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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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人民网党史栏目、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王冶秋回忆文章、《辞海》杨度词条、杨度文集与民国报刊史料
1931年9月17日，上海租界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面，灯光昏黄。
空气里浮着浓重的药味，窗外的电车声断断续续，混着楼下人力车夫的吆喝。
一个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的男人缓缓闭上眼睛。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多少亲友，没有盛大的葬礼，连墓碑都不敢刻上太多文字。
床前那盏油灯，照着这个即将被历史反复谈论的名字。
当时知道他离世消息的人，大多只记得一个标签：筹安会首领，帝制祸首，怂恿袁世凯登基、把国家拖入混乱的罪人。
报纸上寥寥几笔的讣告，字里行间都带着讥讽。
有人路过灵堂，连头都不愿多偏一下。
所有人默认，这个人的一生，已经盖棺定论。
他叫杨度。
从洪宪帝制落幕算起，十五年过去，举国上下提起这个名字，依旧是骂声一片。
谁也没想到，这份盖棺定论，根本不是全部真相。
在他死去四十六年后，一封来自总理的临终嘱托被公之于众。
那一年，正是1978年。
世人这才猛然惊醒，原来历史舞台上那个被踩进泥里的名字，背后还藏着一场惊天的反转。
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被一代代教科书贴上反面标签的男人，还有一个藏得严严实实的绝密身份。
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
一个鼓吹君主立宪、一手掀起帝制风波的祸首，怎么会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
他是投机变节，还是从头到尾，救国才是他唯一不变的初心？
这个满身骂名的人，晚年究竟在黑暗里做了什么，让周总理临终前还要替他正名？
这条横跨几十年、充满反转的人生长路，藏着近代中国最曲折、最让人唏嘘的一段往事。
【一】少年狂生，一身帝王学，立志要救乱世中国
杨度出生在1875年，湖南湘潭。
湘地文脉厚重，晚清的时候，这片土地走出过曾国藩、左宗棠，风气刚烈，读书人心里都装着家国天下。
湘潭的湘江边，码头商船往来，码头工人在烈日下扛着沉重的麻袋。
杨度从小爱站在江边，看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心里想着这个国家这么大，为什么总被洋人欺压。
杨度的父亲走得早，他跟着伯父长大，年纪轻轻就显露过人天资。
十七岁考中秀才，十八岁中举，在当年的读书人里面，算得上年少成名。
乡里的长辈提起他，都说这个孩子脑袋瓜灵，将来必有大出息。
他自己心里也憋着一股劲，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要做一番大事的。
那时候，科举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可杨度渐渐发现，光是会写八股文章，救不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后来他拜入王闿运门下，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分岔路口。
王闿运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大儒，精通帝王之学。
他讲课不喜欢照本宣科，常常在院子里边走边讲，说到激动处，手里那根烟袋指指点点。
这门学问，不是简单读四书五经。
它教的是审时势，辨人心，辅佐霸主，定天下格局。
说白了，就是教你怎么看清大势，怎么在乱世里帮真正的人物定江山。
王闿运一眼看中这个弟子，倾囊相授。
他把毕生对帝王术的理解，一点一点喂给这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
杨度浸淫其中，慢慢生出一个宏大念头。
他要做辅佐明君的帝师，找到合适的强者，用一套稳妥制度，把破碎飘摇的中国拉出危局。
他常在心里设想，自己就是那个站在君主身边的谋士，谈笑间为天下人谋一条生路。
王闿运曾在私底下点评这个弟子，说杨度其人，见识超群，心气也高，若能遇上明主，是个能成大事的种子，可要是一步走偏，也容易栽大跟头。
这番话，后来竟一语成谶。
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列强环伺，瓜分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
朝廷里的官员浑浑噩噩，底层百姓苦不堪言。
杨度亲眼见过逃荒的农民，蓬头垢面，拖家带口，跪在路边讨一口饭。
他越看越揪心，越想越愤懑。
年轻的杨度苦苦思索，到底哪一条路，才能保住这个国家不亡。
他写下流传百年的《湖南少年歌》，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震彻湖湘大地。
这句诗一出，湖南的读书人争相传抄，热血上头。
文字里面满是热血，那时候的他，和后来那个被万人唾骂的帝制祸首，完全是两幅模样。
