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为媒：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创新——基于合肥市Y村的田野调查

汪振，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城乡社会学。

［摘　要］返乡青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利益、情感和社会责任的行动意义建构有助于激发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调研发现，村社组织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举办乡贤恳谈会和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活动能加强返乡青年与家乡的经济联系、情感联系和组织联系，成为助其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事件”。以这些有效“事件”作为媒介，把返乡青年所追寻的行动意义与村庄的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及志愿服务等内容联系起来，是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创新。“以事为媒”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其实质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以更灵活、更有操作性的方式构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

［关键词］以事为媒；乡村振兴；返乡青年；路径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返乡青年既熟悉乡土文化，又具备知识能力，在家庭农场、智慧农业及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产业的兴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引导品行好、有能力、有声望、热衷家乡建设事业的专业人才、经济能手、文化名人等能人，回乡参与建设。尽管返乡青年是诸多返乡群体中的重要群体，但返乡青年重新嵌入乡土却面临制度不明、资源匮乏、理念冲突和认同危机等诸多挑战（刘志军、杨程越，2025）。面对这诸多困难，若返乡青年自身能动性有限则难以从困境中突围（董怡琳，2022）。因此，推动青年返乡入乡，发挥联农带农作用，需进一步探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

围绕上述问题，学界存在两种研究路径。一种研究路径是从外部视角出发，强调国家政策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财政扶持政策、土地支持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政策拉力与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等现实推力共同作用，推动了青年返乡创业（黄庆林、吕凌炜，2025）。但仅强调外部力量的作用往往会忽视返乡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返乡者在城乡间流动的社会文化属性（王春光，2023）。作为城乡间的流动者，返乡者具有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被支配者”（杨菊华，2015）。另一种研究路径是从内部视角出发，强调利益、情感和代际互助等因素对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首先，青年返乡符合其自身利益需求。作为本土经营者，返乡青年能依托既有的家族、家庭，利用熟人社会关系更好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梁伟、陈锋，2022）。其次，返乡青年与家乡存在情感羁绊。乡情乡愁驱动返乡青年增进与家乡的互动与联系（罗敏，2025），是返乡青年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资料。返乡青年利用自己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围绕“乡愁”主题制作视频内容，满足了消费者的文化和情感需求（王昀、杨寒情，2023）。最后，家庭牵连着返乡青年与村庄。青年返乡能实现家庭的代际互助，构建完整的家庭亲密关系（雒珊，2023），家庭照料需求增加和家庭重心转移也会促成农民工返乡回流（郑广怀、赖华香，2026）。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主要从外部环境和内在认同两个视角分别探讨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既有研究多从政策、环境、利益和情感等出发，着重探讨其中一个因素对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推动作用，却忽视了返乡青年在做行动选择时需要通盘考虑内在与外在的各种因素。“意义”建构着个体行动逻辑，也驱动着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正如韦伯（2005）所言，社会行动的理论研究要充分考虑到行动的“意义关联”，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实践路径的探讨也需充分思考其行动“意义”。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作为能动的个体，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意义”建构虽受多重因素影响，但大致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一是利益相关的个体意义建构。对于返乡青年而言，参与乡村全面振兴不仅需要推动乡村发展，也需要实现个人发展，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青年时期是个体成长的黄金阶段，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下，返乡青年能获得多方面的利益和发展机遇。比如，国家及地方政府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补助、一次性创业补贴等，降低其启动资金压力。二是情感勾连的群体意义建构。情感是人们产生行动的重要驱动力量，也同样建构着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意义。在我国，熟人社会的情理色彩较为浓重，人们极为重视家庭、家族和邻里之间的情感关系。尽管一些农村青年为了生计、求学不得不背井离乡，但当乡村有机会发展起来后，乡情乡愁仍会驱使他们回到乡村，带领村民致富，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三是志愿参与的社会意义建构。作为社会一员，返乡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感推动他们参与志愿服务，通过公益事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例如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支教项目、乡村义诊和文艺演出活动等。

