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邓颖超与杨振宁相对而坐。周恩来逝世刚过三个月,室内气氛格外沉重。杨振宁从美国赶来,除了敬献花圈,也带来了纽约华侨和友人对周恩来的悼念。
邓颖超提到,自己看过杨振宁在纽约追悼会上的悼词,十分感动。杨振宁说,在美国接触到的华人、华侨以及外国友人中,许多人虽然没有见过周恩来,却都对这位中国总理抱有敬意。
真正让他难以控制情绪的,并不只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听说周恩来生前留下遗愿,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土地、江河和海洋中,杨振宁当时便失声痛哭。会见时再次谈起此事,他的情绪仍然十分激动。
在场的熊向晖后来回忆,杨振宁讲到这里再次落泪,周围几位工作人员也受到感染。只有邓颖超始终保持着克制。她明白,眼前这位物理学家悲痛的,不只是一位故人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谢幕。
邓颖超没有用空泛的话安慰他,而是谈起周恩来夫妇早年的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提倡遗体火化,周恩来曾与邓颖超商量,身后不保留骨灰,不给组织和人民增加负担。
在邓颖超的转述中,周恩来当时考虑得很实际:骨灰撒入河流,可以成为水中生物的养分;撒在土地里,也能回到庄稼生长的地方。即使离开人世,也还要尽量留下对人民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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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周恩来临终前一时兴起的决定,而是夫妻二人早已相互作出的承诺。只是周恩来身份特殊,身后安排不能完全由家属自行决定。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便向中央提出了这一遗愿,并获得批准。
杨振宁擦着眼泪问:“总理的骨灰,为什么一点也没有保留?”
邓颖超回答:“保留一点和全部保留,意义差别不大,不符合恩来同志的愿望。”她的态度很明确。既然周恩来要求彻底从简,就不能留下象征性的骨灰供人凭吊。
关于骨灰撒向何处,邓颖超和西花厅工作人员曾反复商量。他们实地看过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地,担心若在地面上进行,群众出于敬仰,可能会设法寻找骨灰作为纪念。经过权衡,大家决定采用飞机播撒的方式,既完成遗愿,也避免给群众增添负担。
1976年1月15日晚,这项安排开始执行。张树迎、高振普、罗青长和郭玉峰受托承担任务。邓颖超当时已经72岁,又刚经历周恩来病逝的巨大打击,没有随飞机同行。她来到通县机场,目送小型飞机升空。
第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上空。周恩来青年时期曾在北京求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在这里主持政务、处理国家大事。北京的许多街道、会场和机关,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骨灰随风而散,意味着他回到了长期奋斗过的城市。
飞机随后飞往密云水库。水利建设是周恩来长期关注的工作之一,他曾把水利和国防科技视为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事情。密云、怀柔、官厅等水库的建设,都凝结着许多干部、专家和劳动者的心血。第二部分骨灰撒在密云水库上方,寄托的是他对水利事业的牵挂。
之后,飞机向天津方向飞行。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来到天津,进入南开中学学习。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因相关活动被捕入狱。天津也是他结识邓颖超、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地方,第三部分骨灰撒在海河入海口。
第四处是山东滨州附近的黄河入海口。周恩来很早离开故乡,终生未能长期侍奉母亲,这始终是他心中的遗憾。黄河被视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把骨灰撒向黄河入海处,既寄托对故土的情感,也包含着对国家统一愿望的深意。
完成这次任务后,飞机没有继续南行。周恩来的遗愿没有墓碑、没有陵寝,也没有留下供人凭吊的骨灰。他的最后归宿,是北京的天空、北方的水库、天津的海河,以及奔流入海的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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