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冬，陕北龙首堡附近的深山里，负伤的红军战士王怀文正被三名同伴轮流搀扶着前行。敌军骑兵在山外搜查，四个人不敢点火，也不敢走大路，只能趁夜赶路，天亮后钻进林子躲藏。
王怀文腿部中弹，伤口一动便疼得厉害。走了几天，他几次提出把自己留下，让三名战友先走。道理很简单，四个人都受了伤，再带着一个无法独自行走的人，目标更大，活下去的机会反而更小。
可三名战士没有答应。
他们原本并不相识，是在逃避追捕的途中碰到一起的。几次险境下来，彼此已经把命交给了对方。有人背着王怀文，有人探路，有人断后，谁也不愿把这名年轻排长丢在荒山里。
渡过黑河后，林间忽然出现一点昏黄的光。
四个人循着光亮摸过去，发现那里藏着一座破旧庙宇。庙门残缺，院里杂草丛生，香火显然冷落已久。兵荒马乱时，荒庙未必安全，里面可能藏着歹人，也可能有人专门等着抓捕过路者。
但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王怀文观察片刻，低声说：“进庙，能不能活，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刚跨进门槛，一声厉喝突然响起。黑暗中，一个手持长剑的老道士冲了出来。王怀文立刻摸向腰间，取出一枚手榴弹，三名战士也同时警觉起来。双方看清对方后，剑拔弩张的气氛才稍稍缓和。
老道士名叫徐合德，长期独居在庙中。他一眼看出四人不是商队，却没有马上揭穿。王怀文谎称借宿，一名战士掏出一块大洋，放在老道士面前。徐合德沉默了一会儿，收起武器，转身去灶房煮玉米糁和山药。
粥端上来后，王怀文没有立即动筷，反而请老道士同桌。这个举动很有分寸：既是试探，也是表明没有加害之意。徐合德看懂了，坐下喝了一碗。五个人围着一张旧木桌，暂时放下了身份和戒备。
那一年，王怀文只有17岁，却已多次参加战斗，身上有过九处伤痕。徐合德则51岁，自10岁起便在这座山庙里生活。一个从战场来，一个远离尘世多年，经历截然不同，却都明白乱世里“活着”二字有多沉重。
王怀文的伤势不允许他继续赶路。三名战友若再留下，迟早会被拖住，于是他决定留在庙里，让他们先行。临别时，几个人抱头痛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反复叮嘱：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千万不要回头。
三名战士离开后，王怀文的安危便全系在徐合德身上。老道士若去告密，附近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能找到他；若袖手旁观，凭他的伤势也撑不了多久。徐合德没有把人留在庙中，而是将他转移到隐蔽的三清洞。
这个山洞少有人知，里面干净干燥，野兽也很少出没。安置妥当后，徐合德提出一个要求：“想活命，就把手榴弹扔了。”
老道士担心的是现实危险。敌人搜山时，一旦从伤员身上搜出武器，解释再多也没有用。若没有手榴弹，或许还能以普通伤员、采药人等身份周旋。
王怀文却没有同意。他始终把两枚手榴弹带在身边，既当武器，也当作最后的选择。对一个经历过战斗、又落入敌后的人来说，放下武器意味着失去反抗能力。徐合德没有强迫他，只叮嘱他藏好，不要轻易露出。
不久，王怀文的伤口化脓，高烧不退。那时部队尚且缺医少药，深山里更不可能找到医生。徐合德只能用清洗、敷药等土办法照料他，每天替他处理伤口，整整坚持了半个月。
王怀文慢慢退烧，命保住了。
这件事改变了两人的关系。此前的防备仍在，经过半个月的照料后，王怀文终于把徐合德当成了真正可以托付性命的人。两人闲下来便交谈，徐合德讲山中规矩和道家思想，王怀文讲红军纪律与抗战道理。对久居深山的老道士而言，这些关于队伍、信仰和百姓的事情十分新鲜。
王怀文能够下地后，徐合德把他带回庙中，替他换上道童的衣服。平日里，他尽量少开口，避免口音暴露。这样的日子并不安稳，山外的搜查时紧时松，任何陌生面孔都可能引来怀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王怀文面临的环境有所缓和。徐合德拿出盘缠，让他下山寻找队伍。可王怀文刚走出不远，便遭到当地匪徒抢掠，只得重新回到破庙。此后，他接受老道士劝告，暂时留下等待局势变化。
1949年，这一带获得解放。王怀文见到解放军后，取出一直贴身保存的两枚手榴弹，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部队核实情况后，将他安置到龙渠乡农场，并按流落红军和一级革命伤残军人的相关待遇办理。
王怀文没有忘记徐合德。此后，他多次回到山庙探望老人，送去粮食和日用品。徐合德去世后，王怀文亲自料理后事。那两枚始终没有被扔掉的手榴弹，见证了他在深山里的戒备，也见证了一个老道士在乱世中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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