尽管“意义”能帮助个体把“行为为何要开展”的原因合理化，但“意义”的呈现却需要具体的事件去承载。否则，返乡青年即使有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想法也难以将其实现。这是因为社会主体的行动过程是主观行动意义赋予其外在行动意义的实践化过程（谢立中，2015）。换言之，返乡青年的“行动意义”不能脱离现实条件。“事件”能恰到好处地在“行动意义”与“实践过程”之间充当媒介，帮助返乡青年把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意义”转化为具体的助农、助村实践（见图1）。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于2023年对合肥市肥西县Y村的驻村调研。Y村距离合肥市市区约50公里，村域面积约12.25平方公里，辖27个村民组，户籍人口3600余人。Y村所在乡镇是传统农业大镇，其内村庄都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农业生产效益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近年来，Y村在乡镇政府的支持下，重点发展稻虾共养、蚕桑、苗木花卉等特色产业，土地流转面积广泛，产业振兴取得初步成效，返乡创业人群逐渐增多。

此次调研以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材料，访谈对象主要为Y村的返乡青年（主要为“80后”“90后”）、村干部和村民等，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以往该村青年人返乡具有频率低、时间短的特征，除过年、过节回乡走亲戚、祭祖外，平日很少返乡，节后处理完事情又匆匆外出打工。近年来，Y村回乡的青年人逐渐增多，回乡的频率与时间也不断增长。尤其是回乡经营农场、开办村企的青年人，以“退城还乡”的形式重新扎根乡土。从过去的“无事不回乡”（过年、过节回乡）到现今的“有事回乡”（返乡创新创业），这种返乡特征的变化是一种经验现象中的“意外”，成为笔者田野意识的最初来源。

三、意义缺失：

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事不还乡”是Y村青年人返乡状况的真实写照。Y村并不缺少有意愿返乡助农、助村的青年人，真正缺少的是能把返乡青年与助农、助村行动联结起来的有效“事件”。尽管青年人有返乡助力家乡发展的想法，但当回到家乡后发现无“事”可做或难以做“事”后，返乡助农、助村也就失去了意义。

（一）经济关联不足的个体意义缺失

经济关联不足是返乡青年失去返乡“意义”的主要诱因。青年群体返乡创新创业能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这符合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要求。然而，从个体层面而言，返乡青年的创新创业活动也需考虑个人经济收益，若创新创业活动不能盈利甚至存在亏损风险，则会动摇他们的返乡信心。Y村曾有过青年返乡创业失败的先例使该村其他青年对返乡创业持谨慎态度。

“我在外面做生意赚了点钱，就想着在村里搞产业，很早就在村东头承包了近百亩田，都种上了桃树。一开始，桃子行情不错，确实赚了点钱，村里有不少人也跟着沾光，不用外出就能找到工作，在桃园打工一天能挣80元。后来桃子行情不行了，市场上出现新品种，我缺乏经营经验，导致桃子滞销，资金运转困难，贷款又贷不到，只能不干了。而且，在土地承包上，虽然村里一直帮我联络协商，但仍与其他村民存在承包费用上的纠纷。”（WF20230717，Y村村民）

在无组织合作、无外部支持的环境下，青年返乡创新创业存在较大风险，极易导致创业失败。一方面，青年个体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青年个体不论是创业经验还是创业能力都有欠缺。创业经验的欠缺导致青年个体在投资经营上存在盲目性问题，在一些投资项目上过于乐观，未能做出理性判断，造成经济损失。创业能力的欠缺导致青年个体在市场判断、生产管理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存在能力不足问题，难以完成创业活动。另一方面，青年个体缺乏外部支持条件。青年个体的创业活动需要一定的外部支持，以WF为例，经营的桃园在资金运转困难时没有获得贷款，失去渡过难关的机会。若有渠道获得农业补贴、贷款额度、项目扶持等帮助，WF的资金短缺问题或许能得到有效缓解，桃园也能继续经营下去。总之，返乡青年在缺少经济合作和外部支持的环境下，仅凭自身能力从事创业活动的风险较大，而这也导致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的信心不足，与家乡的经济关联不断缩减。

