪。而关于欧阳修的部分，开封府没有审出实证。

没有实证，不等于没有代价。

庆历五年八月，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罢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出知滁州。

《宋史》本传写到这场大狱，只用了一句极简的话——狱吏“傅致”其罪。

“傅致”二字，是罗织成罪的意思。修史的人没有为欧阳修辩白，也没有替他定罪，只把审案者的手法点破。

这就是正史的分寸。

可正史的分寸，也留下了空白。张氏在狱中究竟供了什么？狱吏的笔录有几分是真？欧阳修被指侵占张氏田产，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

这些问题，本传没有回答。

而恰恰是这些空白，让后来的笔记作者有了发挥的余地，也让这场案子在史学界留下了长久的争议。

一个四十一岁的官员，背着“盗甥”的名声，往滁州去了。

滁州在江淮之间，山环水绕。他在那里写下了《醉翁亭记》。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后世读这篇文，只看见旷达。很少有人想到，写这篇文章的人，刚刚从一场几乎毁掉他半生的审讯里走出来。

他自号醉翁，那一年，他不到四十岁。

02 从滁州到迩英阁：一场礼制的火

滁州之后，是扬州，是颍州，是应天府。

欧阳修一路做地方官，一路修书。至和元年，他奉召还京，参与修撰《唐书》。嘉祐二年，他以翰林学士身份知贡举，主持礼部考试。

那一年的榜，后来被称作“千年科举第一榜”。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大钧，同榜登第。欧阳修把一批改变北宋文坛与思想史的人，从考场里挑了出来。

嘉祐五年，《新唐书》修成。嘉祐六年，他拜参知政事，进入执政之列。

从庆历五年的阶下囚，到位极人臣的副相，他走了十六年。

十六年里，他几乎不再提张氏案。可朝堂上记得这件事的人，从来不少。

治平二年，一件比家务事凶险百倍的事，摆到了他面前。

这一年，宋英宗赵曙下诏，命礼官与两制官员议崇奉濮王典礼。

濮王赵允让，是英宗的生父。英宗幼年被仁宗养入宫中，后来继承大统。他即位之后，想给自己的生父一个名分。

问题在于名分怎么给。

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首的一派主张：英宗既已过继给仁宗，称仁宗为皇考，那么对生父濮王，可称“皇考”，在礼制上给予尊崇。

以台谏官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英宗既已过继，于濮王便当称“皇伯”，不得称“考”。

这就是北宋中期震动朝野的“濮议”。

表面上是几个字之争。底下是皇权与台谏的权力边界之争，是“礼”与“情”之争，也是新旧两派人马的又一次碰撞。

欧阳修站在了风口最正的位置。

他不是濮议的发起者，却是最有力的论者。他引经据典，写下长篇奏议，为“称考”之说张目。在台谏官眼里，他成了那个把皇帝往“私亲”上引的人。

迩英阁的廷辩，一场接一场。

吕诲当面责问，范纯仁连章抗疏，吕大防言辞激烈。欧阳修一一作答，寸步不让。

治平三年正月，英宗下诏，濮王园庙之制议定，台谏官吕诲等人相继被贬出朝。

欧阳修赢了这一局。

可他赢得极其难看。台谏官被贬，士林哗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反对派。欧阳修从“庆历新政的谏官”，变成了“逢君之恶的执政”。

有人在朝堂上骂他，有人在文章里讥他，有人在私下里等着看他倒台。

他六十一岁了。位极人臣，也树敌满朝。

就在这个当口，薛宗孺出现了。

薛宗孺是欧阳修妻子薛氏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妻弟。此人曾求欧阳修向朝廷荐举自己，欧阳修没有答应。

一门姻亲，求官不成，怨气就生了出来。

据《宋史》本传记载，薛宗孺怀恨在心，编造了一套“帷薄不根之谤”——说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有染。

“不根”二字，是没有根据的意思。

这套话从薛宗孺嘴里出来，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御史蒋之奇。

蒋之奇不是外人。他是欧阳修一手荐举的御史，在濮议中曾暗中支持欧阳修。

可这一次，他拿着这套话，写成了弹章。

治平四年三月，奏章递进垂拱殿。

新即位的神宗赵顼，面对的是一个极棘手的选择：劾的是当朝副相，罪涉人伦；可上章的是御史，按制度不能不理。

他下诏，命人诘问彭思永与蒋之奇：所劾之事，证据何在？

03 垂拱殿的问话

蒋之奇答不上来。

《宋史·欧阳修传》把这一幕写得干脆利落：

“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蒋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闭门请推治。神宗遣使诘问，之奇辞穷，坐贬。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知亳州。”

