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十一点多,诊室里最后一个病人刚走,我正准备把白大褂脱下来去食堂。门又被人推开了,进来一个瘦得颧骨都凸出来的女人,三十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张挂号单。
她说:“赵大夫,我不看病,我就想问问您,人瘦是不是就没救了?”
我把白大褂重新扣上,让她坐下。她叫周桂芳,在城东的电子厂做质检,一米六的个子,八十斤不到。她说自己这三年什么法子都试过了,蛋白粉、牛初乳、猪蹄汤,胃口倒是不差,一顿能吃一碗半饭,就是不长肉。
去年冬天感冒,吃药打针折腾了半个月才好,今年开春又犯了一次,药吃下去总觉得没效果,人虚得走两步路就要扶着墙歇一会儿。
“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我说。
她伸出舌头,舌体偏淡,边缘有一圈浅浅的齿痕。我又搭了她的脉,脉象细弱,典型的脾虚气弱。我还没开口,她自己先说了:“赵大夫,我查过,我这叫药食俱废,对不对?吃进去的补不了,喝下去的药也吸收不了,整个人的营养全从肠子里漏掉了。”
我没接她这茬。我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处方笺,正准备写字,她的手按住了纸角。她手腕上戴着一根细细的红绳,系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小桃核,看样子戴了不少年头。
“赵大夫,您别给我开贵的药,我没多少钱。社保卡里的余额也不多了,上个月给我爸买降压药刷掉大半。”她说得很直白,眼睛盯着我的笔尖。
我没理她,把笔帽拔下来,在处方笺上写了四味药:党参12克,茯苓12克,白术12克,炙甘草6克。写完我把处方推过去:“去药房抓吧,七副。”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抬头问我:“就这四味?这能管用吗?”
“管不管用你回去喝一个月再说。”我把抽屉关上,站起来,又把白大褂脱了,“一天一剂,像泡茶一样,沸水冲泡,盖上盖子闷十五分钟,代茶饮,喝到没味道再换新的。平时别喝凉水,一口凉的都不要碰。”
她低头看着那张处方,嘴里念了一遍药名,忽然笑了一下:“赵大夫,您知道我前年去省城看过一回么?那个专家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一千八百多。我抓完药在取药窗口站着都不敢走,怕人看见我钱包里就剩两百块。您这四味药,我闻着味儿都知道便宜。”
我没说话。药房那边喊她名字的时候,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把手里那根红绳捋了一下:“赵大夫,您说人瘦成这样,是不是连药都欺负她?”
我说:“你先把这七副药喝完再说。”
她走后我收拾诊台,那张处方笺的垫纸还在。我的笔帽搁在桌上,笔尖还留着一点蓝墨水。我坐了一会儿,想起来大概三十年前,我师父也是这么给我开方的。
那时候我在县医院中医科实习,自己脾虚,吃不下饭,瘦得厉害。师父看了我一眼,摸了脉,写了同样四味药,让我去药房抓。我当时嫌便宜,问师父是不是太小气了。
师父把笔往桌上一拍:“四君子汤,从宋朝传到今天,一千多年了,你嫌它便宜?药房的人巴不得你不开这个方,赚不到几毛钱,还占工夫。”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很多药房确实不愿意配这个方子,一贴药利润不到五毛钱,抓药要称四味,还要逐一分包,比抓一副三四十块的大方子麻烦得多。有的药房直接跟病人说“这方子不成”,非给换成加了所谓的“补药”的方子。
周桂芳是周四下午来抓第二次药的。我在药房门口遇到她,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瓶矿泉水。她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赵大夫,我按您说的,每天上班泡一壶,喝完了续水,一剂喝到下班。不过我有个毛病,喝到第二周,嘴巴里一直泛甜味儿,是不是哪儿不对?”
我说没事,脾虚的人喝四君子汤,有部分会出现口中泛甜,这是脾气渐复的象,说明你有反应了,让药效再飞一会儿。她听懂了,笑了一下,说那就继续喝。
第三周她没来。第四周的一个傍晚,我都快下班了,她又推门进来,脸色比之前好了一些,没那么蜡黄,但还是瘦。她把挂号单放在桌上说:“赵大夫,我不看病,我就想问您个事。我体重还是没涨,是不是这药对我没用?”
