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首尔,烤肉店还在翻台,练歌房里排队等包厢的人刷着手机,健身房里居然真有人在卧推。第二天早上八点,同一批人端着冰美式、补好口红,端端正正坐回工位。
互联网上流传的“韩国人不睡觉”段子,多少带着夸张,但夸张的底座并不完全是空的。
韩国睡眠研究会202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人夜间平均睡眠为6小时58分钟,比OECD平均的8小时22分钟少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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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基于37万余名用户穿戴设备数据的分析更不客气:韩国人平均在床上躺6小时39分钟,实际睡着的时间只有5小时25分钟,躺下之后有超过一个小时在醒着或反复醒来中度过。
至于“中学生四小时上下”,这个说法需要打一个折扣——韩国一般高中里,确实有46.7%的学生每天睡不到6小时,但这不等于“普遍只睡四小时”。
数字没有段子那么极端,方向却是一致的:相当一部分韩国人,长期处在睡眠不足的状态里。
问题于是来了,如果一整个社会都睡不够,这就很难再被叫作“个人作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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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韩国人为什么晚睡,先得看他们的一天是怎么被切分的。
白天在公司耗满,傍晚部门聚餐喝烧酒,九点在中国饭局上差不多该散了,在韩国却只是一个中场休息。第二场酒吧,第三场练歌房,第四场醒酒汤配宵夜,一轮轮转下来,天快亮了。还撑得住的,拐进健身房再练一轮。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套流程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待着”的位置。喝酒是社交,唱歌是社交,连撸铁都常常成群结队。也就是说,白天的时间被工作和人情占满了,深夜那几个钟头,才勉强算是自己说了算的部分。
韩国心理学者在讨论“报复性就寝拖延”时指出,人们故意把睡觉往后推,首要原因是想从负面情绪里逃开,其次就是“给辛苦了一天的自己一点补偿”。他们熬的不是夜,是抢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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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住这一切的,是冰美式和红参口服条。咖啡因把困意往后压,红参给一个“我还能撑”的心理暗示。问题是,咖啡因不能替代睡眠,它只是把账单往后挪。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的数据显示,2025年因睡眠障碍接受治疗的人次达到1,346,196,比2021年增长了约24%;其中10岁以下患者四年间上升了67.5%,青少年患者上升了32.6%。账单不是不到,只是在分期。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凌晨的街头,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不睡。2024年,韩国在工作日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之间从事夜间工作的人约有217万,占总劳动力的14.2%。
深夜配送、便利店、物流、餐饮——这些岗位上的睡眠,不是被社交抢走的,是被生计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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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肯睡”更深的一层,是“想睡睡不着”。韩国社会学者金灿浩(김찬호,成公会大学教授)研究睡眠,起点很私人:他自己严重失眠过,前后大约十年才慢慢走出来。
他试过医院、药物和各种方法,最后发现单靠医疗解决不了。因为睡眠这件事,身体是最外一层,往内是情绪,再往里,是整个社会生活。
他讲过一个很小的例子。重新去打羽毛球,因为水平一般,慢慢没人愿意跟他组队。有一次去了,几乎没人喊他上场,他就在那儿拉了很长时间的伸,然后走了。没挨骂,没起冲突,什么都没发生。可那一晚,他几乎没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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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折磨他的不是“球没打成”,而是一个念头:我是不是被排除在外了?我是不是没价值了?金灿浩用“社会性消失”来描述这种感受——别人压根不把你当回事,那种痛听起来像心理层面,实际接近身体疼痛。
白天的委屈、被忽略、被怠慢,不会因为关灯就自动清零。夜深人静,压下去的情绪反而集中冒头。所以那么多睡不着的人,不是床不够好,是那口气没顺过来。
更麻烦的是,失眠会自己滚雪球。偶尔几天没睡好,人就开始担心:今晚还能不能睡?明天有重要工作怎么办?于是“睡觉”变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可睡眠偏偏是最不能使劲的事,越想控制越失控。担心失眠导致状态下滑,状态下滑又反过来“证明”担心是对的——一个闭环就这么扣上了。
再往外一层,是结构。金灿浩提出过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说法:睡眠不平等。富裕阶层买到的不只是好床垫和遮光帘,最值钱的是对时间的支配权——累了可以晚起,睡不好可以取消第二天的安排。
但出租车司机、夜班工人、配送员、便利店店员呢?多睡两小时,就少挣两小时的钱。对这些人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这条听上去很科学的建议,藏着一个前提:你得有那份余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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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层变化,比前两层都耐人寻味,因为它发生了一次反转。过去,成功人士爱晒自己睡得少。“我每天只睡四小时”“别人睡着的时候我在干活”——这类话在东亚社会都不陌生。
潜台词很清楚:少睡等于自律,等于拼,等于成功;睡多了就是懒。韩国流传的“四当五落”(睡四小时能考上,睡五小时就落榜),2002年被韩国国立国语院收录为新词,至今仍被用来形容应试竞争的残酷。
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考试竞争年代的类似表述,但在韩国压缩式增长的年代落地生根,被包装成勤奋,甚至成了一种道德品质。休息?那是带着负罪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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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几年风向在变。一部分精英开始反着来,强调自己保证八小时睡眠,戴着昂贵的监测设备,严格管控卧室温度、光线和饮食。
曾经“睡得少”是勋章,如今“有条件睡得好”成了更高级的身份象征。一种资源稀缺了,能占有它本身就变成了区隔。睡眠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真正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它还会反过来制造不平等,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循环。一头是:经济条件好,睡得足,第二天脑子清楚、判断准,工作表现好,收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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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头是:经济压力大,被迫少睡,身体、情绪、认知都受损,效率下降、患病风险上升,挣钱能力更弱,压力更大。睡眠本身不生产财富,但它正在参与分配财富。
这个坑还会往下传。上一代长期熬夜、过度劳动,老了落下一身病,照护的担子压到子女身上——请假、掏钱、耗时间。上一代欠下的睡眠债,变成下一代的现实负担。
还有一个更黑色幽默的闭环。现代社会一边用24小时便利店、夜间配送和即时消费,把人的睡眠时间一点点挤掉;一边又催出一个规模可观的睡眠经济——高端床垫、助眠设备、白噪音、香薰、睡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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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床垫与睡眠经济市场估值约25亿美元,更广义的睡眠相关产业在2025年已经扩展到数万亿韩元的规模。先让你睡不着,再把“帮你睡着”卖给你。这生意做得,确实滴水不漏。
回到那个问题:韩国人为什么不睡觉?每天三四个小时,他们不困吗?
困,当然是困的。所谓“不困”,一半靠咖啡因撑着,一半靠一种“大家都这样”的社会惯性撑着。有人被夜生活绑着,有人被白天的委屈困着,有人是被生计逼着,还有人,是被一整套“少睡才配成功”的观念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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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部分人握着恒温卧室、监测设备和八小时自由时间,另一部分人却为了生活费必须在凌晨开车、配送、值夜班,那“睡个好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不只是个人习惯了。
它是一张社会时间表的背面,写满了谁有资格在晚上真正停下来。
金灿浩给出的方向不是“买一个更好的枕头”,而是关系和时间的主动权——主动去找那些不拿收入、地位衡量你的人,在那种关系里不用时时证明自己,神经系统才可能真正松下来。
他还提醒,恢复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好一点,坏一点,退一步,再爬上来。这话不只对失眠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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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韩国人怎么这么拼”,而在于:当一个社会开始用睡眠时长来标记一个人的价值,那些连觉都睡不起的人,还有多少空间能翻回来?这个问题眼下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已经摆在了不少社会的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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