（二）情感沟通困阻的群体意义缺失

缺乏有效情感沟通渠道会导致返乡青年难以在家乡找到归属感，失去返乡“意义”。乡情乡愁是驱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情感力量，推动着他们功成名就后反哺家乡。尤其是离乡学子，成长时获得过乡民的帮助，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有浓厚的情感，为家乡建设做贡献的意愿较强。不过，人们的情感多以过往的经历为基础，只有对过去经历不断寻访，才能在心理层面实现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情感整合（吴毅、张绍游，2025）。这意味着返乡青年即使对家乡有情感基础，想要其参与乡村全面振兴也需找到能让他们共情的情感“阀门”（过往经历）。Y村不乏在外创业成功的大学生，该村村书记为了招商引资，多次想找这几位大学生沟通，以乡情乡愁劝他们回乡投资，却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发展产业，产业发展不好就没钱，没钱村里办不了事，村民也没办法改善生活。但农村想发展产业是要找人来投资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村庄能找谁来投资呢？我们只能找那些从村里长大，现在有能力回来投资的孩子。这些孩子对村里多少有点感情，请求他们回来投资还是有希望的。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把有意愿回来投资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联络一下感情。”（ZGZ20230715，Y村村书记）

正如Y村村书记所言，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普通村庄发展产业最难的是招商引资。对村庄既有情感基础，又有能力回乡投资的返乡青年是村干部重点动员的群体。不过，返乡青年在外多年，早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规则，对家乡的情感联结若得不到巩固提升，则难以将其转化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具体来看，返乡青年与家乡情感联结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共同话题减少。返乡青年离乡多年，与家乡的乡邻们有了不同的生活经历，错过了家乡许多关键变化，与乡邻难以再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没办法通过聊天实现情绪共鸣。其次，记忆场景疏离。随着时间变迁，返乡青年原本记忆中的场景发生着改变，如儿时记忆中的广场、学校、祠堂等基本都翻修重建过，陌生的记忆场景让他们返乡后对家乡产生了疏离感。最后，价值认同冲突。返乡青年崇尚城市的“自由”“平等”等内在价值观，回到家乡难以适应传统农村社会所推崇的“早婚早育”“论资排辈”等价值观。综上所述，尽管返乡青年与家乡存在情感羁绊，但儿时经历和记忆场景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化。当前，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需打通情感沟通渠道，巩固返乡青年与家乡的情感基础。

（三）志愿平台缺位的社会意义缺失

志愿服务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形式。返乡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既能利用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空余时间参加助农助村活动，助力乡村建设，也能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不过，志愿活动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若没有专业的志愿服务队伍去组织协调，即使返乡青年有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难以产生高质量的志愿服务。Y村每年都有大学生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知识科普、环境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等主题开展志愿服务。但Y村却缺少志愿服务平台，难以把需要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完成助农、助村活动。

“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三下乡’活动，要求同学们利用假期结合自己的专业所长到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比如，我们学校的志愿服务队去年就到县里其他村开展过‘直播技能培训’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中有自媒体爱好者，手把手地教农场主和员工使用手机拍摄短视频、宣传农产品，帮助农场完成线上推广。除此之外，我们还到农村开展过文艺汇演活动。这需要村里的志愿服务组织和我们对接好，否则村民很难相信我们，活动配合不好就很难开展下去。”（YC20230715，Y村大学生）

志愿服务平台的缺位，并不是简单的“工具”缺失，而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塌陷，这对村庄和志愿者而言都是一种损失。村庄没有志愿服务平台，意味着村庄失去了和外界对接志愿服务资源的能力。对于想要参与志愿服务的返乡青年而言，没有可信、易用、具有公信力的志愿服务平台，自身的社会价值就难以实现，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首先，个体善意转化受阻。有热情、有能力的返乡青年想参与助农、助村活动却找不到合适渠道，面临“想贡献却无门”的局面，最终耐心被消磨殆尽，不得不放弃。其次，志愿资源聚合困难。志愿服务平台的缺少，意味着人们缺乏共同的、制度化的参与场景，包括返乡青年在内的志愿者难以形成有机的共同体，社会资本无法积累。最后，公共精神培育不畅。志愿服务是公共精神培育的最佳场所，若没有稳定、可靠的参与平台，返乡青年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责任感就无从培养，农村社区的公共精神也难以激活。由此可见，志愿服务平台的缺位，表象为技术工具的匮乏，实质上则折射出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协同机制的结构性迟滞。平台缺位所引致的，并非仅仅是志愿资源配置的技术性障碍，更深刻的是在于乡村内生动员能力的削弱、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中断，以及公共精神再生产所需的制度场域的萎缩。因此，平台重建绝非单纯的设施补缺，而是关涉激活社会参与、重构协作网络、培育共同体意识的乡村治理系统性工程，亟待在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中予以通盘考量与制度化安排。

