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下旬，南京溪口的一间屋子里，蒋介石接到张治中从北平寄来的长信。信中没有客套，也没有遮掩，直指国民党政府腐败、军队涣散，并劝蒋介石暂时出国，不要再幻想重整旗鼓。
这封信之所以分量极重，不只因为措辞尖锐。张治中曾是蒋介石倚重的将领，也是国民党方面参加北平和谈的首席代表之一。对蒋介石而言，写信的人不是外部敌手，而是多年部属和旧交。
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根本条件。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遭到重大损失，长江以北的战略局势彻底改变。蒋介石虽然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但军政系统中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试图推动和平谈判。
张治中并不认为换一个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就能解决问题。他清楚，蒋介石退居溪口，并不等于真正退出政治和军事决策。和谈能否落地，仍要看蒋介石是否认可。
3月29日，张治中与屈武再次前往溪口。此前，他已经去过一次，谈话并不顺利。屈武在途中曾问：“还要再去吗？”张治中的回答很直接：“这么大的事情，必须让他点头。”
抵达溪口后，张治中把和谈相关材料交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完后表示没有意见，还叮嘱他到北平后谨慎行事。陪同蒋介石祭扫蒋母墓时，张治中又追问了一句：“您愿意和平，这句话能不能公开发表？”
蒋介石回答：“你看着办吧。”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松动，实际却没有改变国民党方面的整体部署。蒋介石一面允许代表团北上，一面仍在考虑退守长江以南、保存实力的方案。张治中希望用谈判打开局面，却发现自己得到的只是口头上的认可。
代表团返回南京后，屈武转述蒋经国的看法，说张治中对形势过于天真。张治中听后沉默不语。他原本以为，只要把战争的危险和国家的困局讲清楚，蒋介石多少会有所改变，现实却并不如此。
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抵达北平。4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同他会面，就国内局势和和平方案交换意见。谈判过程中，南京方面提出了四十多条修改意见，中共方面接受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双方随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
4月15日，协定修正案基本定稿。周恩来明确表示，南京政府应在4月20日前决定是否签字。屈武携文件返回南京请示，李宗仁最终拒绝签署，北平和谈因此破裂。
和谈失败后，代表团成员面临一个选择：返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张治中原本准备回去复命，但周恩来曾与他长谈，提到西安事变时对一位姓张的朋友有所亏欠，不愿意再让张治中陷入两难。
这句话触动了张治中。多年来，他始终把自己看作军人和政府官员，服从命令似乎是本分。然而，若明知原有道路已经走不通，仍回去执行旧命令，究竟是尽责，还是回避现实？
张治中最终决定留在北平。决定既定，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既像部属的劝告，也像旧友之间的最后一次交底。他在信中写道，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腐败严重，军队军心不固、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已经接近崩溃。
信中最刺痛蒋介石的，是这样一句判断：如果还想重新整顿力量、卷土重来，那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张治中还指出，北平所见的中共方面气象，与南京方面形成鲜明对照。
王世和把信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很快便看出了其中的分量。他越读越恼火，拍桌斥责：“文白着了共产党的魔了！”随后又骂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
这些话并不能改变信中所写的事实。张治中并非单纯替哪一方说话，而是把自己在北平看到的情况，与南京方面长期积累的问题摆在一起比较。对蒋介石来说，最难接受的或许不是张治中离开，而是这名老部下已经不再相信旧有体系能够挽回败局。
信的后半部分，张治中再次劝蒋介石暂时出国，摆脱国内政治和军事上的牵扯。他认为，这样或许还能减少冲突，给局势留下回旋余地。蒋介石却当即表示，自己不会出国，要亲自指挥到底。
随后，蒋介石得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家属已经离开南京，便认定他们早有安排。他又命人加强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看管，担心对方被带往北平。溪口的这场反应，说明那封信不仅触怒了蒋介石，也让他意识到，和谈代表团中已经有人完成了立场上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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