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居正,总是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有的说他廉洁奉公,有的说他中饱私囊;有的说他赏罚分明、公正无私,有的就说是偏袒亲友、敌我分明。就连同一件事,都是两个角度。例如万历十二年,有人弹劾张居正,张居正依惯例请求解职归田。万历不同意,并决定对弹劾者廷杖一百。而张居正为其求情,改体罚为流放。后此官员流放中死去。一说是张居正宽容有雅量,不计前嫌为政敌求情;一说是张不需亲自出马,求情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流放途中自有人落井下石干掉政敌。张居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哪种评价更为中肯?
其中一个网友这样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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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
提起明朝的张居正,有人说他是救世宰相,靠着一己之力给大明朝续了六十年国运;也有人骂他是权臣,独断专行,贪权好利,最后落得抄家下场是罪有应得。
聊历史人物,总爱分个好人坏人,非黑即白。可真翻开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张居正这个人,远不是 “好” 或 “坏” 能说清的。他最厉害的地方,也不是大家常说的胆子大、手腕硬,而是他懂一个道理:要把事办成,就不能把人逼到墙角。
就说人人都听过的考成法。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官员考勤制度,定好任务完不成就罢官撤职,全靠罚字当头。其实往前数两百年,朱元璋管官员比张居正狠得多。
当官的俸禄定得极低,贪几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衙门旁边都摆着人皮稻草人吓唬人。结果呢?官员该贪还是贪,该混还是混,逼急了就大家一起糊弄上面,反正法不责众,总不能把全天下的官都免了。
张居正没走这条路。他定考成法,先让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每年要办的事、要收的税,一条条定好期限,一式造三本账,一本留本衙门做底册,一本送六科给事中稽查,最后一本送内阁总核。
到了月底对账,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年底统一算总账,干成了就升,干不成的就降。听起来和以前的考核没两样,实际操作里差得远。
以前的官员考核,要么全凭上司一句话,说你好你就好;要么定的目标高到离谱,没人能完成,最后大家都不当回事。张居正定的标准,是伸手够一够能摸到的。
就拿收税来说,以前地方官要全额交齐,差一点就要治罪,结果地方官要么虚报数字骗朝廷,要么往死里逼老百姓,最后钱没收到多少,民怨倒是攒了不少。张居正改了规矩,地方税粮征到九成以上算合格,最低完成八分就能通过任期考核,剩下的可以缓到下一年补。真要是遇到灾荒,还能申请减免。
他也知道官场里有不少上不了台面的规矩,迎来送往、常例银子,这些东西传了上百年,不是一道命令就能禁绝的。他没有下令全免,只是把额度压下来,不许借着这些名目大肆搜刮。
当官的虽然比以前少拿了,但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不至于为了这点钱跟朝廷撕破脸。就这一点分寸,让考成法推下去的时候,没遇到百官抱团死扛的局面。大家嘴上抱怨两句,手上该干的活还是干了。在他主政的这些年,朝廷的税粮年年足额入库,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寅吃卯粮。
还有一条鞭法,这是张居正改革里最出名的一件事。在他之前,老百姓交税要交粮食、布匹、草料,名目多到数不清,中间经手的里胥、差役层层盘剥,交到国库的没多少,老百姓负担却重得扛不住。
地方豪强还能靠着手里的权力瞒报土地,把税都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这事好几朝皇帝都想改,每次一提就被满朝官员顶回来,毕竟动的就是这些人的饭碗。
其实早在嘉靖年间,江西、浙江等地就有人试过推行类似的办法,每次都因为豪强反对半途而废。张居正没上来就全国铺开,他先把福建作为全省试点,又安排有经验的官员到江西、湖广逐步推进,让地方官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慢慢调。试点跑通了,再往周边省份扩,前后花了五六年时间,摸清了南北各地的差异,才在万历九年正式颁行全国。
清丈土地的时候,他也没搞一刀切追责。他给各地定了期限,之前瞒报的土地,只要在期限内主动报上来,以前的事一概不追究。要是过了期限还藏着掖着,再查出来才重重治罪。这么一来,很多手里攥着瞒报土地的地主、官员,掂量掂量利弊,大多主动把土地报了上来。
真要跟朝廷死扛到底的,只是少数。国家掌握的土地多了,税收自然就涨了,老百姓按地交银子,不用再被各种杂役折腾,也能松口气。两边都没被逼到绝路,事情也就顺顺当当办成了。改革推进之后,京、通两地粮仓存粮足够朝廷支用十年,太仆寺存银四百余万两,本来空得能跑老鼠的国库,一下子就充实了。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张居正做事这么留余地,为啥史书上总说他独断专行,跟满朝文武都合不来?