庚子国变之后，国内立宪呼声越来越高。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皇太后带着皇帝仓皇西逃。
举国上下都在问，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杨度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各国政体，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日本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短短几十年跻身强国。
德国也是君宪体制，国力蒸蒸日上。
他反复比对各国制度，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
他认定，共和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老百姓识字不多，没有自治的基础，骤然放开共和，只会派系乱斗，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引来列强干涉瓜分。
他在东京的寓所里，和一群留学生彻夜讨论，常常争到天亮。
君主立宪，保留君主作为国家象征，再用宪法约束权力，慢慢开放国会，循序渐进改良，才是最稳妥的救亡方案。
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金铁主义。对内修明法制，发展实业，对外强军自保。
杨度把它当成自己救国的全部答案，逢人便讲，讲得口沫横飞。
在日本，他和孙中山有过长谈。
两个人在东京一间日式旅馆里，面对面坐着，茶都凉了。
为救国路线争辩三天三夜。
孙中山坚持暴力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
杨度不看好这条路。
他觉得大乱之后难有大治，战乱只会耗尽本就孱弱的国力。
辩论结束，谁都没能说服对方。
杨度对孙中山说，你走你的革命道路，我走我的君宪道路。日后我们各凭本事救国，谁成功，谁就是对的。
孙中山笑了笑，握着他的手说，无论走哪条路，只要是为救国，我们都算同路人。
这个时候的分歧，不是善恶之分，是两个爱国者，选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多年之后，当杨度彻底放弃君宪、选择革命道路的时候，他大概会想起东京那三天三夜的争辩，想起那个早年就被他远远推开的方向。
【二】押注袁世凯，写下《君宪救国论》，迎来一生最大的争议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王朝轰然倒塌。
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几千年的帝制在短短几个月里土崩瓦解。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大总统。
杨度一直看好袁世凯。
他觉得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有能力稳住全国局势，是他苦苦寻找的那个可以推行君主立宪的强者。
在他眼里，袁世凯有手腕，有兵权，有治国的魄力，是天生的掌舵人。
民国最初几年的局面，也好像印证了杨度心里的担忧。
国会争吵不休，派系互相拆台，南北矛盾重重，各地暗流涌动。
报纸上天天都是政客互相攻讦的新闻，今天你弹劾我，明天我罢你的官。
二次革命爆发，战火再起。
杨度看着眼前乱糟糟的政局，更加坚定自己之前的判断。
共和落地太快，根基不稳，中国缺少配套的土壤。
他认定，这个国家需要一根主心骨，把散掉的沙子重新聚起来。
1915年，他写下《君宪救国论》。
整篇文章的核心一句话，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这篇几万字的长文，是杨度毕生政治理想的总结。
他写得很认真，翻遍了各国政体的资料，连日本天皇的权力都研究得清清楚楚。
文章辗转送到袁世凯手里。
袁世凯读完，十分欢喜，提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字，做成匾额送给杨度。
匾额金光闪闪，挂在杨度北京的寓所里。
很多后世读者读到这里，很容易简单理解成，杨度一心想讨好袁世凯，帮他圆皇帝梦。
这里我们要分清两层东西。
杨度想要的，不是古代那种不受约束的专制帝王。
他设想的，是日本式君主立宪。君主是虚君，权力被宪法牢牢框住，国会执掌立法，司法独立。
他想借着袁世凯的威望，把这套制度落地。
在他心里，只要袁世凯肯受宪法约束，中国就能一步跨进现代国家的门槛。
袁世凯心里想的，却是不受制衡、独揽大权的皇帝。
两个人的目标，从根子上就不一样，只是在“恢复帝制”这件事情上，暂时走到一处。
杨度把袁世凯当成实现理想的工具，袁世凯也把杨度当成铺垫舆论的工具。
两个人互相利用，却都以为自己掌控着局面。
1915年8月，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挂牌成立。
六个发起人，杨度排在第一位，后世叫他们筹安会六君子。
对外宣称，这个团体只做学术讨论，研究君主制和民主制，哪一种更适合中国。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讨论只是外壳。
筹安会四处联络各省官员，组织请愿团，鼓动大家上书，请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一时间，北京城里到处都是请愿的队伍，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杨度站在这些热闹背后，一度以为自己离理想越来越近了。
