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和失业，晚清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

晚清最大的结构性矛盾，莫过于人口越来越多、工作岗位却越来越少。

面对这样的特殊国情，道光皇帝和张集馨君臣，倒是尝试过解决问题，但他们用传统手段治理了两年，等到君臣再见，问题依然如故——

一个问，然则如何？

一个答，别无他法。

这篇文章，我们就和张集馨一起上任四川，以点带面的看看晚清的结构性矛盾、四川官员的众生相、张集馨的解决办法、以及传统手段为什么难以解决晚清的问题。

1

1847年6月，陕西督粮道张集馨，接到补授四川按察使的调令，正式晋升为四川的司法长官，开始负责一省的刑名、监察、纪检、治安等工作。

按照惯例，高级官员上任之前，要回到京城拜见皇帝，谢恩请训。

因此，张集馨接到调令以后，随即收拾行囊进京，并于8月19日到22日，得到道光皇帝的三次召见。

第一次召见，道光皇帝只问了张集馨的履历，没有深谈，但第二次召见时，道光皇帝开口就是一段一针见血的话：

“四川刑名之繁，甲于海内，汝当京官自然知道。每年勾到时，四川一省就要占住一天，缓决黄册堆积满地。四川实系戾气所钟，洞胸贯胁之案，层见叠出。”

各省的死刑案，每年秋天要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亲笔划勾判决，称为勾到。

道光皇帝的意思是，四川的命案太多，每年秋天勾到要占整整一天，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可见，四川一省戾气横行，社会很不太平。

提出了问题，自然需要给出解决办法。

道光皇帝说：“我见缓决本内，颇有该入情实者，不过因入实之案已多，稍从宽大耳，亦诛不胜诛。汝到任时，要自拿主意，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不知死者含冤，凶徒漏网，这才是真正造孽呢。”

秉公执法，该杀就杀，不能因为人情世故就宽纵凶手，要以“严”镇四川。

如果说第二次召见，道光皇帝和张集馨谈的是具体事情，那么第三次召见，道光皇帝和张集馨谈的就是国家战略。

他说：

“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熟悉吗？

没错，这就是道光版的裱糊论。

他知道，晚清已经是一座老房子，各地的问题很多，但因为方方面面的利益牵扯太多，所以不能推倒重来另起新房，只能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勉强维持一座大房子的体面，不要继续崩坏。

至此，道光皇帝对四川的态度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在不违反当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对犯案的人从严从重处罚，借此震慑地方。

说到底，这就是一种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方式。

至于四川为什么命案不绝、为什么戾气横行，这些“社会很不太平”背后的根本原因，他是一概不管的。

2

和道光皇帝辞行以后，张集馨便离京南下，11月初的时候，抵达四川成都。

但等到张集馨正式就任四川按察使，他才发现，四川的社会治安问题，远比道光皇帝说的更糟糕。

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写道：

“地方啯匪横行，杀人于市，掳抢勒赎之案，无日无之，逼近省城，肆无忌惮。”

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 啯匪横行地方、官府如同摆设， 晚清的四川，已经是不知法律为何物的荒诞末世。

那么，四川的遍地啯匪，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事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明清两朝鼎革的时候，中国各地爆发了绵延数十年的战乱，等到战乱基本结束，四川做为清朝和南明长期拉锯的战场，人口便减少到不足五十万，以至于四川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虎灾。

为了顺利占领四川，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清朝便动员周边省份的人进入四川开荒。

这件事，就是后世所说的湖广填四川。

此后经过百余年的稳定发展，四川人口逐步上涨，乾隆初年便达到了65万户、320万人的规模。

而到了乾隆末年，因为马铃薯、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全世界都进入“人口大爆炸”的历史周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人口又一路飙升到2800余万。

但问题是，四川的人口翻了数十倍，土地数量却几乎没有变化。

四川巡抚给朝廷的奏折里都说：

“川省已无荒土可辟。”

这就意味着，晚清的四川已经陷入了“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除了发展生产力、增加工作岗位以外，没有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

然而，即便四川人口已经很多了，仍然有大量的外省人口不断涌入。

四川是水陆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无论是湖广经长江进四川、还是陕甘越秦岭进四川，道路始终都是通畅的。而那些外省人口进入四川以后，跟随他们而来的水路纤夫、陆路扛夫，一方面是贪恋四川的安逸繁华，另一方面是接不到回归故乡的活计，便大量滞留四川。

