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军绿色的帆布箱子,在我家阳台上放了六年。
搬了两次家,我都没扔。
也一次都没打开。
箱盖上印着一行白字,油漆写的:周建国。后头跟着他的部队番号。字写得歪,最后一个数字糊成一团,一直没描。
六年了,我一直以为,我不敢开它,是因为里头装着他的东西。
今年七月,箱子被雨泡了一宿,我才知道不是。
我不是不敢开箱子。
我是不敢承认,我已经很久没想起他了。
2019年3月,周建国转业。
三十五岁,副营职,在部队干了十六年。
安置到县应急管理局,防汛办。
第一个月发工资,四千三百六。
他把工资条摊在桌上,看了半天,说:“还没我在部队的津贴多。”
我说:“少点就少点,人回来了就行。”
他“嗯”了一声,把工资条叠成四折,塞进抽屉。
那半年,他睡不惯家里的床。
半夜会坐起来,说听见哨声。
我说没有。
他说有。
我陪他坐了半宿,他才躺下。
他叠被子还是叠成豆腐块,四个角掐得笔直。我说家里不用这样。
他说习惯了。
叠了三个月,才慢慢改成平铺。
他学会用微信,第一条朋友圈发的是儿子的照片,配了六个字:我儿子,四岁了。
他手机里存我的名字,存的是“家属”。
我说你改一下。
他说改不了,叫顺口了。
那年春天,院里的自来水管冻裂了一回。
他蹲在院子里,拿扳手拧,拧了半天没拧开。
我说:“叫个师傅来吧,二十块钱。”
他说:“二十块也是钱。”
他拧到天黑,手上划了一道口子。
最后也没修好,拿件旧棉袄裹上了。
他说:“等夏天,我把整根管子都换了。”
夏天,他走了。
2020年7月18日,下了整整一天雨。
晚上十点,他接到电话。乡里那段堤出了管涌。
他穿衣服,我在床上没起来。
我说:“这么大雨,非你去?”
他说:“我值班。”
我说:“那你把雨衣穿上。”
他说:“穿了。”
他走到院子里,又回过头,把电动车推进了车棚。
我说你推它干啥。
他说:“淋一宿,明天你骑不了。”
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凌晨三点四十,电话响了。
我先给他打。
通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在那边说:“嫂子……”
后面的事,我记不太清了。
有人来家里,有人给我倒水,有人扶着我。
我记得我一直在问一句话:“人在哪?”
没人回答我。
第二天中午,我在县医院的太平间见到他。
他左脚上的胶鞋没了。
后来他们说,车翻的时候,他被扣在底下。
那只鞋,一直没找着。
火化那天,我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四十二码。
殡仪馆的人说,穿不上,脚肿了。
我说那就别穿了。
最后他是光着脚走的。
后来卡里进来一笔钱,八十三万七千二。
我一分没动。
那张卡在抽屉里放了六年,密码是他的生日。
他妈那年六十八。
白发人送黑发人,送完就垮了。
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医生说是哭的,也可能是血压。
她不哭出声。
她就是坐在门口,一坐一下午。
我去看她,她给我倒水。
倒完了,水是凉的,她自己不知道。
他走后的头两年,我天天给他手机充电。
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
有一次半夜,屏幕亮了。
是运营商发的短信:您的话费余额不足。
我坐在床上,哭了半宿。
就为这一条短信。
第三年,我三十五。
我妈说:“你还年轻。”
我婆婆说:“你还年轻。”
连我儿子都说:“妈,你别老哭。”
介绍人是供销社的老刘。
他说:“供电所的王建华,你认识不?老实人,没结过婚,三十八。”
我说:“我带着个孩子。”
他说:“人家知道。”
第一次见面在县城的面馆。
他点了两碗面,一盘凉拌黄瓜。
他不会说话,憋了半天,问我:“孩子……多大了?”
我说:“七岁。”
他说:“哦。上学前班?”
