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去世后，廖汉生违令致电陈锡联：我必须去北京！

1976年9月9日，南京军区机关，廖汉生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正在病后休养。他没有立即说话，只是低头坐了一会儿，随后才问：“去北京吊唁的安排，有没有我的名字？”

得到否定答复后，他的神情更加沉重。按照当时的规定，能够赴京参加吊唁的，主要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等人员，廖汉生并不在规定范围内。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将，却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普通安排。

几天前，他还在上海接受治疗。那年7月，廖汉生身体出现严重水肿，行动和工作都受到影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症状有所缓解，但身体远未恢复。9月6日，他接到彭冲打来的电话，得知毛主席病情加重，随后又收到相关电报。

病床上的廖汉生没有迟疑，立即中断治疗，赶回南京。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工作上的消息，更牵动着几十年革命岁月中最深的一段感情。

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时间是零时十分。当天，南京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宣读了讣告。会场一片沉寂，许多人难以相信那位带领中国革命走过风雨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

廖汉生低着头，眼眶通红。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也想起毛主席曾给予他的帮助。那一刻，他最强烈的念头不是职务和纪律，而是一定要到北京去见主席一面。

于是，他拿起电话，向陈锡联说明情况。电话那头，陈锡联明白这并非一次普通请示。廖汉生声音哽咽地说：“我跟着毛主席这么多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无论如何，我必须去北京。”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抗命”，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在既有安排之外争取一次特殊许可。陈锡联没有用生硬的话阻拦，而是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具体请求，最终同意他赴京。廖汉生随即简单收拾行装，踏上北上的路程。

他与毛主席的缘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便已经建立。廖汉生出生于湖南桑植，父亲曾在贺龙领导的部队中工作。少年时期，他常在军营附近活动，对军人、军号和队伍调动都不陌生。贺龙的革命选择，也深深影响了这个山里孩子。

后来，廖汉生参加革命，随部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37年10月，八路军收复山西宁武县时，战士们见到日军屠杀百姓后的惨状，街巷、店铺以及水井、菜窖中都留下了战争的血痕。那种刺激，使部队更加清楚抗战为何而战。

1939年，廖汉生任八路军第120师716团政治委员，部队曾以“亚六团”为代号进入冀中地区。当地百姓起初对这支衣着朴素、装备并不优越的队伍心存疑虑。可在一次次作战和群众工作中，部队逐渐赢得信任。

有意思的是，百姓后来不只记住了番号，还认准了“亚六团”这个称呼。谁家送来粮食、猪羊或担架，都希望交到这支部队手里。廖汉生很清楚，百姓认的不是一个代号，而是八路军守纪律、护百姓的实际行动。

他的性格，也在这些岁月里逐渐显露出来。1939年部队调整时，领导曾考虑让他担任更重要的政治工作职务，他却推荐了自己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也曾考虑提拔他担任更高职务，廖汉生仍认为自己经验不足，希望继续在实际工作中磨炼。

1955年授衔时，他被评为中将。廖汉生却认为自己的资历和贡献还不足以列入更高一级，主动提出降低军衔。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人曾劝说他，毛泽东看到他的报告后，还笑着说：“人家都是嫌评低了，他倒嫌评高了。”

这份谦让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他一贯的处世方式。职位可以变化，军衔可以高低，革命队伍中的责任却不能推卸。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逝世后，他才会在病体未愈的情况下，坚持前往北京。

抵达北京后，廖汉生见到了毛主席的遗容。他肃立在遗体旁，久久没有离开，随后参加守灵。那一天，他没有再谈军衔，也没有谈个人得失，只以一名老战士的身份，站完了这段革命岁月中最沉重的一班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