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不看书了？那些焦虑的男性小说家以及他们笔下的男性角色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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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你家附近的书店里，肯定找不到多少男人。过去几年里，作家和评论人士一直忧心忡忡地讨论着一个问题：如今，写小说和读小说的男性似乎越来越少。从数字上看，女性确实占据了小说读者的大多数，而且几乎一直如此。但如今，这场危机显然又被赋予了新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去年12月，在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年轻男性的支持发挥了部分作用之后，创意写作教授戴维·J. 莫里斯（David J. Morris）仍然对此心有余悸。他宣称：“这些年轻男性需要更好的故事，也需要看到自己属于讲述故事的世界。”莫里斯暗示，只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停止向政治右翼漂移，重新成为富有同理心的自由派。

他严重高估了文学小说的力量。即便如此，男人为什么不读书？看起来，问题似乎在于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书。

我们不断被告知，只要男性能在当代小说中看到自身经历的映照，他们就会重新拿起书本。过去几年里，不少作品试图捕捉这一部分读者。姑且称之为“男性沉闷小说”吧。这些作品包括肖恩·索尔·康罗（Sean Thor Conroe）的《渣男》（ Fuccboi ）、阿德姆·卢兹·里恩斯佩克特（Adem Luz Rienspect）的《 混音带 ：北方极境》（Mixtape Hyperborea）、托尼·图拉图提（Tony Tulathimutte）的《拒绝》（Rejection）、塞巴斯蒂安·卡斯蒂略（Sebastian Castillo）的《焕然一新的绿色生活》（Fresh, Green Life），以及最近出版的乔丹·卡斯特罗（Jordan Castro）的《肌肉男》（Muscle Man）。这些小说都将男性心理描绘成一道搏动的伤口，里面涌动着因过度自我意识而产生的神经质。

这些小说中的男人上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们被各种当代男性气质的景象狂轰滥炸：左翼人士在推特上的姿态表演、健身网红发布的哲学视频，以及维基百科上那些令人深陷其中、关于粗粝生活和史前世界的知识兔子洞。无休止的刷屏滋养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在当下，男性的地位究竟如何？随着文化规范不断变化、技术依赖日益加深，男性似乎正受到威胁。这种不安全感，正是当下有关男性在文学中应处于何种位置的争论的核心。

这些作家迫切地想把读者从手机旁哄走，于是大量使用网络语言和适合屏幕阅读的形式。最终，他们写出的作品都在展示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注意力日益碎片化的世界里，小说将越来越像什么？识字和阅读能力正在下降，屏幕使用时间却不断飙升，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甚至连那些刻意强调自己具有“文学性”的作家也不例外。小说正在成为一种与互联网连续相通、并且越来越无法摆脱数字世界要求的形式。

让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最新的一部谈起。

乔丹·卡斯特罗的《肌肉男》由卡塔普尔特出版社（Catapult）于本月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哈罗德（Harold）的男人，他在谢泼德学院（Shepherd College）教授文学。这是一所文理学院，位于“南方最北端”。哈罗德出身工人阶级，靠着努力才爬到今天的位置，如今却厌恶自己的工作，厌恶那栋供他授课、气氛诡异的建筑，也厌恶那些自由派同事。在他看来，同事们更关心不平等之类的“各种抽象概念”，而不是文学本身。他还厌恶那些把学生的感受置于教育工作之上的学校管理人员。

但最重要的是，哈罗德憎恨独自面对自己。

哈罗德认为自己是一个“超人”（Übermensch）。他称自己为“唯一者”（the One），被同事们如虫子般渺小的“整体”（the All）以及那些已经“僵尸化”的学生所束缚。然而，每当他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时，他就会结结巴巴，转身离开，最终消失在手机屏幕之中。

哈罗德甚至写过一篇博士论文，后来又写了一部小说，专门讲述那些被平庸社会惩罚的杰出男性。他真诚地相信这些观点，然而在为数不多的公众读者眼中，这些作品却被理解成了讽刺。

卡斯特罗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当代生活乃至当代意识，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污染，几乎无可挽回。他的小说总是围绕那些无助地刷着手机的角色展开，直到屏幕上的图像、耳边传来的声音，都与他们的自我认知纠缠在一起。