这是把 “底线硬” 和 “做事绝” 搞混了。张居正的硬,只硬在大方向上。改革的规矩定下来,谁也不能碰底线,谁要是敢公然对着干,他下手一点不含糊。但具体到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他愿意给下面留弹性空间。
很多人拿海瑞跟他比,说海瑞清廉正直,张居正不用海瑞是嫉贤妒能。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海瑞在应天当巡抚的时候,下令让地主把多占的土地全退给老百姓,半分情面不讲,连曾经对他有恩的前首辅徐阶家也不例外。
当地豪强人人自危,有权势的人家纷纷托关系求告,甚至设法转移田产避祸,地方政务牵扯重重,推行阻力越来越大。海瑞任职仅八个月,就被言官弹劾去职。
张居正心里清楚,海瑞那样的人是道德标杆,但办不成实事。你把当官的、有钱的都逼得活不下去,他们就会拧成一股绳跟你对着干,你再有道理也推行不下去。
他不用海瑞,不是讨厌清官,是知道光靠清高清廉,救不了大明朝。他要的是能把事办成的人,不是只会讲大道理的人。能干活的人,哪怕有点小毛病,他也敢用;只会喊口号的人,名声再大,他也不往重要位置上放。
历史上搞改革的人不少,能善始善终的没几个。比如北宋的王安石,一腔热血搞变法,最后弄得一地鸡毛,自己也被罢了官。王安石的问题,就是太想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新法一条接一条往下推,也不管下面能不能接住,官员适应不适应。朝堂上新旧两派立场对立,政见之争慢慢演变成派系倾轧,不少基层官员借着新法的空子牟利,好好的政策全变成了害民的弊政。
张居正就看得明白。大明朝两百多年下来,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就织成了一张大网,你想一下子把这张网撕碎,只会被网缠住动弹不得。他的做法是,先把网里最破的几个洞补上,让这张网还能继续用。他不追求彻底干净,只追求国家能多收点钱,老百姓能少受点罪,边境能安稳点。
他也不追求所有人都夸他。他知道只要干事,就一定会有人骂。只要大多数人还能跟着他走,不跳出来拆台,改革就能往下推。这种不追求完美、只追求落地的思路,才是他的改革能够稳定推进、真真切切给大明朝攒下家底的原因。很多改革败就败在,主事的人总想一步到位,总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圣人,结果步子迈太大,扯到了自己。
当然,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不算好。他死了没多久,万历皇帝就翻了脸,抄了他的家,长子不堪受辱自尽,其余家人有的流放有的困顿,他生前的荣誉全被剥夺了。很多人说这是他得罪人太多,活该有这个下场。
这么看就太浅了。他的悲剧,根源不在得罪了多少官员,而在他当政十年,权力实在太大了。小皇帝长大之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臣功高盖主。哪怕你没有反心,只要你手里的权力威胁到了皇权,皇帝就一定会跟你算账。这是封建王朝里掌权者逃不开的死结,跟他做事留不留余地没关系。
反过来想,要是他当年处处和稀泥,谁都不得罪,当个太平宰相,那他死后肯定能落个好名声,家族也能安安稳稳。可那样的话,大明朝国库空空,边防空虚,老百姓活不下去造反,可能不用等到崇祯,天下就乱了。他选了干事,就等于选了身后可能有的骂名。这其中的轻重,他心里未必没有掂量过。
其实不止是古代当官,我们普通人在生活里、工作上,也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有的人总觉得,要干成一件事,就得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好像退一步就是输了。最后往往是争了一口气,事情没办成,还把身边的人都得罪光了。
真正能把事做成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目标,但脚下知道怎么拐弯。你要别人配合你,就得给人留足空间,不能好处全占了,一点余地都不给别人留。你让别人过得去,别人才会让你的事过得去。水太清了养不住鱼,规矩太死了办不成事,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真到做事的时候,很多人就忘了。
张居正不是完人,他有私心,也有手段,算不上道德上的圣人。他掌权的时候,也给自己家人谋过好处,也打压过反对自己的人。但他是个真真正正能干事的人。在那个所有人都混日子、捞好处的年代,他愿意站出来扛下骂名,把一个快要散架的王朝重新扶稳,就凭这一点,他就担得起 “救世宰相” 这四个字。
后人读历史,不能光看热闹,也不能光评判谁好谁坏。能从古人的经历里摸出点做事的道理,用到自己的日子里,这才是读历史真正的用处。
你觉得张居正这种 “留余地的改革”,是成熟务实,还是对乱象妥协?历史上还有哪个改革者,懂这种平衡的办法?欢迎在评论留下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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