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州书院的三百年，读懂这座城市的人文底牌

雍正十二年（1734），扬州广储门外，盐商马曰琯做了一件让同行看不懂的事：他在梅花岭一带，独资重建书院。

没有分红，没有股权，甚至没有一块匾额刻上他的名字。按今天的商业逻辑衡量，这是标准的“无效投资”。

可正是这笔“无效投资”，连同扬州城里前后十几座书院，硬是把一座以“销金锅”闻名的商业都会，托举成了清代学术的半壁江山。

钱能堆出繁华，堆不出学问。扬州偏偏两样都有。今天我们就聊聊，这座城是怎么做到的。

一、一根六百年前的“教改”火种

扬州书院的故事，得从七百年前一个泰州人讲起。

北宋胡瑗，泰州海陵人，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教育改革家。他在苏州、湖州办学的“苏湖教法”，是中国教育史上绕不开的一页——把学生分进“经义斋”和“治事斋”：前者研读六经，讲明根本；后者主攻治民、讲武、水利、算历等实科，还允许“一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等于今天的主修加辅修。

当时举世尚辞赋、慕浮华，胡瑗却反其道而行。有学者认为，这种分科教学的制度，比欧洲大学分系科培养要早七八百年。

庆历四年（1044），朝廷兴建太学，专门派人下湖州取胡瑗之法为“太学法”，史称“庆历兴学”。他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历代书院的普遍信条——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四个字概括他的教育观：明体达用。学问要“明体”——懂得做人做事的根本；更要“达用”——拿来能解决实际问题。

请记住这四个字。它像一粒火种，埋进了扬州的土壤，七百年后将燃成大火。

二、白银托起的书院之城

清代的扬州，是整个帝国的“资金洼地”。两淮盐利甲天下，白花花的银子顺着大运河流进城。

奇怪的是，这些银子并没有全部变成园林、酒楼和戏班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书院。

康熙元年（1662），巡盐御史胡文学与盐商共同筹款，在旧城三元坊建起安定书院，祭祀的正是那位六百年前的胡瑗（胡瑗世称安定先生）。康熙四十四年皇帝南巡，亲赐“经术造士”四字匾额——这是扬州书院史上的高光时刻。

雍正十二年，马曰琯独资重建梅花书院。这位与弟弟马曰璐并称“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主人，藏书刻书、延揽寒士，是当时文坛公认的“护法”。

乾隆年间，他的儿子又把书院捐公，改由盐务衙门管理——私家书院，就此变成了公共教育资源。

大盐商汪应庚见郡学倾圮，一次捐出五万两白银重修，又以一万三千两购置学田一千五百亩，田租全部用于学宫岁修和诸生赴考的路费。盐商妇人也留下佳话：两院经费告绌，独捐数万两，“以为之倡”。

到乾隆年间，扬州城里安定、梅花、广陵三大书院鼎立，外有虹桥、敬亭、课士堂、邗江学舍散布街巷。时人竹枝词唱得直白：

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

学者柳诒征总结得更精辟：

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

盐养活了城，也养活了学问。商人的白银与读书人的青灯，在这座城市里达成了一种罕见的默契。这在中国商业史上，几乎是孤例。

三、名师把讲席，坐成了一座高峰

有钱，只是办学的及格线。扬州书院真正的底气，是讲席上坐着的人。

安定书院的山长名单，几乎就是一部清代学术名人录：经史大家杭世骏，“江左三大家”中的赵翼与蒋士铨，精于时艺的王步青，经学家陈祖范……随便拎一位出来，都是别处重金难请的宗师。

梅花书院则请来桐城派一代宗师姚鼐主讲。他在此讲学著述多年，桐城文章的薪火，有一段就烧在扬州的讲堂里。

学生同样惊人。

训诂学泰斗段玉裁，早年肄业于安定书院；阳湖才子洪亮吉、被袁枚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都从这里走出。嘉庆十四年（1809），梅花书院送考四人高中，洪莹名列状元——有学者统计，这座书院先后走出过四位状元。

盐商出银子，书院请先生，先生出人才。这条链路，扬州稳稳运转了两百年。

四、“扬州之学最通”：讲堂之外的半壁江山

书院之外，扬州还有更大的格局。

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全国缮写七部，扬州文汇阁独得其一，且是向读书人开放的南三阁之一——江淮间的学人，就近便可遍览皇家秘籍。

有了这样的土壤，才长出了群星璀璨的“扬州学派”。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都汪中、焦循，仪征阮元……这一群体兼收吴派、皖派之长，治经学，也治诸子、天文、历算、戏曲，甚至敢把墨子抬到与孔子对话的高度。学者张舜徽的评语流传至今——

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

一个“通”字，正是胡瑗“明体达用”的隔代回响：学问不是书斋里的装饰品，是要“通”向现实的。

通向现实，需要胆识。嘉庆初年，王念孙上疏首劾权相和珅，是一介书生的骨头；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又先后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办学海堂，把扬州书院的经验推向全国——这是扬州教育理想的升级版。

通向现实，也耐得住清苦。焦循一生以家塾授徒为业，曾以田产换书，夫人变卖首饰为他买书，硬是把一部《孟子》注成了不朽的《孟子正义》。

再看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们卖画为生，把文人画从庙堂拉进市井——“怪”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特有的宽容：商人可以附庸风雅，文人不耻谈钱，艺术和生意在一张桌上喝茶。

于是，扬州的人文底色浮出水面：它不尚空谈，讲实用；不设门户，讲通达；不嫌铜臭，雅俗共赏。繁华而不轻浮，精明而有斯文。

这底色从何而来？从胡瑗的“明体达用”，从盐商的“膏火总是盐”，从讲堂里坐过的赵翼、姚鼐，从王氏父子的《广雅疏证》《经义述闻》——它是几代人一笔一笔“投”出来的，用的正是这座城市最不缺的两样东西：钱，和耐心。

五、尾声：一门手艺，代代相传

光绪末年，科举废，新学兴。1905年，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合并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续数百年的书院教育就此谢幕。

今天的广陵路上，梅花书院旧址还在，是扬州仅存的书院建筑，如今挂着“扬州书院博物馆”的牌子。游客常去个园看竹、何园看廊，其实多走几百米，就能在这座老讲堂里，看见这座城市真正的底牌。

人们习惯把扬州想象成“烟花三月”的销金之地，仿佛它只剩诗和繁华。但书院提醒我们：这座城市的性格，从来是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踩着盐与运河的现实，一条腿迈着明体达用的理想。

银子会花完，繁华会褪色，唯有把生意做成学问、把学问做进现实的手艺，代代相传。

这，或许才是“人文扬州”四个字的真正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