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2026年9月28日,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共同举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奋进强国强军征程”学术研讨会上,特别设置了现场访谈环节,邀请三位曾多次重走长征路的长征精神传播者胡世宗、邓玉平、练红宁分享长征实地踏访的收获和感受,引发与会代表强烈反响。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约请三位老师以访谈内容为基础,撰文分享他们重走长征路的故事与思考,今日推出胡世宗老师的《两次难忘的重走长征路》。
我与长征的缘分
我的第一次重走,是1975年。那一年小平同志复出,提出“恢复革命老传统”,恰好是长征胜利40周年,《人民日报》启动大规模长征主题宣传。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实习编辑,因为我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过多篇大块文章,加上两年前1973年出版了诗集《北国兵歌》,报社就选中了我,跟随知名作家、老编辑袁鹰先生赴长征沿线采访。我一直非常崇敬袁鹰老师,念书时课本上就有他的散文《井冈翠竹》,当新兵时在驻地吉林省东丰县新华书店还买过他的散文集《风帆》。那时他已经出版十几本书了,能跟随这样一位文学名家、资深前辈深入长征一线,对年轻的我来说,是难得的历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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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胡世宗在娄山关
这次采访任务时间极紧、全程倒计时推进。采访分为北、中、南三线。我和袁鹰老师负责核心南路,访问遵义、乌江、赤水河、娄山关、金沙江等关键的长征名胜之地。任务要求我们既要写出长征沿线的时代新貌,更要深刻诠释长征作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时代价值,广泛搜集鲜活素材、突出文学表达。我们按时完成采访回京,最终在1975年10月18日,发表了整版通讯《长征路上新的长征》,同时发表了我写长征的第一首诗《红军标语》。我是从这首诗开始撰写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
第一次亲身走进长征路。实地的所见所闻,彻底打破了我书本上对长征的抽象认知。但因为这次是新闻专项采访,任务紧、节奏快,属于分段踏访。也正是这次行走,在我心底埋下了深深的执念:将来我一定要完整走完二万五千里全程,真正走进长征、读懂长征。
这个夙愿,在十一年后的1986年得到实现。这一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原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七位创作有成就或有潜力的中青年军队作家重走长征路,包含四位小说家、陆海空三个诗人,我是陆军诗人兼诗人小队的领队。笔会的七人之中,我是唯一曾经走过长征路的人。本次活动得到总部领导高度重视,走过长征路的老首长——总政主任余秋里、总后部长洪学智都亲切接见我们,给我们讲话送行,央视、《解放军报》作了跟踪报道。出发前,臧克家、魏传统、袁鹰、姜德明、李瑛、徐怀中、谢冕等诸多文坛前辈和师友悉心指点,叮嘱我敬畏历史、深耕一线,写出不负先烈、不负时代的作品。
与1975年分段采访完全不同,1986年我们是全程完整踏访。我们从江西瑞金、于都河长征出发地启程,一路途经通道、黎平、遵义、湘江、大渡河、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走过腊子口、六盘山,直达陕北吴起、延安,圆满走完二万五千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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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胡世宗在云石山重走长征路出发
如果说第一次重走,是完成时代交给我的新闻使命,初见长征风骨;那么第二次重走,就是我主动的精神追寻,深探长征精神内核。
两次踏访,我积累了大量一手鲜活素材,支撑我先后完成《沉马》《雪葬》《铁血洪流》《爸爸讲给孩子的红军故事》等八部长征题材作品。恰逢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我又推出两部专著《铁流放歌》和《而今迈步》,同时《中国作家》第9期(文学版)刊发了我四万余字长散文《无敌的铁流》,细述了我两次重走红军长征路的经历和感受,这是我与长征缘分的结晶。
回望两次“重走”之路,始于时代召唤,终于初心热爱。作为一名军旅写作者,只有亲身丈量先烈走过的山河,才能真正读懂长征的厚重,持续讲好生生不息的长征故事。
走在长征路上的发现和震撼