四、以事为媒：

意义构建与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

实践路径

面对“无事不回乡”的Y村青年人，Y村干部为了发展经济和治理村庄，开始思考如何让有意愿、有能力的青年人返乡，助力乡村建设。在村干部的带领下，Y村先后推进“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组织乡贤恳谈会”和“创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活动，加强了青年群体与村庄的事务联系，成为该村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代表性“事件”。

（一）增强经济关联：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

针对返乡青年与村庄经济关联不足的问题，Y村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土地流转问题，并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成立。Y村原本是安徽省最早试行“包产到户”的村庄之一，农民在分到责任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然而，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耕种收益相对较低，Y村青壮年多选择外出务工，村庄的土地被闲置或粗放经营。尽管有村民尝试承包土地从事经济生产，但最终因土地分散、难以规模化经营，以及现代农业技术、农机应用受限等因素选择放弃。为了解决土地规模化经营难题，帮助青年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产业振兴，Y村在2005年成立安徽省首个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推动土地集约化经营。土地流转合作社把村民无力耕种的土地集中管理并将从流转土地中获得的利润按交易量或股份返还给村民，缓解了“有地无人种，有人无地种”的矛盾。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成立是Y村青年返乡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标志性事件。

首先，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工作有助于发展规模农业，提高机械化水平，从而使返乡青年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成为可能。单个农户分散经营时，土地细碎、机械化成本高。合作社通过统一流转和整理土地，使家庭农场或创业青年能集中连片承包，直接应用大型农机、智能灌溉等现代技术，显著降低劳动强度和启动成本。Y村土地流转后，青年返乡开办家庭农场、从事生态养殖的现象开始增多，并且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Y村农产品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2014年，我带着打工多年积攒的资金回乡，投资35万元流转承包Y村土地350亩。农场现有厂房150平方米，机械设备有拖拉机、收割机、农用车等。目前，农场有职工10人，其中常年用工2人。农场主要种植杂交稻‘3117’和小麦‘宁麦13’，连年丰收。农场年销售额约45万元（利润10万余元），粮食大部分销往安徽舒城和江浙一带。致富不忘家乡，这几年我还带动其他村民从事粮食生产销售，并拿出资金修塘修路。”（JG20230808，Y村返乡青年）“2018年，我大学毕业后自筹资金10万元承包土地80亩兴建鸡舍10余间，办生态土鸡园。生态土鸡园因饲养环境好、饲料健康（稻谷、小麦、玉米、虫草等），市场行情很好，年出售肉鸡、鸡蛋收入能达到50万元。”（MH20230725，Y村返乡青年）

其次，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其他助农合作社的创设，能有效降低返乡青年的创业风险。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成立让Y村看到合作社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为了降低创业风险与市场风险，Y村还先后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各行业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能确保返乡青年在生产经营中得到所需的帮助，增强了他们返乡创业的抗风险能力。“以往，每家每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种，请不起专家，买农药化肥的价格还很高，种出来的粮食品质和产量都有待提高。现在，回来承包土地经营的年轻人多了，村里面就想着成立几个和农业生产相关的合作社，解决以往农村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单打独斗问题。通过合作社，村里能组织农业技能培训，引进农业专家指导，统一对接市场，获取更稳定、更优厚的销售订单，抵御市场风险，帮助年轻人创业。”（WDK20230715，Y村村干部）

最后，土地流转合作社展现出村庄发展产业经济的积极态势，能坚定返乡青年的创业信心。作为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土地资源的重要模式，合作社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也为返乡青年创业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投身家乡建设的信心。青年返乡最担心的是，地方发展思路“换人就变”，而土地流转合作社通常需要工商注册、章程约束、社员监督，其持续运营本身就是一个可观测的长期承诺——表明村庄不打算走“运动式招商”或“短期补贴”的老路。“村里现在创业的条件越来越好了。爸妈都在身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多好，能在家附近工作我们就不会出去找工作了。以前家里就那几亩地，就算收成很好也只能一家人糊口，不出去打工就只能过穷日子。后来，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土地没人耕种。现在好了，土地流转了，一个人能承包几百亩地，不仅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还让我们有了返乡创业的机会。一亩地收成再小，几百亩加一起就很可观了。”（YJ20230716，Y村返乡青年）