这种情况，又加剧了四川“人多地少”的矛盾。

于是，四川各地到处都是没有工作的青壮流民，他们要吃饭、要活命、要生存，除了组成啯匪聚众抢劫以外，似乎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这就是晚清的结构性矛盾，四川戾气横行的根源，社会治安难以扭转的关键。

3

张集馨上任以后，认识到四川的社会治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便有针对性的开始了深入调查，想搞清楚啯匪到底是怎样组织起来，又是怎样行凶抢劫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张集馨发现——

每次发起行凶抢劫大案的时候，虽然啯匪有数百到数千人不等，但大部分都是跟着起哄的流民，每次作案以后，能分到几百文钱就非常满足了。真正在作案时起主导作用、分润大钱的，只有少数几个头目而已。

但，每次围剿的官兵一到，这些头目便一哄而散，官兵只能逮捕一些不重要的流民回去交差。

因此，四川的 啯匪屡剿不绝，进而愈演愈烈。

那， 啯匪头目为什么每次都能跑掉呢？

张集馨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啯匪有三层保护伞。

第一层是绿营。

和满城的驻防八旗相比，绿营的军饷非常微薄，远远不够一家老少的日常开销，如果不发展一些副业，他们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所以早在康熙、雍正年间，重庆就有一些迫于生计的绿营官兵，占用军事用地来盖房开店。

这种情况延续到道光年间，绿营官兵开设的店铺，已经遍布成都和周边城市，而这些店铺，几乎都是没有工作的青壮流民落脚歇息的地方。

这种利益和情感交织起来，便意味着，绿营和啯匪已经不分彼此了。

第二层是地方基层的营兵、县役、士绅、地主。

啯匪抢劫来的赃款需要销赃，赃物需要隐藏，官军来剿的时候需要有人掩护，而这些有政治身份的基层地头蛇，就是最适合做这些事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和啯匪合流呢？

分赃呗。

第三层是州县官员。

按照清朝的律例，州县出了抢劫偷盗案件，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破案，州县官员就有“疏防”的罪名。到了道光年间，更是发展成一遇到大案，便先摘掉官员的顶戴，再责令他们戴罪立功。

因此，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州县官员便对境内的案件充耳不闻，发现了也不向上汇报。

只要我不汇报，境内就是太平无事的。

张集馨把这种行为，称为“讳盗”，说“讳盗最为虐政，既为民患，又长盗风。”可以说，虽然这些州县官员没有和啯匪分赃，但他们的做为，事实上为啯匪蔓延提供了便利。

有这三层保护伞的遮蔽，那些没有工作的青壮流民组成的啯匪，怎么可能得到整治呢？

他们没有发展成攻城掠地的起义军，已经很给面子了。

4

既然道光皇帝对四川的工作有了明确指示，张集馨又对四川啯匪的来源以及屡剿不绝的原因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如何清缴啯匪、履行四川按察使的职责，张集馨便有了方案。

简单来说，十二个字：

“治盗必先治窝，检贼必先检王。”

窝，即啯匪的保护伞。

王，即啯匪的大小头目。

张集馨的意思是，一边清理啯匪的三层保护伞，一边严打啯匪的大小头目，内外合力，打击啯匪的嚣张气焰，但那些跟着起哄的流民，则采取宽大政策，放任他们自谋生路。

方案既定，张集馨便向四川总督琦善做了汇报，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琦善号称“刑名、钱谷、例案、营制、兵法为近今第一人”，且“性情不能和平”，属于想做事、能做事的晚清能臣，自然不希望自己治下的四川，变成兵匪横行、治安混乱的化外之地。

于是，琦善毫不犹豫的支持了张集馨。

而有了琦善的支持，张集馨便有了调兵遣将的特权，他推行的整治啯匪行动，也成为四川的天字第一号专项行动。即便绿营、衙门、地头蛇再怎么包庇啯匪，此时也不敢触张集馨的霉头。

他们只是要钱，不是想送命。

如此一来，张集馨大权在握，随即开始在啯匪中“检王”——

1847年腊月，出动官军突击逮捕啯匪头目百余人，就地处决。

1848年3月，逃兵张灯杆子聚众四百余人，在彭山县将军庙操练，张集馨亲自统兵三百，并带着火炮前去围剿。这一战，张集馨亲自抓捕了另一股啯匪的头目林蛮头等十八人，张灯杆子等八人，则被大邑县汛兵抓到。