很多人一说起长征,想到的都是大军北上、会师陕北那波澜壮阔的画面。我先后两次重走长征路,1975年一次,1986年一次,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踏遍西南、西北的山野村寨。一路上,给我带来最大震撼、最让我久久感动的,不是课本里、影视剧里那些耳熟能详的宏大战役、宏大场面,而是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群体——流散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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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胡世宗与袁鹰在遵义会议会址
不少人会问:红军战士,怎么会流散在路上呢?在这里我想说清楚,他们不是退缩,更不是放弃革命。当年战火残酷,生存和战斗环境很恶劣,很多战士身负重伤、染上重病,更有年纪小,身体弱,在激烈战斗中被战火隔断,被迫和大部队失去联系,他们没能走完二万五千里,没能走到陕北。个别的战士千方百计去追队伍,有的辗转千里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散落在长征沿途的乡镇、草原、深山,有的被乡亲收养,有的当了上门女婿,有的直接务农或做小买卖,隐姓埋名,在这异乡土地扎根生活下来,用一辈子守住红军的信仰。
走访的时候,我在西北古镇的深巷里见到过他们。有红二方面军的老兵,有红四方面军的年轻战士,还有当年红军野战医院的女护理员。因为照料伤员掉队,从此和队伍永别。那是白色恐怖年代,流落的红军战士生存万分艰难。有一些年少的小红军,被当地百姓救下收养。敌人四处搜捕流落红军,一旦暴露,就是杀身之祸。很多人受尽磨难,却始终没有丢掉红军战士的骨气。红三军团“娃娃营”有个13岁的小红军张金龙,在腊子口战役后夜行军被流弹打中,滚下山坡,被猎户老爹收留,后被搜捕红军的马家军查出,几只枪对着他,他面无惧色,敌人问他要留下什么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枪毙我呀,为什么不用刀砍我的头,这样可以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小红军抗日救国的信仰力量镇住了马家军这个连长,连忙抱起这个小红军抱回了猎户家,还扔下一些银元,后来这个小红军追上了队伍,一直走到陕北。
甘肃岷县有个女红军王心一,这个故事我一直记在我心上。她小时候命运很苦,13岁就做了童养媳,受尽折磨。红军来了,给底层苦难的人带来希望,她毅然参军。她在洗衣组洗过衣服,后来学医护,上战场抢救伤员,再后来到战斗连队当过班长、排长。1935年,部队打下腊子口,眼看前路打开,19岁的她突然染上疟疾,高烧虚脱,实在没法继续行军。军情紧急,部队不能停留,她只能就地留下,等待归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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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安顺场采访大渡河船工帅仕高
当地一位农民冒着株连全家的危险,把奄奄一息的她藏进洋芋窖,悉心照料。后来为掩护她,还以纳妾的名义帮她藏身。漫长岁月里,她从不对外说起自己的红军经历。但她悄悄把照相的底片、团证、苏区布币和一枚苏区铜币,小心包好藏在墙洞里。一直等到解放后才掏出来看,很多东西已经腐烂破损,只有那枚铜币,完好保留着苏区印记,藏着她一生不变的赤诚。
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我寻访到四位曾经是少年的流散红军。过草地时,十几岁的他们,有的被河水冲散,有的重病掉队,留在了雪域高原。善良的藏族同胞收留了他们。四个人中有三个改成藏名,他们世代放牧,生活习惯慢慢和当地群众融为一体。连精明的喇嘛也看不出他们是从江西从湖南从四川来的曾经当红军的汉人。可有一位老人,几十年坚持在帐篷门帘上端缝上一颗红布五角星。高原风吹日晒,红布褪成浅白色,外人几乎看不出来,但这颗红星在老人心里那是永远鲜亮的。
一枚铜币,一颗褪色的红星,就是千千万万流散红军的缩影。他们没有出现在会师的欢呼声里,没有站在胜利的高光之下,没有获得耀眼的荣誉。长征的伟大,不只是最后胜利的凯歌,更包含着无数孤立无援之人,在绝境里一生不改的坚守。他们停下了行军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下信仰的坚守。岁月可以埋没他们的名字,苦难可以磨掉他们青春的模样,但是磨灭不了心中的那个火种。这些散落征途的英雄,就像点点星火,安静地闪耀在我们的大地之上。
今天我们学习长征精神,既要铭记一路凯旋的将士,更要记住这些留在征途上的无名先辈。这就是我两度重走长征路,最触动心灵的发现。他们沉默的一生、忠诚的一生,令我震动,他们值得我们永远尊重,永远学习,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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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与袁鹰在金沙江,与张朝满等老船工
对长征研究专家们的几点建议
给红军长征史专家发表意见和建议,无异于班门弄斧。我觉得我的重走是非常难得和荣幸的,但也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一路走来,沉浸式触摸长征史、常态化开展长征宣讲。从书本史料到实地山河,从理论研读到场域体悟,我对长征研究了解的很肤浅,稍有点滴的浅薄的片面的思考,想说出来供各位专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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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延安采访老红军