他在2022年出版的首作《小说家》（The Novelist），用不到200页的篇幅，描写了一个星期五上午两个多小时里发生的事情。一个没有名字的叙述者泡茶、刷推特、洗碗、上厕所、摆弄自己的谷歌文档，然后又点回推特——他做尽一切事情，只为逃避真正的工作：写一部关于自己药物成瘾经历的自传体小说。

卡斯特罗标志性的写法，是创造一种数字意识流，把一系列彼此有关联、却又互不相干的思想、感受和印象层层叠加，唤起当代生活中那种嘈杂、同时发生的状态。在一次教职员工会议上，哈罗德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戴维——背包——大笑——食物。”他正努力把自己碎片化的注意力重新拼凑起来。

哈罗德生活中唯一的一束光，是凯西（Casey）。凯西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也是一名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正是他把哈罗德带进了举重训练的世界。

“凯西似乎与众不同。”哈罗德回忆道，“他不像其他教职员工那样，已经变成僵尸，变得毫无生气。”

凯西蔑视学术界，认为那里充满女性气质，思想上令人窒息。他引导哈罗德走进健身房，让他锻炼出一个强壮而充满生命力的身体，以此对抗同事们身上的“死质”，以及他们毫无思考地传播的那些软弱、寄生性的观念。

只有在健身房里，哈罗德才真正感觉自己是自己。一天之中，他还会在会议期间做一些微型的二头肌弯举，让那些平淡无聊的互动和他所感受到的轻慢变得可以忍受。

然而，力量并没有消除他的不安全感，反而让它进一步加深。

小说的第一部分里，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校园去举重，同时又担心自己忘记带午餐，迫使身体不得不消耗他珍贵的肌肉来维持运转。

举重时，哈罗德仿佛变成了一个哲学家。他通过血液的流动表达那些语言无法传达的东西。然而，当他不得不真正与人交流时——比如，和健身房里任何一位有吸引力的女性说话——他便彻底崩溃了。他过度在意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会被女性如何解读，结果反而表现得比直接上前打声招呼更加令人不适。

他的思想越是深入，就越无法将其表达出来。他把这种困境归咎于语言的寄生性和女性化力量，然而，真正的问题却潜伏在他那不安全、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自我内部。

卡斯特罗是一位精准、极其易读的文体作家。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有趣，也非常幽默，而且并不是简单地把网络生活搬到纸面上。

《肌肉男》是一部充满深刻反讽的小说。哈罗德自以为强大的硬汉形象，与他幼稚的自我表达能力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当他长篇大论地咆哮生命力、软弱，以及自由派学术界的腐化力量时，我们根本无法认真看待他。

小说告诉我们，政治是懦夫才会参与的事情，文学分析是女人才会做的事情，教育则是一套自由派的思想灌输体系。勇敢的个人必须反抗群体。

他也许会嘲笑同事们为各种社会正义事业奔走，但至少这些同事看起来还在正常地生活、行动，而哈罗德却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仿佛身陷囹圄。

哈罗德或许相信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公众认可的“超人”。然而，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他必须想象自己正在向同事发表演讲，或者在播客节目中阐述观点。

这正是整部小说最根本的笑料：他只有在私密的内心独白中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每当真正需要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时，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搞砸。

没有观众，他就什么也不是。

然而，卡斯特罗本人同样痴迷于捕获观众、控制读者的注意力。这种执念反而妨碍了他自己的小说创作。

在小说后半部分，教授潜藏的偏执逐渐凝聚成一场会面：他与两名同事、两名学校管理人员坐在一起。其中一名管理人员让他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对方似乎也练举重。

管理人员想知道哈罗德对凯西有什么看法。他们声称，凯西“一直在教授某些文本，在讲课时发表某些言论，而这些言论正在伤害我们这个群体”。

作者将这些指控包裹在含糊不清、带有异端暗示的隐晦言辞中，使读者无法自行判断凯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哈罗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整场调查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强行把自己的观点塞给读者，却不给读者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间，让人无法判断这些指控是否属实。他把小说压缩到了自己头脑的尺寸，而不是将小说向读者和世界敞开。

这种自我意识过剩的写法，在当代文学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它似乎表达着一种焦虑：在这个美国大多数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根本不再读小说的时代，作家甚至担心自己的作品根本不会有人阅读。

无论属于什么类型、采用什么风格，如今的新书都必须死死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生怕读者被那些触手可及的干扰夺走。毕竟，那些干扰物距离书本往往还不到一英尺。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作家们开始优先考虑文本是否容易理解，以及叙事是否足够直接。这些特质不仅体现在卡斯特罗身上，也体现在许多与他同代的作家身上，尽管卡斯特罗本人对自己的写作能力颇有信心。