我说:“一年级。”
他说:“哦。”
吃完面,他把账结了,二十六块。
出门的时候他说:“你要是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我说:“我再想想。”
这一想,想了半年。
改嫁前,我去了一趟婆婆家。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她先说的。
她说:“你走吧。”
我说:“妈……”
她说:“我不是撵你。我是说,你该走。”
她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新弹的,六斤。
她说:“这是我给你做的,你带过去。”
我说:“妈,我不要。”
她说:“拿着。人家家里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娘家陪送的。”
我抱着那床被子,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说:“妈,我以后还来。”
她说:“来。”
后来我没来。
有一回,学校门卫给我打电话,说有个老太太在校门口站了半天。
我赶过去,是婆婆。
她拎着一兜子橘子,说:“我路过。”
她家离学校八里地。
她把橘子塞给门卫,说:“你给他,别说我来了。”
我说:“妈,你进去看看他。”
她说:“不去了。进去了,孩子问我住哪儿,我咋说。”
王建华是个好人。
好到什么程度呢。
家里的灯泡坏了,他不用我说,自己就换了。
纱窗破了,他拆下来,骑车去镇上换纱网,回来装上。
我儿子的家长会,他去。老师在门口喊“周宇爸爸”,他答应得很响亮。
他不问我以前的事。
一次都没问过。
只有一回,他喝多了,说:“我知道你心里有人。”
我说:“没有。”
他说:“有也没事。我不占那个位置。”
儿子改口,是在去年冬天。
王建华接他放学,下雪。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
孩子进门就喊了一声:“爸,我回来了。”
他愣了一下,说:“哎。”
我在厨房。
我手里拿着铲子,站在那儿,没敢出去。
我怕我一出去,孩子就不叫了。
有半年,我半夜醒了,还会伸手去摸床头柜。
摸空了,才想起来,手机早就不在那儿了。
王建华睡在边上,呼吸很轻。
我摸黑坐一会儿,再躺下。
他从来没问过。
今年七月,又下大雨。
阳台上漏了水,那只绿箱子泡了半宿。
我把它拖出来擦。
锁扣锈了,一掰就开了。
里头是他转业时带回来的东西。
一套旧军装,叠得整整齐齐,还是豆腐块。
一枚三等功奖章。
一个搪瓷缸子,上头印着“应急”两个字,掉了一块瓷。
还有一个笔记本。
蓝皮的,单位发的那种,两块钱一本。
我一页一页翻。
前半本是工作记录。
“7月3日,检查水库闸门,正常。”
“7月9日,值班。”
字很小,很挤。
翻到中间,是账。
“6月12日,买菜,23。”
“6月14日,儿子作业本,8。”
“6月20日,秀兰说想吃烤鸭,买了半只,28。她说太贵,下次别买。”
“7月2日,给妈买降压药,46。”
我看到“烤鸭”那一行,坐在阳台上,哭了很久。
半只烤鸭,二十八块。
这些年我吃过很多次烤鸭。
没有一次是二十八块的。
本子最后一页,字比前面大。
“转业后要办的几件事”
一、把院里的自来水管改了,冬天老冻。
二、带小宇去打疫苗。
三、给爸妈屋里装个空调。
四、带秀兰去北戴河看海。
五、学会做红烧肉。
底下还有一行,写得小:
“一件一件来。”
五件事。
一件都没办成。
北戴河,我们说了八年。
结婚那年他说带我去,后来部队忙。
孩子两岁那年他说带我去,后来赶上演习。
他转业那年说,明年夏天一定去。
第二年夏天,他走了。
我把本子合上,放回箱子。
在阳台上坐到天黑。
王建华回来,问我:“咋了?”
我说:“没事,箱子进水了。”
他说:“我给你搬到屋里去。”
我说:“不用。”
他说:“那你自己搬得动?”
我说:“搬得动。”
那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我不后悔嫁给王建华。
他对我好,对孩子好,他没做错一件事。
我后悔的是别的。
我后悔,他走后的第三年,我就把婆婆弄丢了。
开始是一个月去一次。
后来两个月。
后来她打电话来,我总说忙。
再后来,她不打了。
我后悔,我把他的手机号停了。
是今年三月停的。
营业厅的小姑娘问我:“确定要销号吗?”
我说确定。
她敲了几下键盘,说:“好了。”
五年零八个月。
就这么好了。
我最后悔的,是我儿子现在提起他,说的是“我以前的爸爸”。
“以前”。
这个词是我教给他的。
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我没纠正。
我甚至松了一口气。
上个月,我在菜市场碰见婆婆。
她七十四了,背驼了。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
她说:“秀兰。”
我说:“妈。”
她看了看我手里拎的菜,说:“买这么多。”
我说:“家里人多。”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没接话。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个煮鸡蛋。
她说:“拿着,给小宇。”
我说:“妈,你留着吃。”
她说:“我煮多了。”
她把鸡蛋塞我手里,转身就走了。
走得挺快。
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哭。
这个月初,我带小宇去了趟陵园。
碑上是他的照片,穿着军装。
其实他走的时候三十五。
照片是二十四岁那年拍的,一直没换。
小宇蹲在碑前,把一瓶矿泉水倒在底下。
他说:“妈,我能不能有两个爸爸?”
我说:“能。”
他说:“那同学问起来,我怎么说?”
我说:“你就说,你有一个爸爸在土里,一个爸爸在家里。”
他说:“哦。”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我在土里的爸爸,能看见我考一百分吗?”
我说:“能。”
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我把那只绿箱子擦干净,搬回了阳台。
我没把它藏起来。
就放在那儿。
谁进来都能看见。
人不是慢慢忘的。
人是先不敢提,后来就真的不提了。
我以为改嫁是往前走。
后来才知道,我那三年,是在跑。
箱盖上那行字还在。
周建国。
后面是他的番号。
最后一个数字糊着。
我伸手摸了摸。
油漆是凸的。
还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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