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2年5月26日，太行山，天刚蒙蒙亮。
一个三十来岁的军人站在一处临时搭起来的指挥所外面，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身上的军装还沾着泥土和烟灰。他叫何正文，八路军385旅769团参谋长。前一天，他带着一个营在十字岭上死守了一整天，把彭德怀送出了包围圈，又把左权的遗体从炮弹坑边上抢了回来。
仗打完了，总部突出去了，左参谋长没了。
何正文没有回营休息，也没有去找卫生员看身上有没有伤。他做了一件事：让人把自己缴了械，然后一个人走到彭德怀的住处门口，站定，等着。
等什么？
等枪毙。
他自己心里算的是一笔很清楚的账：总部被围，左参谋长牺牲，他是负责在十字岭上掩护的那一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首长没了，掩护部队的指挥员活着走出来了。这笔账，按战场上的规矩，算到他头上，他认。他是主动来领这个处分的，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枪毙。
他在门口站着，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把他带走。
然后门开了。彭德怀从里面走出来，看了他一眼。
没有拍桌子，没有骂人，没有叫警卫员。彭德怀把他叫进去，让人端上来一碗面条。面条是彭德怀的爱人浦安修亲手做的。何正文端着那碗面，听见彭德怀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们769团在十字岭上打得可以，争取了时间。总部转移出来了，你们有功劳。
一个准备挨枪子的人，等来的是一碗热面条和一句“有功劳”。
这件事如果只讲到这里，是一个“彭大将军明察秋毫、不冤枉好人”的暖心故事。但十字岭那两天的事，远不止一碗面条这么简单。在何正文站到彭德怀门口之前和之后，还有另一个人，也跟“枪毙”这两个字撞上了。那个人的故事，比何正文的更拧巴，也更让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先把十字岭那一天的绝境说清楚。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C号作战”。这次“扫荡”跟以往不一样，日军专门挑了一批士兵，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或者便衣，不带重武器，自带干粮，不许生火做饭，由益子重雄中尉带着，组成“挺进特别杀人队”，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专门找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这支小队摸到了总部驻地附近，用电台把日军主力叫了过来。几千日军从几路合围，把八路军总部机关、北方局、党校、报社、后勤部门，连驮着印刷机的骡子，全部挤在了一条狭窄的山沟里。
5月25日天亮的时候，队伍才走出去二十来里。天上日军的飞机在转，地上合围的圈子在收紧。彭德怀、罗瑞卿、左权三个人蹲在南艾铺的草丛里碰了个头，定下来的方案是分路突围：左权带司令部和北方局往西北走，罗瑞卿带政治部往东走，彭德怀先走。
左权对彭德怀说了一句话，原话的大意是：你是副总司令，你先冲出去，只要你在，我们就有主心骨。
彭德怀不走。左权急了，回头冲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吼了一嗓子：“连人带马，给我推！”
唐万成和几个战士连架带推，把彭德怀送出了山口。彭德怀打马往西北去了，没有回头。
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承从129师派来接应总部的769团1营和警卫排赶到了十字岭。带队的是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还有参谋长何正文。左权当面把任务交代下来：上十字岭，占制高点，把日军的火力吸引过来，掩护总部往二分区转移。
何正文接到命令的时候，身上正在发疟疾。长征路上落下的病根，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复发了。浑身打摆子，眼前一阵一阵发黑，走路都打晃。他没有跟左权说自己病了，带着部队就往山上冲。
何正文在十字岭上做的第一件事，是接住彭德怀。
他刚把部队在制高点上展开，总部保卫部长骑马飞奔上来传话：11号（彭德怀的代号）正带着十几个人朝这个方向突围，见不着彭总，你们不能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