而有了以上两次胜利做铺垫，张集馨便和四川总督琦善、提督向荣商议，调动四川的机动兵力，开展一次大规模行动，毕全功于一役。

琦善和向荣，自然没有异议，给了张集馨最大的支持。

随后，张集馨调派游击张定川、桂凤鸣带着随营武举人、武进士们出兵抓捕啯匪头目，并给云贵总督林则徐、湖南巡抚陆费瑔写信，请他们在省界严防死守，一遇到啯匪便就地逮捕。

在这种“四面围剿、中央突破”的战术下，杨黑骡子、王老冬、向大耶、汪罐子炮等数十股啯匪头目纷纷落网，然后押回成都处决。

至此，将近一半的啯匪头目落网伏法，张集馨的剿匪专项行动大获成功。

与此同时，张集馨还颁布了两条重要的规章制度，有节奏的推行“治窝”行动——

1、以前的绿营官兵，平时收入微薄，剿匪立功也不能升迁，所以才和啯匪合流。但张集馨在剿匪成功以后，专门颁布法令，规定绿营武官如果能剿匪立功，同样能和文官一样晋升，获得政治前途。

既然立功能升官，那么绿营武官便有了工作积极性。

而和啯匪头目熟悉，又为绿营武官的立功升官，提供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便利。

可以说，这条法令就是张集馨给绿营武官送军功的，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和啯匪沆瀣一气呢？

就这样，啯匪的第一层保护伞，被张集馨拔掉了。

2、德阳的巨家大院、林家大院向来是隐藏啯匪头目的窝点，于是张集馨在德阳剿匪成功以后，随即以兵威为后盾，强行重建保甲制度，并颁布“窝匪者同坐、族邻不举发者并治”的法令。

以此为突破口，保甲制度很快在四川州县全面复苏。

在这条制度的约束下，地方一旦发现可疑之人就必须立即报官，否则就是通匪，而官府得到报告以后，差役和县令必须亲自到现场核验，否则就是包庇啯匪。

啯匪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保护伞，就此拆除。

而有了地方和官府的互相监督，地头蛇们的活动空间便大为缩减，啯匪从此无法在城乡隐藏。

至此，在“检王”行动以后，张集馨的“治窝”行动也成功了。

5

那么张集馨在四川剿匪，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有。

经过两年的大力整治，到了1849年，啯匪便在四川各地销声匿迹了，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也写道：“地方幸得安静。”

但，啯匪就此根治了吗？

没有。

同年7月，张集馨升任贵州布政使，按照惯例回京面辞的时候，就和道光皇帝说出了实情：

“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并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

四川的经济是不错的，但没有工作的青壮流民太多了，所以四川的啯匪、凶案远远超过其他省份。

道光皇帝问：“然则如何？”

张集馨答：“除有犯必惩，遇案严拿以外，别无他法。惟在地方文武缉捕勤能，若辈尚有所忌惮。”

没有任何办法，唯有用乱世重典的手段，从严从重的镇压地方，才能暂时稳定局面，维系官府的基本体面罢了。

这才是张集馨剿匪的真相。

他知道四川啯匪的根源是人口太多、知道四川社会治安问题的原因是过剩的人口没有工作，也知道让四川所有人都有事做有饭吃，才能彻底根治啯匪。

但知道归知道，张集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道光皇帝也解决不了。

为什么？

因为晚清错过了工业革命，生产力没有获得极大发展，根本没有多余的工作岗位来安置多余的人口。而且晚清已经立国二百余年，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犹如一座风烛残年的老房子，根本没有自上而下、自我革命的可能，所以也不可能改革分配制度，给那些多余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

正因如此，他们能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便只有镇压、处决、维持，仅此而已。

但问题是，要工作要吃饭要前途是人的本能，他们不会因为道光皇帝和张集馨给不了，就放弃这些基本追求。

在他们看来，既然你道光皇帝的国家里没有我的位置，那我不如推倒重来，缔造一个有我的位置的国家。

1850年2月，道光皇帝驾崩。

再过一年，各省州县那些没有工作的青壮流民，便跟着广西的天父天兄们逆江而上，横扫半壁江山，给晚清的官僚权贵们造成一点小小的震撼。

这个时候，晚清这座老房子到底动不动大工、由谁来动，已经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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