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声没停！于蕾连续五年再导二零二七春晚，央视为何铁了心？

到了第五个年头，于蕾的名字再度跟央视春晚紧紧连在一起，可弹幕和留言里反复冒出的却是另一句话：为何还是她。

社交平台上更换掌舵人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总台那边却把二零二七年羊年春晚的导筒再一次交到同一位导演手中，这种别扭的局面搁在春晚四十余载的历程中都显得极其少见。

假如视线只停留在批评声浪上，很容易得出一个轻率判断，认定总台压根不理睬外界意见，然而只要把最近五年春晚的收视走势、节目走红路径以及语言类节目的实际生存状况逐一铺开，就会发现事情远不能用喜爱或反感来简单概括。

二零二六年马年春晚落幕之后，官方通报中出现了一组颇为硬核的数字，全国电视直播总收视份额冲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九，创下十三年来的最高纪录，全媒体总触达量达到二百三十点六三亿次。

广电总局那套统计口径里，另有一组数据同样被反复搬出来说事：二零二六年春晚，全国累计收视达五亿人次，综合收视率百分之二十点七零九，综合收视份额百分之七十五点四五三，标注为近五年最高。

就算把这几组数据摆进任何一家省级卫视的招商方案，抢眼程度也绰绰有余，可要说它们等同于观众满意，那就站不住脚了——收视份额统计的只是除夕夜有多少台电视机停在这个频道上，至于屏幕前的人是不是皱着眉把节目从头看到尾，压根不在它的考量之内。

把于蕾推到舆论漩涡中心的，从来都不是歌舞类节目，而是语言类节目。二零二五年和二零二六年春晚播完之后，说教气息过浓、跟普通百姓生活脱节、笑点不足之类的评价在社交平台上扎堆出现，不少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总导演的审美取向。

这类批评能够冒出来，背后是有缘由的。近几年，留给春晚舞台上小品和相声的腾挪余地一直在缩小，按命题写本子的成分变得越来越重。喜剧演员在剧场里一点点磨出来的节奏和包袱，一旦挪到春晚的台子上，棱角常常先被削掉。到最后摆上桌的那道菜，模样像是喜剧，尝进嘴里却像一份汇报材料。

把板子全打在于蕾一个人身上并不公道，可总导演这个位置注定要站在最前面承受所有炮火，换成任何其他人坐到那把椅子上，结果多半也不会有多大差别，但总台连续五年把春晚托付给她，显然不是因为物色不到别的人选。

在春晚总导演这一序列当中，于蕾身上恰好有一种别人少有的本事：年轻人愿意在社交平台上自发转发《满庭芳·国色》《年锦》这类视觉文本，它们是从传统文化土壤里刨出来的；而大型晚会那种国家叙事的框子底下，她同时还能守住一份温度，且不叫人生出腻烦。

《国家宝藏》、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文学总撰稿工作，再到《长征颂歌》，三处节点在履历上依次排开，文化综艺、国际赛事与重大主题晚会这几条互不相干的路子，全被踩了个遍。总台内部若想再找一个能这样横跨的人，怕是难有第二例。语言类节目、戏曲、科技秀跟零点仪式这几样东西要拼在一起做取舍，复合型的底子正好接住了这活儿。

另有一项常被忽视的变化：春晚观众中年轻人的构成比例，确实在发生明显偏移。二零二四年龙年春晚，十五岁至四十四岁群体占到百分之五十一点五九，已过半数；到了二零二五年，三十岁以下观众在某直播平台的春晚在线观看人群中，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三。

二零二六年春晚期间，年轻群体在全媒体直播中的累计到达占比达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七，较上年同期上升一成；总台之所以让一位导演连任，原因在于部分老观众觉得其作品不够热闹、部分年轻观众又觉得不够好笑，而总台真正押注的，是中间地带的基本盘能由这位导演守住，并非偏向任何一端的极端口味。

从一九八三年头一回办春晚算起，黄一鹤一口气接着导了四届，等到再次出山掌勺，时间已经走到一九九零年，当中空了三年。

连着五年，于蕾没有喘过一口气，缓冲的间隙压根不存在。答卷刚交上去，下一年的倒计时就紧跟着压过来；上一届的骂声余音未落，新一届的筹备工作已然铺开。

赶工留下的印记，在这般节奏里做出来的晚会身上是躲不掉的；可换一个角度说，恰恰是这种压力，磨出了一条连续性，别的导演想照搬都难——兔年主打国色，龙年落到纹样，马年又请出智能花神，春晚的视觉语言被当成一部连续剧来打理，而非年年推倒重来。

除夕夜守着央视、把频道停在央视的几亿观众，跟评论区里嚷着要换人的那批网友，多半压根不是同一群人。喊得响的，手里攥着的是表达的权利；不出声的那一大片，按键落在遥控器上。总台心里那本账，算的是后者的分量；舆论场上要的，则是前者把情绪放出来的那道口子。

于蕾继续执掌导筒，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并非她算不算最出色的那一位导演，而是春晚这台轰隆运转了四十余载的庞然大物，置身眼下的传播生态与创作框限之中，究竟还有没有可能物色到这样一个人——上头信得过、底下又不会按遥控器换频道；倘若物色不到，那份争议便注定要算进这份差事的日常开销里。

任期最长的那一位，恰恰是挨骂最多的角色；这谈不上给谁贴金，只是说明一个国民级品牌在众口难调的年代里，挑了一条自认最稳妥、最不容易翻车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