我说你先别管体重,我问你几个事。你以前走路上班,走到厂门口是不是要歇两回?她说是。我说你现在呢?她愣了一下,想了一会儿,说:“这周好像是走一截儿才歇,到厂门口那棵槐树底下才歇一次。”
“晚上睡觉还出虚汗么?”
“少了。前两周每天晚上后背都湿一片,这周就周三出了一回。”
“那你告诉我,药有没有用?”
她又笑了一下,没说话,把挂号单拿回去,走了。走到门口又把头探回来说:“赵大夫,下回我要是再感冒,能不能直接来找您开这个方子?我不想吃那些胶囊了,吃完胃里翻江倒海的。”
我冲她挥挥手:“感冒了再说,别乱吃药。”
这个事情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五周,周六上午,我在诊室里整理病历,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周桂芳,她还带了一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得比她厉害,眼睛都凹进去了,走路有点晃。周桂芳说他爸从老家来了,最近吃不下饭,一个月掉了六斤。
“赵大夫,您给我爸也看看吧。”周桂芳说,“他在老家县医院做过胃肠镜,说没长东西,就是胃口差。我说您有个方子便宜又有用,他骂我说哪有这么便宜的药。我把您给我开的处方拿给他看,他说这是泥丸土蛋不值钱。我说您先喝两副试试,他不肯,非让我带他来亲眼看看。”
老人坐在凳子上,双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细得像竹筷子。我看着他,想起上个月周桂芳第一次来,也是这么瘦,坐在同一个位置。
我问他:“你自己想不想治?”
他咳了两声,声音嘶哑:“想是想,可我上了岁数了,姑娘挣钱不容易,不能把钱花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我没接话。我把处方笺拿出来,又写了那四味药,党参、茯苓、白术、炙甘草,各十二克,甘草改成了六克。写完递给周桂芳:“你爸岁数大了,炙甘草减半,别用十二克。”
周桂芳接过来,低头看,忽然说了一句:“赵大夫,您这方子,是不是在哪个书本上都找得着?”
我说是。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就有,八百多年了,是健脾益气的祖方,师传徒、徒传孙,传了一千多年。不是我的,也不是你们家传的。方子本来就是天下人的,药房不愿意配,是因为便宜,没利润。
老人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您咋还开?”
我看着他凹下去的眼窝,想了一下:“因为你姑娘上个月问我,人瘦成这样,是不是连药都欺负她。我就想让她看看不是。”
老人不说话了。他低下头,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搓,忽然问他姑娘:“多少钱一副?”
周桂芳说:“药房算的,一副两块八。”老人愣了愣,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们走的时候,诊室的挂钟指着十一点五十。我收拾桌子,把处方笺的垫纸撕下来揉掉。垃圾桶里都有,都是些薄薄的废纸。忽然我看见垫纸板上还压着一根红绳,上面系着那个小桃核,是周桂芳上次坐的时候落下的。
我没喊她。我把红绳搁在抽屉里。隔了一天,周桂芳也没回来取。我想她可能忘了。
又过了一周,周六下午,诊室快关门了,门被推开一道缝。周桂芳站在门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半袋黄澄澄的杏子。
她进门把那袋子放在桌上,说她爸这周回乡下去了,走之前在早市买的,非要她送过来让我尝尝。她爸临走前说了一句话,让她带给我。
我正想把红绳还给她,她先说:“我爸说了,‘那四味破药,比他在省城花八百块拿回来的胶囊管用,他现在一顿能吃一碗半饭了。’他还说,让您别拔高方子,就按这个便宜的给他开。”
我把抽屉拉开,把红绳和小桃核放在桌上,推到她那头:“你上个星期落这儿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拿起红绳,没有说话,攥在手心里,然后退后一步,朝我弯了一下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赵大夫,那个红绳是我妈给我系的。她走得早,就留了这么一个东西。”
门关上了。我坐在诊室里,桌上那半袋杏子还带着午后的热气。我把药抽屉拉开,看见里面每个格子都写得整整齐齐。党参在最上面一层,公制的标签纸已经有点泛黄了。
那天是立夏,窗外的桐花开得正好,风从半开的窗户里灌进来,把诊桌上几张处方吹得翘起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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