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执政满一年，日本商界为何急着组团来华

10月22日，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宣布，将于12月20日至22日派遣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并争取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

这次代表团由关西经济联合会、大阪商工会议所等6个经济团体共同组成，预计有数十人参加。按照原计划，代表团应在10月访华，但因中方日程安排未能成行。经过重新协调，访问被安排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

一次地方经济团体的访华活动，表面看只是正常的商业交流，背后却折射出日本政商两界越来越明显的温差。

高市早苗执政一年，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安全政策、推动军事能力建设，对华政策也保持强硬。地方经济团体却主动寻找恢复沟通的机会，希望降低企业经营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日本政府在谈安全，日本企业在算成本。

关西经济界此时集体来到中国，说明高市可以凭借国会优势加快政策落地，却无法让日本产业界忽略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中国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供应链中短期内难以替代的一环。

10月21日，高市正式执政满一年。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她这一年的成绩确实十分显眼。今年2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316个议席，超过总席位的三分之二。强大的议会优势，让高市在推动安保、军事和保守派政策时拥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控制国会，可以提高法案通过的效率，也可以减轻在野党对政府政策的牵制。

但议席优势终究只能解决国内政治问题。

它无法替企业增加海外订单，也不能重新安排全球供应链，更不能要求其他国家按照日本政府设定的方向作出回应。

关西经济界集体访华，恰恰暴露出高市政治路线与日本产业现实之间的落差。

关西是日本最重要的工业和商业区域之一。大阪、京都、神户聚集了大量电子、机械、化工和精密制造企业。关西经济联合会约有1332名会员，涵盖企业、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

此次由6个经济团体联合行动，说明访华诉求并非个别企业的一时冲动，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产业界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共同担忧。

企业最关心的从来不是政治口号有多响亮，而是订单能不能继续、原材料能不能到位、产品能不能进入市场。

这些问题，无法用国会席位解决。

关西经济界之所以表现得更加积极，一个直接原因是它已经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

今年8月，关西国际机场的中国旅客数量同比下降约66%。航空、酒店、餐饮和零售等行业随之受到影响。

游客减少只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旅游团取消行程，机场和酒店很快就能感受到客流变化；但更深层的影响，来自中日之间长期形成的产业联系。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2025年日本对华贸易额约为3433亿美元，中国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20.3%，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中，中国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3.6%，占其出口总额的17%。

这意味着，日本不只是需要中国市场销售商品，也需要中国供应体系提供原料、零部件和大量工业产品。

对关西企业来说，某一批订单可以重新安排，个别投资项目也可以调整，但已经运行多年的供应商网络、生产设备和技术合作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整体迁移。

供应链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不能因为政府改变政策，就立刻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

企业需要重新寻找供应商、检验产品质量、调整设备、完成认证，还要承担成本上升和交货延迟的风险。即使最终能够实现部分替代，这个过程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因此，当政府强调经济安全、供应链多元化时，企业首先想到的不是口号，而是这些变化究竟要花多少钱。

高市上台后，希望通过强化安全政策和产业自主，降低日本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从战略目标看，一个国家提高关键产业的稳定性并非没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任何战略调整都需要现实条件支撑。

日本可以决定扩大军费、调整产业政策，却不能单方面决定其他国家如何回应；可以要求企业减少对特定市场的依赖，却不能保证新的供应商拥有相同的成本、产能和技术水平。

高市政府推动政策时获得了选举授权，但真正承担转型成本的，往往是制造企业、航空公司、酒店、零售商和普通消费者。

这也是日本经济团体主动访华的原因。

企业并不一定反对政府强化经济安全，也未必否认供应链多元化的必要性。但在新的产业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它们首先要保证现有业务能够继续运转。

去年11月，高市在涉台问题上的言论引发中方反对，双方政治沟通随后受到影响。尽管她在今年10月的施政演说中提出，希望建立稳定的对华关系，但此前争议并未因此自动消失。

在政府间政治互信不足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界选择先恢复接触，希望通过商业交流降低经营风险。

这并不代表日本商界能够代替政府解决政治问题，却说明产业界不愿意无限期等待外交环境自行改善。

日本经济界急于改善对华沟通，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背景——关键原材料供应压力正在上升。

10月20日，《金融时报》披露，日本关键稀土金属钇的库存可能在数月内耗尽。日方已经寻求美国政府和大型企业协助，希望劝说中国放宽相关出口管制。

钇可以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领域，虽然使用量未必巨大，但在部分高端产业中具有难以忽视的作用。

问题在于，找到矿产资源不等于马上获得可用材料。

日本即使能够从其他国家采购部分原料，仍需要考虑提炼能力、纯度控制、生产规模和下游认证。一种材料要进入航空发动机或半导体设备供应链，通常要经过严格测试，不可能随意更换。

这也说明，供应链安全不只是“去哪里买”的问题，更取决于有没有提炼能力、加工技术和认证体系。

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强调相关管制依法依规实施。

由此，高市政府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日本继续扩大军备、强化前沿部署，并在涉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又希望中国在关键原材料供应上提供稳定预期。

