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湖南长沙,眼科医生唐由之接到紧急通知,随医疗人员登机前往一处特殊地点。直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明情况,他才知道,此行是为毛泽东检查眼睛。
这场手术的缘起,还要从一年前说起。进入晚年的毛泽东,身体状况明显下降,视力也越来越差。白内障发展后,他读书、看文件都十分困难,许多文字只能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
医生们经过会诊,判断药物难以解决问题,手术才是较为可靠的办法。可毛泽东始终没有立即答应。不是不信任医生,而是担心术后需要休养,影响工作。
唐由之此前已经多次参加会诊,却一直没有见到病人本人。那时,医生们只知道患者是一位高龄男性,视力严重减退,其他情况并未公开。直到1975年2月,他才在住处见到毛泽东。
眼前的老人,比唐由之预想中更加憔悴。长期咳嗽,也增加了手术风险。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保持创口稳定,若咳嗽过于剧烈,恢复过程就可能受到影响。
检查结束后,唐由之把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他提出,自己研究和改进的白内障针拨套出术,手术时间较短,而且不需要缝合,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较为适合。
但技术方案确定,并不等于病人已经同意。周恩来也曾劝毛泽东接受治疗,唐由之也常去陪他谈话,解释手术步骤和相关风险。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却始终没有松口。
有一次,毛泽东问:“手术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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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由之回答:“真正操作只需几分钟,术前准备和术后观察则要更久。”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应。他关心的,恰恰是这段恢复时间会不会打乱工作安排。对于一个长期处理大量事务的人来说,视力问题固然麻烦,停下工作同样是难以接受的事。
转机出现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除了手术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唐由之解释,白内障古已有之,中医眼科也有针拨一类的治疗方法。说到这里,他想起白居易晚年所作《眼病二首》中的诗句,便随口吟诵:“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白居易在诗中写到眼病困扰,也写到药物难以见效、希望以金篦治疗的情形。唐由之借这段诗意说明,白内障并非只能长期忍受,古人也曾探索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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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追问诗中含义。唐由之趁势讲明手术原理和现实必要性。沉默片刻后,毛泽东说:“那就听你们的,做吧。”
这句答复,让在场医生都松了一口气。
手术地点没有安排在通常意义上的手术室,而是选在毛泽东熟悉的书房。这样做,一方面便于照料,另一方面也能减少陌生环境带来的紧张。毛泽东还提出,手术器械尽量使用国产设备。
唐由之对此印象很深。那并不是对医疗效果的轻视,而是毛泽东一贯重视国产器械和自主制造的态度。医疗人员随后反复核对器械,进行消毒,并完成术前检查。
1975年7月23日,手术在书房进行。唐由之采用针拨套出术,整个操作仅用了约五分钟。过程虽然短暂,责任却极重。医生们都清楚,面对82岁的毛泽东,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术后第三天,毛泽东的视力已有改善。唐由之准备重新包扎时,他认为自己已经能够看见,不愿继续缠纱布。医生坚持说明感染和恢复风险,并提出可以配戴特制眼镜,既便于观察,也能减少不便。
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办法,很快又开始处理工作。一次用眼后出现不适,检查发现只是有灰尘进入眼内,清理用药后并无大碍。唐由之临行前,毛泽东还提到,另一只眼睛今后也可以请他治疗。
1975年底,唐由之进行术后复查,再次见到毛泽东。两人谈及另一只眼睛的治疗,却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场持续数月的治疗,也随着他的离去定格在历史中。唐由之后来保存下来的,不只是一次手术记录,还有一位医生在特殊时刻承担的专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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