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成立是返乡青年与村庄加强经济联系的关键性“事件”。土地流转意味着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农业生产效益显著提升，返乡青年承包土地开办家庭农场和生态养殖产业契合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没有土地流转合作社之前，村庄与外出青年之间往往是一种弱联系状态：一方面，村庄面临土地抛荒、劳动力短缺、缺乏资本与市场对接能力等问题；另一方面，青年在城市打工或创业，对村庄只有情感牵挂而无经济纽带。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成立，不仅为村庄提供了可交易的、规模化的土地资产包，也为青年提供了低门槛、有组织、可预期的农业创业入口。对于返乡承包土地的青年而言，与村庄的关系从偶尔回村过年过节转变为共同经营一份事业。

（二）深化情感沟通：组织乡贤恳谈会

情感联结虽促成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但却需要合适的方式加以巩固，才能增强返乡青年的助农、助村意愿。针对没有合适方式参与助农、助村实践，但却有意愿、有能力返乡投资创业的青年，Y村在乡镇政府的支持下组织开展了“乡贤恳谈会”。“乡贤”是指在乡村中，因品德、才学、贡献或社会影响力而受到人们普遍推崇的人士。在我国传统农村社会，乡贤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除国家与社会之外的“第三领域”（黄宗智，2019）。Y村举办乡贤恳谈会，意在把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家乡发展的返乡青年引导为“新乡贤”，让他们继承传统乡贤服务桑梓的精神，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在村干部的努力下，Y村与多位有能力、有意愿返乡的杰出青年取得了联系，其中既包括有意向回乡投资的企业家，也包括希望与家乡建立联系的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乡贤恳谈会在Y村与杰出青年之间建立了有效沟通桥梁，深化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联系，最终转化为这些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动力。

首先，“共叙乡情”活动完成了情感动员。在乡贤恳谈会上，Y村村干部先与参会的杰出青年展开叙旧，共同回忆以往他们在村庄生活的美好片段，引起参会青年的情感共鸣。在外打拼多年的青年，往往对“被招商”保持警惕。叙旧活动则是一种非功利的情感联结，使青年在面对返乡决策时，不再仅仅计算经济损益，而是把注意力更多聚焦到与家乡的情感联系上。“书记当时和我们讲起小时候的事情，他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讲起来很有画面感，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这些年一直在外做生意，很少有时间回来。每次过年过节回来都发现村里有新的变化，我们小时候玩的小土堆、小池塘都没有了，只能偶尔自己回忆回忆。今天大家一块叙旧，感觉一下子就来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强烈的回家冲动。”（ZF20230715，Y村返乡青年）

其次，“共话家乡发展”环节凝聚了共建共识。这些离乡多年的杰出青年对乡村环境既熟悉又陌生，并不了解村庄近年来的发展态势。因此，推动乡贤回归不仅需要对这些杰出青年进行情感动员，唤醒他们的乡情乡愁，还需要把村庄的发展情况和迫切需求传达给他们。在乡贤恳谈会上，Y村村干部与七位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杰出青年人才就村庄如何发展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让有意愿返乡的青年人才充分了解到Y村近年来乡村全面振兴的成绩和未来发展目标。“作为村书记，我在会上向青年人才简要汇报了近年来Y村的变化与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愿景，希望他们也能参与到村庄发展规划中来。Y村只是一个普通村庄，没有特别突出的资源和特产，请不到大企业前来投资，只能寄希望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力所能及地参与家乡发展。就目前来看，参会的青年人才都非常支持，提出了很多想法和建议，包括我们村未来要重点发展的产业，以及如何用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总体而言，这次沟通取得了不错效果，使青年人才和我们一起围绕村庄发展达成了一些共识。”（ZGZ20230720，Y村村书记）