政治上不断增加对抗因素，经济上却期待合作不受影响，这种两条路线并行的做法很难长期维持。

中国依法实施出口管制，有自身的安全和政策考量。日本企业如果希望争取更稳定的经贸环境，也不可能完全绕开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日本面临供应链、旅游和贸易压力，为什么率先行动的不是高市政府，而是关西经济团体？

这与高市当前的执政方式有关。

强大的国会优势强化了政府推动国内政策的能力，也可能使决策者低估外部协调的复杂性。在日本国内，高市可以依靠议席优势推动法案；在国际关系中，她却无法要求其他国家配合日本的时间表。

外交不是单方面宣布目标，经济合作也不是政府发出指令后，市场就会自动跟进。

去年涉台言论引发争议后，如果高市政府迅速调整立场，就可能被国内保守派视为退让；如果继续保持强硬，又会增加企业对未来贸易和供应链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团体就成为较为灵活的沟通渠道。

商界代表可以集中讨论投资、贸易、旅游和供应链问题，不必承担正式外交谈判的全部政治压力。即使无法立即解决重大分歧，也可以先建立联系、了解政策，并向双方政府传递产业界的实际诉求。

这类访问的作用通常不是一次性签下多少订单，而是尽量防止政治关系继续恶化，对企业预期形成更大冲击。

今年9月，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已经访华，日本主要经济团体也在协调明年3月访问中国。从政治人物、地方商界到全国性经济组织，一系列访华活动接连出现，说明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正常交流的力量正在增加。

但访问数量增加，不等于所有问题已经解决。

能否取得实质成果，仍取决于日方能否在关键问题上展现诚意，以及双方能否围绕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和供应链形成具体共识。

面对关键原材料压力，日本首先想到的办法之一，是请求美国帮助协调。

这符合高市政府强化日美同盟的总体路线。但美国能够提供政治支持，不代表它可以替日本解决所有产业问题。

如果美国自身缺少足够的稀土提炼和加工能力，再强的外交表态也无法立刻变出合格材料。即使找到替代来源，成本、产能和认证周期仍然需要日本企业自己承担。

安全同盟可以提供战略支持，却不能替代完整产业链。

更现实的问题是，美国的政策首先服务于美国利益。在吸引制造业回流、争夺高端投资时，美国与日本并不只是盟友，也存在竞争关系。

日本企业如果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协调上，可能发现自己不仅要承担更高采购成本，还要增加对美国技术、设备和政策的依赖。

这正是关西经济界主动与中国恢复交流的现实意义：企业不能只等待盟友提供解决方案，也必须保留直接沟通和自主选择的空间。

高市政府当然可以按照自身判断加强防卫，也可以推动关键产业多元化。但任何政策都需要评估成本、边界和长期后果。

如果日本一边持续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制造紧张，一边又希望中日经贸关系完全不受影响，这种期待本身就缺少现实基础。

中国坚持自身核心利益，同时并不排斥符合双方利益的正常经贸合作。日本企业希望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供应链，也需要尊重双边关系赖以维持的政治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经贸往来都必须等待政治问题彻底解决，而是说经济合作需要相对稳定、可以预期的外交环境。

关西经济代表团12月访华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为双方保留了一条务实交流渠道。

日本企业可以说明自己在旅游、投资和原材料方面的实际需求，中方也可以借此了解日本产业界的真实态度。双方即使暂时无法解决所有分歧，至少可以减少误判，让企业对政策变化拥有更明确的预期。

高市执政一年，最大的局限已经逐渐显现。

她可以依靠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推动政策，却无法依靠国内选举结果消除国际经济联系；可以扩大军费，却无法迅速复制一套新的供应链；可以提出更高的战略目标，却不能让企业不计成本地配合。

关西经济界此时组团访华，表面上是在争取商机，实际上也是在为日本政府重新计算对外强硬路线的现实代价。

旅游人数下降、关键材料库存承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拒绝讨论就自行消失。

日本真正需要处理的，不是在安全和经济之间简单二选一，而是让安全目标、产业能力和外交政策相互协调。

如果高市继续抬高战略目标，却不充分考虑日本产业的承受能力，相关成本最终会通过企业利润、商品价格、就业和地方经济传导给整个社会。

如果她能够正视商界诉求，为中日正常合作保留必要空间，日本的政策选择反而会更加灵活。

一次经济代表团访问，当然不足以改变中日关系。但它释放了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日本政府可以把政治姿态摆得很强硬，企业却必须面对市场、原料和订单。

国会里的优势能够帮助高市通过政策，却不能保证这些政策一定获得预期结果。军事能力可以通过增加投入逐步强化，产业竞争力和稳定供应链却需要多年积累。

当日本经济界开始主动来到中国寻找答案时，高市真正需要思考的已经不是如何继续展示强硬，而是日本愿意为这条路线付出多大的长期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