第一,我建议新时代长征研究,能不能更多地从“书斋文本考证”走向“山河实景实证”,让史料落地、让历史归位。当前学界的长征研究,史料梳理扎实、理论成果丰硕,但也有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纸面文献、典籍记载与二手资料的梳理,存在“看得到文字、看不到山河,读得到史实、体会不到实情”的局限。我亲身重走长征路才深刻明白,长征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代、路线与事件,而是千山万水的跋涉、绝境求生的坚守、向死而生的信仰。很多史料里一笔带过的里程、一场看似简短的战斗、一次寻常的行军驻扎,放在实地地貌之中,才更加震撼人心,让人们读懂其中的不容易。因此,我建议后续研究,推动文献史料与实地踏勘双向赋能、双向印证。以长征线路为脉络、以红色遗址为坐标、以实景地貌为参照,用现场实景校准史料细节,用实地体感填补研究留白,让长征研究跳出同质化、表面化的困境,做到更加有据可依、有景可证、有感可悟,让学术研究更有厚度、更有说服力。
第二,我建议长征精神的传播与阐释,让“宏大叙事述说”更多地融入“微观故事共情”,让长征精神更有温度、让长征精神的传播更有力量。当下很多长征宣讲和科普传播,习惯于宏大概念、标准定义、框架式总结,讲的是精神要义,缺的是人间烟火;传的是理论框架,少的是情感共鸣。这也导致长征精神在青年群体中,容易变成“听过、记过、却未曾真正读懂”的红色符号。而我在一线宣讲中最深的体会是:真正打动人心、直抵人心的,从来不是生硬的总结,而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者、一段段真实的绝境坚守、一个个平凡英雄的赤诚初心。比如那个13岁小红军张金龙的故事,那个老船工帅仕高与强渡大渡河将帅聂帅、刘帅、彭帅之间的双向奔赴、感情互动,那个老红军张铚秀用伤腿坚持跟随队伍走到陕北,等等。我曾为东方第一哨所在边防部队官兵,为长征出发地于都长征文化研究者和于都作家协会的作家朋友们,为辽宁省的一些大学、中学、小学甚至辽宁省军区第五幼儿园讲长征,每次讲到这些具体故事,我自己也受感动,听众也为之落泪。为此,我建议研究与传播双向发力,深耕微观细节、挖掘个体故事、还原真实场景。用小人物诠释大情怀,用小故事承载大精神,用真实细节消解刻板印象、打破传播壁垒。因为长征精神本来就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概念,而是可触摸、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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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老红军张铚秀
第三,我建议构建“学术研究、实地践学、时代宣讲”三位一体的闭环体系,让研究有落点、传承有延续、发展有创新。目前长征研究与传播存在一个普遍痛点: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脱节、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割裂。高端研究锁在论文里、留在书本上,不能及时为一线宣讲者获知和利用,而一线的宣讲往往困在老内容、旧模板,新旧断层、供需脱节。想要让长征研究生生不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必须打通壁垒、形成闭环。一方面,以高端学术研究赋能基层宣讲,把最新的史料考证、学术成果、研究结论转化为通俗、鲜活、精准的宣讲内容,让红色传播有学术支撑、有专业底气;另一方面,以一线实践体悟反哺学术研究,从大众关切、青年疑问、现场困惑中找准研究新方向、新选题,让学术研究贴近时代需求、贴合传播实际。同时,注重以老带新、薪火相传,让资深专家深耕本源、守正固本,让青年学者创新表达、活化传播,让长征研究既有历史厚度、学术深度,更有时代温度、有接续传播的未来广度。
长征是写在山河之上、刻在民族血脉里的不朽史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长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征。其实,我们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拓展和延伸。我们每一个鲜活的向上的个体生命,都可以在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勇往直前新的时代新的长征路上积极成长,做出自己非凡的独特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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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宗(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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