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战功平平，为何还能出任总司令并成五虎上将之首？

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军事机构，顾祝同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这个决定传出后，军界议论不少：论抗日战绩，他比不上卫立煌；论战场声望，也不如薛岳、杜聿明等人。可蒋介石还是把陆军系统交给了他。

顾祝同凭什么？

答案不只在战场上，更在于他长期扮演的角色：既能带兵，又懂得服从；既有军中资历，又不形成独立势力。对蒋介石而言，这样的人，比一个战功赫赫却有自己主张的将领更容易掌握。

顾祝同早年并非毫无战绩。1903年出生于江苏涟水的他，青年时期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来投身广东革命阵营。北伐期间，他参加过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在淡水、棉湖以及惠州等战斗中表现积极，曾率部攻坚，逐渐受到蒋介石注意。

那时的顾祝同，算得上敢打敢冲的军官。蒋介石也看到了他的价值，先后让他在黄埔系统和中央军中担任要职。顾祝同与蒋介石同为保定军校出身，又在黄埔军队中建立联系，这层关系成为他仕途的重要基础。

不过，顾祝同的军事才能始终没有达到名将的高度。1928年二次北伐时，他率第九军进攻孙传芳部，在战事关键处趋于保守，反而让刘峙率部抢先攻占蚌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刘峙的地位都压在顾祝同之上。

这次失利说明，顾祝同不是那种善于抓住瞬间战机的统帅。他更擅长的，是稳住局面、执行命令、处理复杂关系。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性格未必是缺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顾祝同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军事部署。1934年，他担任第五次“围剿”北路军总司令，并曾奉命处理福建事变。军事行动本身有胜有败，但他对蒋介石命令的服从十分明确。蒋介石衡量部下，往往不只看一场战役的输赢，更看其是否听令、是否可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是顾祝同仕途的重要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南京内部对军事解决还是和平谈判意见不一。顾祝同名义上承担西路军指挥任务，却没有贸然把部队推进到西安前线。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推动和平解决时，顾祝同的态度相对配合。

有人曾劝他：“局势未明，军队不能轻动。”

顾祝同的选择，实际保留了回旋余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重新掌权，顾祝同便从一名受过挫折的将领，变成了值得信任的亲信。此后，他出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并担任西安行营主任，掌握西北地区相当大的军政权力。

有意思的是，顾祝同并不是靠一场惊天动地的胜仗翻身，而是靠关键时刻站在蒋介石一边。政治信任，就这样压过了单纯的战功比较。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祝同长期负责第三战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期间，第三战区部队投入作战，但上海、南京相继失守，部队损失严重。顾祝同在战略指挥上的亮点并不突出，更多时候承担的是上传下达和协调各军的任务。

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顾祝同待人圆滑，少与部下公开冲突，能够在中央军、地方部队之间周旋。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许多将领各有算盘，顾祝同不轻易树敌，因而获得了“军中圣人”等称呼。这些称呼未必是在赞美他的品格，却说明他善于维持关系。

但这种“好好先生”的作风，也带来严重后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顾祝同作为第三战区负责人，对军事部署和行动负有重要责任。新四军部队遭到围攻，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抗日统一战线受到重大破坏。对于蒋介石而言，顾祝同完成了压制异己的任务；对于抗战大局而言，这却是一次严重的内部冲突。

抗战结束后，顾祝同担任陆军总司令，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进入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层。1947年5月，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精锐，师长张灵甫战死。顾祝同作为上级指挥系统的重要人物，当然难以完全撇清责任，但战役中的具体决策还涉及蒋介石、汤恩伯、李天霞等多方。

顾祝同的问题，不是完全看不懂战局，而是很少在蒋介石的命令与实际情况冲突时坚持己见。辽沈战役期间，卫立煌、廖耀湘等人对出兵辽西存在疑虑，顾祝同仍强调服从最高命令。这样的态度，使他避免了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却也让指挥系统失去了必要的纠偏能力。

所谓“五虎上将”，本就是国民党军内部和民间流传的称谓，具体名单与排序并不完全一致。顾祝同后来被视为其中的重要人物，甚至居于前列，并非因为他在每场大战中都表现突出，而是因为他兼具黄埔与中央军资历，长期掌握军政要职，又始终没有成为蒋介石无法控制的独立军头。

换句话说，顾祝同的“战功”并不是唯一筹码。他真正擅长的，是把自己放在蒋介石最需要的位置上：需要执行强硬政策时，他能够出面；需要协调派系时，他能够周旋；需要有人承担职务而不挑战最高权威时，他又足够稳妥。

1949年以后，顾祝同退往台湾，仍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对于这位长期身居高位的将领来说，战场上的胜负并没有完全决定他的命运，决定他命运的，是他在权力体系中始终保持的服从与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