他以为请愿团里那些人，都和他一样，真心相信君主立宪能救国。
可他没看穿，那些人大多是收了银子、看风向的投机客，袁世凯需要多少呼声，他们就造出多少呼声。
消息传开，举国哗然。
昔日的朋友纷纷和他割席。
梁启超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变更国体是祸国之举。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得掷地有声，在报纸上连载，人人争读。
蔡锷悄悄离京，回到云南，准备起兵护国。
蔡锷是杨度的湖南同乡，两人早年情谊深厚。
他在北京那几个月，装出一副纵情声色的样子，麻痹袁世凯的耳目。
蔡锷临走前，或许还想过劝一劝这位同乡，可话到嘴边，终究没有说出口。
杨度不是看不到反对的声音。
但他被自己的救国理想捆住，不肯回头。
他固执地相信，只要君宪成型，纷乱就能平息，国家就能走上富强轨道。
他低估了一件事。
经历过辛亥革命洗礼之后，共和的观念，已经深深扎进无数国人心里。
帝制，早就不再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杨度还在按自己的逻辑走，可时代的洪流，已经把他远远甩在身后。
【三】洪宪闹剧草草收场，他一夜之间沦为全民公敌
1915年12月，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元洪宪。
紫禁城里的仪式排场做得十足，袁世凯穿着龙袍，登上太和殿。
美梦仅仅维持八十三天。
云南护国战争打响，蔡锷率领护国军一路北上。
护国军声势浩大，各地军阀一看风向不对，纷纷倒戈。
各省接连宣布独立，通电讨袁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
北洋内部，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元老，也不愿继续跟着袁世凯走。
他们看得清楚，称帝是把整个北洋拖进火坑。
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只能宣布取消帝制。
一场轰轰烈烈的称帝闹剧，仓促落幕。
袁世凯坐在中南海里，看着空荡荡的宫殿，心里大概也明白，一切都完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病痛和绝望里面离世。
他临终前的日子，没人愿意再靠近他。
民间流传他临终一句叹息，杨度误我。
这句话真假一直有争议。
但所有人的怒火，顺理成章烧到杨度身上。
北洋新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帝制祸首，杨度名列榜首。
曾经的才子、立宪领袖，一瞬间变成过街老鼠。
他在北京的寓所被人盯上，匾额上“旷代逸才”四个字，如今成了最大的笑话。
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四处避难。
南来北往，藏匿在朋友家里，连出门都要躲着人。
昔日的座上宾，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
很多人以为，经历这场惨败，杨度会低头认错，推翻自己之前所有主张。
事实不是这样。
袁世凯下葬的时候，杨度送去一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字里行间，他依旧不肯认输。
在他心里，君宪这套方案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袁世凯，把君主立宪做成了旧式专制。
逃亡路上，还有记者找到他采访。
他直白告诉记者，我的政治主张没有改变，我依旧坚持君宪救国。
旁人看了，只会觉得这个人冥顽不灵，执迷不悟。
可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所有人再次看不懂他。
1917年，张勋带着辫子军入京，拥戴溥仪复辟。
康有为全力支持这场复辟，杨度却直接通电公开反对。
他清清楚楚看出，张勋搞的，是完全复古的专制，和他想要的立宪没有半点关系。
这场短短十二天的复辟闹剧，给杨度狠狠上了一课。
他终于慢慢意识到。
君主这条路，在中国，彻底走不通了。
他坚守十几年的帝王学、君宪救国理想，已经是一条死胡同。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一夜又一夜。
那些年他在纸上写下的豪言壮语，如今全都成了扎心的证据。
理想崩塌之后，杨度没有就此沉沦，躲起来不问世事。
他开始放下成见，重新打量这个苦难的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往后十几年，他的人生，一步步走向所有人预料不到的方向。
很多历史故事讲到这里，就画上句号。
史书定格在“帝制祸首”四个字，留给后世的印象，就是一个走错路、助纣为虐的旧式文人。
洪宪帝制的失败，打碎他苦心经营半生的政治蓝图。
他背负举国骂名，四处漂泊。
往日志同道合的友人，纷纷和他划清界限。
曾经唾手可得的名望、地位，全都烟消云散。
旁人都默认，往后余生，他要么固守旧想法，在失意里面终老。
要么改换门庭，依附各路军阀，谋一份安稳的生计。
没有人料想，这个已经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男人，接下来做出的选择，会让所有熟知他过往的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