《渣男》的作者康罗曾表示，他写作的对象正是那些不读书的人。而在他最近发表的《Blast2》宣言中，第一条“诫命”便是：

“你必须让作品易读、易懂……”

于是，在这个充斥着无穷无尽、用过即弃的干扰信息的时代，作家们似乎必须用读者现有的语言与他们相遇——一种被削减得所剩无几的语言。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做法。

塞巴斯蒂安·卡斯蒂略在今年6月出版的《 焕然一新的绿色生活 》中，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这种经过审美包装的互联网语言。他在叙述者自命不凡、过于正式的内心独白中，穿插了来自真实网络生活的片段，以此戳破其虚张声势的外壳。

例如，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吹嘘自己今晚要去“搞到那个播客妞”；又比如，一条莫名其妙走红的推文，内容只有屎尿屁。

然而，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卡斯蒂略对互联网污染下的思维方式所进行的高超模仿，最终还是给自己留了退路。

整部小说里，叙述者一直在骂别人，也一直在被别人骂。直到最后，他在地铁上遇见一个正在读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作品的年轻男人，于是斥责这个陌生人天真、懦弱，害怕与他人共同生活。

然而，我们早已充分了解到，这些特质同样适用于卡斯蒂略笔下那个涉世未深的叙述者，甚至可能在他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作者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角色、他的小说，以及他整体的创作计划。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不给误解留下任何空间。

与卡斯特罗一样，他似乎也决心消除所有模糊性，不愿留下任何矛盾的空隙，让读者能够自行形成对叙述者及其幻觉的理解。

2023年自费出版《 混音带 ：北方极境》的阿德姆·卢兹·里恩斯佩克特，似乎也同样痴迷于让读者困惑，或者以其他方式挑战读者。

今年7月，《滚石》杂志对里恩斯佩克特以及洛杉矶另类文学圈（L.A. alt-lit scene）的其他成员进行了专题报道，称他们是让“文学在年轻男性中重新变酷”的最大希望。

与《肌肉男》一样，《 混音带 ：北方极境》也讲述了一个自以为是、拙于表达的平庸之人。他生活在一座美国小城市的边缘地带。

但与《肌肉男》不同的是，《 混音带 ：北方极境》读起来更像一部政治上不正确的青春剧试播集——仿佛《半熟少年》（Kids）遇上《壁花少年》（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故事横跨2007年至2008学年，主人公是一名开着丰田凯美瑞的高中毕业年级学生，就读于美国西南部某座城市郊外的一所私立教会预备学校。

他举重、搭讪女孩、飞叶子，开着车听精心挑选的混音CD，并把这些CD称为“混音带”（mixtapes）。

他和朋友们混在一起，但这些朋友之间唯一能够区分彼此的，似乎只有名字。小说结尾，他失去了童贞。随后，他和朋友们一起看着一团灭火器喷出的烟雾被风吹散。

整本书塞满了那种单薄、采用现在时态的散文化文字。年轻作家们喜爱这种写法，并误把它的含糊不清当成紧迫感。

叙述者以“精准到声音细节”的方式偷听别人谈话，在紧张的情境中感受到“一种不断上升的肾上腺素”。

当一群人聚到一起时，“一种不可否认的群体归属感”便油然而生。

大多数段落都只有一句话，这样读者的目光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向下滚动。

里恩斯佩克特（Rienspect）使用笔名写作——他的名字意在让我们“重新审视”（re-inspect）周围的世界，明白这个双关了吗？——显然是为了防止现实中的自己遭到“取消”。

小说里的孩子们表现得就像一群想象力平平的普通青少年，谈话中偶尔夹杂着对智障人士或墨西哥裔人士的侮辱性称呼。当一个男孩把沙拉点作主菜时，叙述者甚至宣称，这种行为“（非常亚裔）”。

全书最尖刻的笑话出现在封底：那里有三段来自虚构评论家的讽刺性差评，这些评论家都拥有犹太人姓名，而且这些差评显然带着防御性的讽刺意味。

里恩斯佩克特把小说设定在2007年，那时他大约只有8岁。

因此，他在基本事实和根本性的生活经验上犯错，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说中的人物不用手机——这对于21世纪头十年中期、就读于富裕预备学校的青少年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听CD，却没有iPod，而且几乎从不上网。