最后，会后直接推动了返乡行动。乡贤恳谈会的举办，标志着Y村的乡贤工作从“建立联系”进入“产生实效”的阶段。乡贤恳谈会举办完成后，参会的Y村杰出青年分别结合自身专长选择合适的方式返乡，助力Y村的产业经济和村庄治理，有力地推动了Y村的产业回归、资本回归和人才回归。Y村邀请 HH（30岁）回乡参加乡贤恳谈会时，HH 与丈夫在省城已经做了近十年的建材生意，随着口碑发酵和客户积累，生意越来越红火，有了不少积蓄，准备扩大门店和商品种类。但在得知Y村正在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但招商引资困难时，毅然决定回Y村实地考察生态农场和生态旅游项目的实施可能性。之后，HH和丈夫商量后带着多年的积蓄回到Y村开办生态农场，主营稻虾生态共养和葡萄观光采摘园，成为Y村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第一批投资者。取得成功后，HH还将经营的经验分享给周围的村民，带动村民共同致富。HH在分享返乡创业心得时谈到，“驱动自己返乡创业主要是有乡情乡愁在，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家乡和我共同成长起来”（HH20230708，Y村返乡青年）。

综上所述，乡贤恳谈会的举办不仅加强了返乡青年与家乡的情感联系，还让有意愿返乡的杰出青年明晰了Y村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和内容，使其能够依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当的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解决了以往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两大痛点。一是明确参与内容。若村庄只喊“欢迎返乡”，却拿不出清晰的产业目录、资源清单和项目规划。那么，Y村青年即使有意愿返乡，也像面对一个黑箱，因目标模糊而无从下手。二是丰富参与方式。以往返乡往往只有“投资建厂”一条路，许多有意愿返乡的青年（如设计师、会计、电商运营等）因参与方式单一被拒之门外，Y村则通过乡贤恳谈会让不同阶段、不同能力的青年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返乡“入口”。

（三）搭建参与平台：创设志愿服务队伍

返乡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需要村庄发挥“牵线搭桥”作用，把返乡青年和村庄志愿服务活动对接起来，让返乡青年有通畅的渠道去了解村庄志愿服务需求，从而更好地利用自身能力、资源和空余时间去帮助村庄和农民。志愿队伍、志愿平台的组建和志愿活动的开展能为返乡青年参与村庄志愿服务提供及时、稳定、有效的指引、组织和服务。Y村从2017年开始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目的是整合村内志愿服务力量，为老年人、未成年人及残疾人提供困难帮扶、爱心义诊、普法宣传等志愿服务。具体而言，Y村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满足个体志愿服务需求。Y村在外求学的大学生有社会实践活动需求，希望在家乡开展相应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给Y村青年提供了志愿服务平台，大学生能借此完成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已工作的青壮年群体也能利用业余时间回馈家乡，参与村庄的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对于大学生而言，Y村志愿服务队伍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官方认可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平台，能帮助他们完成社会实践学分、积累简历经历和低成本体验社会。对于在职青壮年群体而言，参加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的志愿服务，能让他们利用碎片化时间回馈家乡，获得工作之外的成就感与社会连接。“Y村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让我和同学们有了在家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机会。Y村没有志愿服务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只能到其他村开展。但我希望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Y村志愿服务队伍组建以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他们，在暑假和几位同学一起在Y村以‘物理科普进山村，红色基因驻童心’为主题，开展了为期七天的暑期实践活动，给村里的小朋友科普物理知识，帮助他们成长。”（YC20230715，Y村大学生）

其次，帮助村庄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志愿服务队伍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Y村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村内的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低收入家庭等，是志愿服务队伍重点帮扶的对象。返乡的大学生经常参与帮扶弱势群体的志愿服务活动。“村里的大学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伍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一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尤其是帮助老人和儿童。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会用手机、电脑和医疗检测设备，村里开展一些关怀留守老人的活动，都是大学生帮助他们测量血压、血糖，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便捷支付及防诈骗）。此外，还有大学生志愿者帮村里留守儿童学习，辅导他们完成寒暑假作业。”（CMY20230718，Y村村干部）

最后，带动村庄经济发展。Y村近年来还把志愿服务与村庄的扶贫助农活动联系起来，如志愿服务队伍中的新农人主播开展助农电商直播，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此举缓解了Y村发展电商人才不足的困境，相较于聘请外部网红直播（通常需要坑位费和佣金），参加志愿服务的新农人主播以公益身份开展助农直播活动，使得电商扶贫、助农行动的可持续性极大增强。“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省城边打工边寻找创业机会，2019年发现新农人主播很火，且家乡有许多优质农产品，便和几位同学商量返乡创业，通过新农人直播把家乡的农产品销售出去。经过两三年的发展，我们的新农人直播慢慢有了起色，Y村土鸡、腊肉和蔬果等农特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就业和增收，累计增加收入500多万元。后来，在Y村‘两委’的引导下，我和合作伙伴加入了Y村志愿服务队伍，除了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我们还以志愿服务的形式为当地农业企业及农户进行了20多次公益直播带货，销售额近100万元。此外，我还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帮助、指导过其他村民学习电商直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电商脱贫致富。”（DY20230807，Y村返乡青年）