这一段话，把整条传播链钉死在了纸上：源头是薛宗孺的怨，中间是彭思永的转述，落笔是蒋之奇的弹章。

而最关键的一句，是“之奇辞穷”。

辞穷，就是拿不出证据。

一个御史，弹劾当朝执政与儿媳有私，天子派人一问，他答不上来。这不是“查无实据”的含糊，而是“无以为对”的窘迫。

结局随之而来。蒋之奇坐贬，出监道州酒税。彭思永降知黄州。

欧阳修这边，则是“闭门请推治”。

这五个字，分量极重。他没有上章自辩了事，而是闭门谢客，请求朝廷把自己交付审查。一个六十一岁的副相，用最决绝的姿态，把自己摆到了被审的位置上。

他赌的是朝廷还肯讲证据。

他赌赢了。

可他也“力求退”。案子结了，他仍然上书请罢。罢为观文殿学士，出知亳州。

治平四年四月，欧阳修离开汴京，往亳州去。

从庆历五年到治平四年，二十二年，两次弹劾，两次外放。

第一次，他三十九岁，被指与“外甥女”有私，贬滁州。第二次，他六十一岁，被指与“长媳”有私，知亳州。

两次指控，都指向亲属。两次审查，都没有坐实。两次结局，都是他离开京城。

这不是巧合。

在北宋的政治生态里，“帷薄”之谤是最廉价也最致命的武器。它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传播；它不攻击政绩，只攻击人品；它一旦出口，被指控者无论胜败，名声都已经脏了。

欧阳修懂这个道理。所以他“闭门请推治”——他要把事情拉到阳光下，让证据说话。

可他也懂另一半道理：即便赢了，他也待不下去了。

一个被御史弹劾过“帷薄不修”的执政，坐在政事堂上，如何号令百官？

他走，是体面，也是无奈。

04 两份证词：史学界的争议在哪里

案子结了，争议没有结。

九百多年来，关于这两次弹劾，史学界的讨论从未停过。争的不是“欧阳修有没有罪”——正史已经给了答案——争的是：那些指控的细节，究竟有几分可信？那些记载它们的史料，又各自站在什么位置？

先看官方定谳。

《宋史·欧阳修传》对治平四年一案的处理，是明确的：薛宗孺“造”谤，蒋之奇“辞穷”，一“造”一“穷”，把案子的性质定死了。这是元人修《宋史》时，依据宋朝国史、实录作出的判断。

对庆历五年的张氏案，本传的用词是“傅致”。傅致者，罗织也。修史者没有说欧阳修清白，只说审案者做了手脚。

两处用词，一“造”一“傅致”，都是史家对“证据不足”的委婉表达。

可“证据不足”不等于“事实清楚”。

这正是争议的起点。

第一层争议，在张氏案。

张氏是欧阳修妹妹的继女，与欧阳修并无血缘。这一点，正史与笔记都没有异议。争的是：欧阳修对这个“外甥女”的处置，是否完全无可指摘？

弹章里除了“有私”，还有一条：侵占张氏应得的妆奁田产。

这一条，正史没有正面回应。

南宋以来的笔记，提供了正史没有的细节。王铚《默记》记北宋旧事，对张氏案有较详的叙述，其中涉及张氏在狱中的供词。司马光《涑水记闻》也记及此事。叶梦得《避暑录话》则从另一个角度谈到欧阳修在滁州的行迹。

这些笔记的价值在于“详”，问题也在于“详”。

《默记》成书于南宋，距庆历五年已近百年，所记多来自转述。更要紧的是，司马光在濮议中是反对欧阳修的一方。他的《涑水记闻》史料价值极高，但对欧阳修的记载，很难说完全没有立场的影响。

这就是史学界争论的第一处关节：笔记提供了细节，可细节的来源与立场，都需要逐条甄别。

第二层争议，在治平四年案。

这一案的正史记载最为完整，传播链清清楚楚。可争议恰恰出在“太清楚”上。

有论者提出：蒋之奇“辞穷”，是因为他拿不出实证，还是因为他不敢把某些“听闻”摆到御前？彭思永身为御史中丞，转述他人之言而上章，是失察，还是另有隐情？

这些疑问，正史没有回答。

更耐人寻味的是蒋之奇的动机。他本是欧阳修荐举的御史，在濮议中站在欧阳修一边。为什么转头就劾？

《宋史》没有给出解释。后世史家推测纷纷：有人说他是为了自保，有人说他是被台谏同僚裹挟，有人说他本就与欧阳修有隙。

推测终究是推测。

第三层，是当事人自己的文字。

欧阳修把《乞根究蒋之奇弹劾札子》收进了自己的文集。这篇札子里，他请求朝廷彻底根究，若有一毫之实，甘受诛戮；若查无实据，也要还他一个明白。

这是当事人的立场，不能当作客观史料。可它至少说明一件事：欧阳修自己，是敢把这件事摊开来查的。

三层的史料摆在一起，争议的轮廓就清楚了。

官方定谳说“无”，笔记传闻说“有”，当事人自述说“可查”。

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官方定谳：两次弹劾，都是政敌借“帷薄”之名行倾轧之实，张氏案是狱吏傅致，长媳案是姻亲造谤。