里恩斯佩克特试图复活那个自己模糊记得的、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乌托邦，却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一个事实：他甚至无法想象Web 2.0之前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过，他对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生活所怀有的怀旧情绪，倒是颇有启示意义。

在他看来，那些年仿佛代表着某种乌托邦：文件共享让音乐和信息得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社交媒体和数字监控尚未无处不在。

在《滚石》的专题报道中，他渴望出现“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它超越政治、反对技术、反对刺激”。

然而，他和其他这些作家一样，写出来的作品却带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后互联网时代气息。

在我看来，这种气息本质上源于恐惧：害怕你会误解，害怕你会不耐烦，害怕你会觉得无聊，害怕你会愤怒；害怕你会合上书本，重新拿起手机。

只有托尼·图拉图提没有从这种恐惧出发进行写作。

在他202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拒绝》中，那些形形色色、厌恶自我的人物，依靠重口味色情内容、自我提升领域的商业成功学口号，以及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反复操纵得来的同情来麻痹自己。

以《女权主义者》（“The Feminist”）这篇同名故事中的主人公为例。他是一个肩膀狭窄、患有“透镜状秃发”的男人。

所谓“女权主义者”，是一个从小就拥有许多女性朋友，却始终没能建立任何恋爱关系的男人，甚至连一个吻都没有得到过。

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再到三十多岁，我们的主人公始终在安慰自己，努力维持一种根深蒂固、无法动摇的信念：心碎是一种浪漫而体面的经历，而被拒绝“只会让你成为一个失败者”。

这个“女权主义者”，恰恰就是《肌肉男》中被反复嘲讽的那一类自由派。

他表面上是一个进步主义男性盟友，却把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欲望，都放进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概念”之中加以过滤。

然而，图拉图提并不想像卡斯特罗那样轻率地处理问题。他是真的想弄明白，这些观念究竟如何塑造并改变一个人的心理。

“女权主义者”生活在女性群体之中，应用女性解放的话语体系。

他不会对女性吹口哨、出言骚扰，也不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贸然示好。他总是在接吻之前先征求对方的同意。这种开明的骑士精神，在他看来，足以让自己赢得一场约会——即使到了成年之后，他依然深信不疑。

当这一切未能奏效时，他开始花钱购买性服务。

尽管他坚称自己尊重性工作者，却发现这些经历既无法满足自己，甚至还让他感到屈辱。他也看那些支配类的片子，但只看那些制作条件良好、尊重演员的作品。他的身体被折腾得伤痕累累，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一种表面粗糙、带有纹理的“管道工手套”来刺激自己。

最终，他退回到一个网络社群里。那里聚集着其他肩膀狭窄、思想开放的男性。他们读过女权主义著作，自认为已经竭尽全力去理解女性的困境、生活和欲望。

而如今，他们却坚持认为，女性从来没有努力理解过他们。

“当我死去时，”这位“女权主义者”写道，“我的整个存在都会蒸发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一丝痕迹，再也没有人知道，我独自一人究竟承受了多少苦难。”

在《女权主义者》这篇故事里，我们拥有了那些男性文学捍卫者所渴望的一切：深受性欲驱动的人物、沉迷于网络的男性，以及当代男性那些无法言说的挫败感。

然而，《拒绝》并没有躲在反讽、挑衅或刻意制造对抗的姿态背后。

随着《女权主义者》的故事逐步走向以其主人公命名的、近乎恐怖主义式的公开自我焚毁，图拉图提始终没有让读者浮出水面喘息。

他把你埋进叙述者的内心、埋进这些故事之中，也埋进这个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其中的丑陋当代世界。

然后，你窒息了。

这种阅读体验令人难受，令人窒息，令人无比沮丧；但它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学体验。

图拉图提确实会把短信、论坛帖子和交友资料中的片段直接嵌入自己的故事，但这种做法所产生的效果，与其说更接近现代互联网小说，不如说更接近19世纪的书信体小说。

这些文本没有把一切压平为一条流畅无缝的信息流，而是深化了人物之间的交流，也深化了书籍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拒绝》或许写的是一群手机用得太多的人，但无论如何，它读起来都不像是在刷手机。

它读起来——可怕的是——像整个世界。

谢天谢地，它至少还像这个世界。

原标题： The Anxiety Plaguing Male Fiction Writers

作者： Robert Rubsam

编译：蛮蛮

校对：青青

来源：V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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