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给Y村返乡青年提供了参与志愿服务的平台，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又一重要事件。志愿服务队伍把Y村零散的志愿服务力量整合起来，让大学生、农民工、新农人等返乡青年能发挥特长，有机会参与高质量的志愿服务活动，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Y村而言，返乡青年参与的每一项志愿服务活动都能产生积极效应，有助于其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

五、“以事为媒”的形成逻辑

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具备行动意义的“事件”去承载。正如吉登斯（1998）所言，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也是其结果。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容是由一个个具体“事件”构成的，这些“事件”既是结果，也是媒介。简言之，“事件”的产生和推动让返乡青年能把个体所追寻的行动意义与村庄的助村实践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推进（见图2）。

当青年人缺少返乡“意义”，呈现“无事不回乡”的返乡状态时，如何让青年人“有事回乡”就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制造有“意义”的事件成为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那么，如何制造有“意义”的事件，这些有“意义”的事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从Y村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事件”来看，“事件”的意义主要包括利益相关的个体意义、情感勾连的群体意义及志愿参与的社会意义三个方面。因此，回答上述问题就是要思考：如何制造包含“利益”“情感”及“责任”意义的“事件”，驱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

从“事件”形成的背景来看，党和政府推行的乡村振兴政策改善了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为Y村青年返乡投资创业、联络情感和参与志愿服务创造了条件。例如，村村通工程（通电、通路、通网等）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及生产者补贴等多种粮食补贴政策激发了农户承包土地种粮的积极性；和美乡村建设与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了乡村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总之，返乡青年能与家乡重新产生“事件”联系，离不开各项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

从“事件”形成的推动力来看，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及Y村返乡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基层政府扮演着从“指挥员”到“服务员”的多重角色。“事件”的形成离不开基层政府的支持，基层政府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落实、资源统筹及项目推进等方面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既是引导青年返乡工作的“指挥员”，也是为村社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及返乡青年提供政务服务的“服务员”。其次，村社组织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村社组织是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执行者，对“事件”的形成与发展起主导作用。再次，志愿服务队伍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志愿服务队伍是帮助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平台，对事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辅助作用。最后，返乡青年扮演着“主角”和“参与者”的角色。一方面，返乡青年是各项事件中的主角，各项事件都围绕返乡青年展开；另一方面，返乡青年参与事件的早期是被动的，他们是在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及志愿服务队伍的引导下，逐步参与各项事件的。

从“事件”形成的具体运作来看，其重点在于如何以“事件”为媒介，帮助Y村返乡青年与家乡实现利益、情感和责任上的联结。以“事件”为媒介来构建联结，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共同行动创造共同意义”的社会过程。推动“事件”的形成与发展需明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事件”的起点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精准的触点设计。村社组织推动“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是为了让返乡青年与家乡产生新的、稳定的联系，从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而“事件”则是启动这一计划的“阀门”。其次，“事件”的过程是联结关系产生的动态场域。“事件”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返乡青年与“事件”中的参与主体产生各种交往互动，形成利益、情感与责任上的联结关系。最后，“事件”的结束是形成更稳健关系的开始。推动“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是为了让返乡青年长期、稳定地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助力乡村建设，若“事件”一结束返乡青年就与家乡失去联系，那么“事件”的形成与发展也就失去了真正意义。