但也有学者提醒：主流意见不等于全部真相。张氏案中欧阳修对田产的处置、对张氏婚事的安排，史料确有含混之处；长媳案中“辞穷”的具体所指，也还有讨论空间。

这些含混与空间，不是要翻案，而是要说明一个更朴素的事实：史料的可信度，从来不取决于它写得多细，而取决于它离现场多远、离利害多近。

狱吏的笔录，离刑讯最近。姻亲的转述，离怨气最近。御史的弹章，离党争最近。

而正史的那几个字——“傅致”“造”“辞穷”——离现场最远，却离判断最近。

05 颍州的最后一场雨

治平四年四月，欧阳修出知亳州。

此后是青州，是蔡州。熙宁三年，他罢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师致仕。熙宁四年六月，他回到颍州。

颍州是他早年做过官的地方，有西湖，有他喜欢的风土。他在那里收拾旧稿，编定文集。

他把《乞根究蒋之奇弹劾札子》收了进去。

不止这一篇。凡是他被弹劾、被诬枉、被外放的奏章与谢表，他大多留在了集子里，一字不改。

一个修过《新唐书》、撰过《新五代史》的人，比谁都清楚史笔的分量。他知道后人会怎么读这些文字，也知道那些弹章会怎样流传。

他还是留下了。

熙宁五年闰七月，欧阳修卒于颍州，年六十六。谥文忠。

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里写他：“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

没有提张氏，没有提吴氏，没有提那两次弹劾。

可那两次弹劾，确确实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庆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权力中心十年；治平四年之后，他再也没能回到政事堂。

两次指控，都没有坐实。两次指控，都奏效了。

这就是“帷薄”之谤的可怕之处：它不需要赢，只需要存在。

《宋史》本传评价欧阳修的文章，用了这样一句：“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同一个人，同一年，既被天下师尊，又被御史弹劾。

史书把这两面都记了下来。

九百多年后再看这两桩案子，最值得追问的，其实不是“欧阳修到底有没有事”。

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指控，能在二十二年里两次落到同一个人头上？为什么每一次，证据都不足，每一次，被指控者都要离开？

答案藏在北宋的台谏制度里，藏在濮议那样的党争里，也藏在“帷薄”二字的分量里。

一份谣言，从一门姻亲的怨气里生出，穿过另一张嘴，进了御史中丞的耳朵，落在天子的案头，最后变成一位老臣离京的车马。

这条路上，每一环都说自己只是“转述”。

可正是这些“转述”，构成了史料。

读史的人，读到的从来不只是事实，还有事实在传递过程中被磨损、被添加、被利用的痕迹。

欧阳修懂这个。所以他把自己的辩白和别人的弹章，一起留给了后世。

他把判断权，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给出的答案是：那两次弹劾，没有一次站得住脚。

可那个背着污名往滁州去的四十一岁的人，那个在垂拱殿外闭门请查的六十一岁的人，他们的处境，史料记得，读者也该记得。

史笔可以还人清白，却还不回一个人被耽误的十年。

这才是那两桩案子，真正让人心里发沉的地方。

参考资料：

《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生平仕履，本文所引“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蒋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闭门请推治。神宗遣使诘问，之奇辞穷，坐贬”一段，为治平四年弹劾案传播链与结局的核心依据；传中“为文天才自然……故天下翕然师尊之”一语，支撑文中对其文坛地位的评述。

《宋史·英宗本纪》《宋史·神宗本纪》：提供治平年间濮议定议、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及欧阳修罢政出知亳州的时间坐标，用于核定文中纪年与人事变动。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编年记载北宋中期朝政，于庆历五年张氏案、治平三年濮议、治平四年蒋之奇弹劾案均有较详叙述，为本文梳理事件先后与台谏官贬黜情况的主要编年依据。

司马光《涑水记闻》：北宋笔记，记朝野旧闻，涉及张氏案及濮议中欧阳修言行，本文用以说明笔记史料“详而有立场”的特点。

王铚《默记》：南宋笔记，多记北宋故事，其中有涉及张氏案狱中供词的叙述，本文用以说明后世笔记对正史空白的补充及其成书较晚、来源转述的局限。

欧阳修《乞根究蒋之奇弹劾札子》：收入欧阳修文集，为当事人就治平四年弹劾案请求朝廷根究的自述文字，本文用以说明其“闭门请推治”的态度及当事人史料的自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