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31日晚,江西南昌“八二八”一号楼内,毛泽东在书房看书,几名年轻女服务员站在门外,想进去看看,又不敢贸然打扰。
她们大多十七八岁,刚参加工作不久。面对毛泽东,既有亲近感,也有拘束感。周水莲此前在庐山做过服务工作,算是几个人中见过主席次数较多的,于是被同伴推到前面。
周水莲却连连摆手:“主席正在看书,还是别打扰了。”
话音未落,毛泽东抬起头,看见门口的姑娘们,便招手让她们进来。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庄重的接待场合,因为几名年轻人的出现,忽然多了几分家庭般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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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谈什么大道理,而是像长辈一样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名字是人与人之间最容易打开的话题,尤其面对初次见面的年轻人,问姓名既自然,也能缓和气氛。
周水莲胆子大了一些,主动说:“毛主席,我想改个名字。”
毛泽东问她想改成什么。她回答,想取一个“荣”字,寓意光荣。毛泽东没有直接肯定,而是从字形上打趣道:“荣字上面有草,下面有木,容易烧掉。”
这句话未必是严格的训诂,却体现了毛泽东谈姓名时的习惯:不拘泥于一种解释,常常从字形、读音和联想出发,把严肃的取名变成轻松的交流。
周水莲又问:“那您说,我改什么名字好呢?”
毛泽东略作思索,笑着说:“那就叫周天王。”
屋里的姑娘们一下笑开了。周水莲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是个女孩,怎么能叫天王?”
毛泽东见她认真推辞,便把称呼改成了“周天”。这个名字听起来简洁,也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至于“天王”二字,更多是谈话中的机锋,并不是要把一个普通姑娘改成某个正式称号。
这里还牵涉到周人先祖的历史。古公亶父,即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按照当时的继承习惯,太伯与仲雍本有承继资格,但为了成全父亲对季历及其儿子姬昌的期待,兄弟二人选择退让。
季历后来成为王季,姬昌则是周文王,姬昌之子姬发建立周朝后,被称为周武王。太伯、仲雍让位的故事,后来被儒家视为谦让与孝悌的典型。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谈到“周”姓时,显然不只是随口取个响亮称呼。
但在现场的年轻姑娘们,对这些典故并不熟悉。她们关心的是名字叫起来顺不顺口,像不像女孩子。历史知识与日常感受,在这一刻碰到了一起,这也正是谈话生动的地方。
周水莲改名的事情传开后,张爱珍也被同伴推了出来。毛泽东听完她的名字,半开玩笑地说:“那就叫张思德。”
张爱珍赶紧摇头:“那是英雄人物,我怎么能叫这个名字?”
毛泽东接着说:“你也可以向他学习。”
见她仍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又说:“那就叫张飞,张飞也是英雄。”张爱珍听后既觉得有趣,又觉得这个名字太刚烈,脸上写满了犹豫。
这种取名,并非正式的命名仪式,更像一次带有鼓励意味的谈笑。张思德是毛泽东曾专门题词评价过的人物,张飞则是三国故事中的勇将。把这些名字说给年轻服务员听,既是玩笑,也包含着对她们做事果断、勇于担当的期许。
随后,王千娣、李风婆等服务员也来请毛泽东说说自己的名字。王千娣的名字引出了“千个弟弟”的玩笑,李风婆则被联想到“风波”。据相关回忆,几个人后来分别以王风云、李风波等名字相称,周水莲也把名字改作了周天,张爱珍则留下了张飞这个称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名字主要存在于当时的谈话和回忆之中,不能简单理解为正式户籍姓名的统一变更。历史细节若脱离语境,容易把一句玩笑说成制度性安排;放回现场看,它更像毛泽东与年轻服务员之间一次轻松而特别的交流。
1971年9月2日,毛泽东离开南昌时,服务员们前来送别,并请他以后再来江西。他回应说,江西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还会再来。专列驶离南昌后,这场围绕姓名展开的谈话,也成为“八二八”接待工作中被反复提起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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