综上所述，“以事为媒”得以顺利形成的关键在于其符合返乡青年与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和农民等相关行动主体的实践需求。一方面，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和农民等相关行动主体希望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发挥助农、助村作用，因而积极推动“事件”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返乡青年需要把宏观的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微观层面可感知、可参与、可获益的具体路径。“以事为媒”刚好摒弃了以往空洞的号召和简单的政策补贴，强调具体的、有前景的、可参与的事业（“事”）桥梁和平台（“媒”），能够引导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入手”和“发力”的事业切入点。简言之，“以事为媒”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利益之媒”“能力之媒”“情感之媒”“社交之媒”等“事业”之媒。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充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土地流转合作社”“乡贤恳谈会”“志愿服务队伍”三个促成Y村青年返乡的关键事件进行系统分析，尝试提出将“以事为媒”作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创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当前热点学术话题，既有研究多关注制度（如土地政策）、组织（如合作社）或资本（如金融支持）在青年返乡行为中的作用，呈现为“结构—行动”的二元分析范式。不过，此类研究多把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返乡行为视为一个结果或状态，较少关注“返乡参与”作为过程的动态性特征，虽揭示了返乡青年的动机结构，解释了他们“为何回来”，但对于“回来之后如何持续参与”的机制少有研讨。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将“事件”作为连接返乡青年与乡村社会的中介机制。这是因为，返乡青年的有效参与需要以“关键事件”为中介——“事件”能够降低参与门槛、提供身份认同、建立行动网络，从而实现从情感唤醒到行动嵌入再到意义升华的链式转化。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对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意义构建进行了回应与延伸。首先，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意义感则源于经济成功（创业盈利、就业增收）。然而，本研究中Y村诸多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志愿者、在职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的意义感首先来自乡情乡愁和社会公益 ，而非直接的经济回报。志愿服务、恳谈会叙旧等事件所构建的，是一种前经济或超经济的意义，将情感、公益“意义”维度纳入返乡参与的分析框架，拓展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边界。其次，嵌入性理论强调关系网络，认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只有嵌入农村社会结构才能产生效益（意义）。然而，嵌入性理论虽认识到关系网络存在的重要性，但对关系网络如何被激活研究有限。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事件”是激活沉睡关系网络的“开关”，即乡贤恳谈会激活了因外出而疏淡的乡土关系网络，使其重新成为资源流动的通道，进而提出将“事件营造”作为返乡青年实现再嵌入的具体路径。最后，本研究回应了结构化理论，把“事件”作为结构与行动的耦合点。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与行动是二重性的，结构既是行动的条件，也是行动的结果。但这一理论在经验研究中常面临如何操作化的困境。在本研究中，“关键事件”是结构与行动得以相互转化的经验性节点，村庄能通过“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组织乡贤恳谈会”“创设志愿服务队伍”等一系列事件（行动）改变青年返乡条件（结构），从而增进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结构的再生产与转化）。

在现实层面，本研究探讨了“以事为媒”推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在人口流动与现代化进程中趋于松散，这导致返乡青年难以与家乡产生稳定可靠的共同体模式，参与乡村振兴也就缺少了能承载其行动意义的载体。流动性虽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农村难以完全保留以往建立在地缘、血缘基础上的共同体，但这并不代表返乡青年不能与乡村形成新的联结关系并产生新的共同体形态。以“事件”作为返乡青年与乡村联结的媒介，不仅增加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还至少促成以下三种共同体形态的产生。其一，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是返乡青年与家乡产生经济联系所形成的共同体形态。在产业振兴相关事件的推动下，返乡青年与家乡产生共同的利益需求，与村庄、村民达成经济合作，结成行动一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其二，情感共同体。返乡青年与家乡有情感羁绊，在乡贤会、村民联谊会及乡村节日等集体性事件的影响下，能对家乡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身份归属，增进其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意愿。其三，责任共同体。返乡青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受益者，在推动家乡发展的各项事件中，有责任把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及新方法带回乡村，打破闭塞和保守，也有责任利用乡村资源创新创业，为村庄注入经济活力，创造就业岗位，带动村庄和村民致富。

本研究还存在若干局限性。例如，Y村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本研究可能不自觉地放大了成功因素，而对失败或困难方面的内容关注不足。这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采用“成对案例”设计（一个成功村庄配对一个类似但未成功的村庄），通过对比分析识别关键差异因素。不过，本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借助田野调查，发现并系统论证了：创设和利用事件，能够有效生产出返乡青年所缺失的意义感，并以此为黏合剂，构建起一种以共同实践为核心、兼具稳定性与弹性的新型乡村共同体，从而为破解乡村人才“引得来、留不住”的现实难题，提供了一条可操作、可复制、内生型的创新路径。

责任编辑：邢婷婷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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