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弃教师编制跳槽私立学校，如今年薪33万却悔不当初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以前办公室的老周。他刚下班，胳膊底下夹着一摞作业本，电动车筐里还塞着两棵白菜。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哟，李老师，好久不见，听说你发财了。”

我也笑，说发什么财，混口饭吃。他说你这台词不对，年薪三十多万的人，哪能叫混口饭吃。说完他自己先乐了，那笑声跟当年在教研室一模一样，一点没变。

我站在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看着他骑车进小区，车筐里白菜的叶子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时间点，他应该是刚从学校出来，而我刚从一所私立学校的高三晚自习上撤下来，包里有三张还没批完的卷子，手机上有四个家长群的消息没回。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我媳妇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碰见老周了。

她说，你后悔了？

我没吭声。

她说，我就知道。

二十年前，我师范大学毕业，分到市里一所还算不错的公立初中教语文。那时候教师工资不高，一个月到手两千出头，但我挺满足的。有编制，有寒暑假，有教研室的几个老同事插科打诨，课间还能在办公室里泡一杯浓茶，看学生做操。

我教了十几年，评了一级教师，带了七八届初三，送走过上千个孩子。我不敢说自己教得多好，但走在街上经常被人叫“李老师”，有家长逢年过节还拎着水果来家里坐坐。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像一件穿了很久的旧棉袄，不体面，但暖和。

转折发生在2019年。

那年春天，一个我早年的学生来学校找我。他叫刘洋，二十年前我教过他初一语文，后来他家搬走了，再没联系。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我还在原来那所学校，直接堵到了校门口。

他西装革履的，开着辆黑色轿车，见面就握着我的手叫李老师，跟当年在课堂上站起来念作文的那个小孩判若两人。他说他现在在一家私立教育集团做人力资源，集团刚在市郊建了一所新校区，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正在招各科骨干老师。

“李老师，你这个资历，在我们那儿最少开二十五万保底，带高三的话，算上绩效，三十五万往上走。”

我当时听得心里咯噔一下。二十五万。那时候我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加绩效也就七千多，一年撑死九万出头。二十五万是什么概念，是我两年半的收入。

但我嘴上没松，我说我都快五十的人了，折腾啥。

刘洋笑，说正是因为有经验才值钱啊，我们那边年轻老师虽然便宜，但带不了高三，压不住阵，家长也不认。李老师你去了就是学科带头人，不用坐班，不用管杂事，只管教学。

他走了以后，那串数字在我脑子里过了好几天。我试着不去想它，但它就像一粒沙子掉进了鞋里，走路的时候硌脚，坐下来脱鞋，它还在那儿。

真正让我动心的，是那年暑假发生的一件事。

我闺女那年考上大学，办升学宴那天，我请了教研室的几个同事吃饭。一桌人喝酒，老周喝到后半程开始说胡话，说他儿子准备出国读研，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四十万，他两口子半辈子积蓄砸进去还不够，准备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当老师，穷了一辈子。”他拍着桌子说的，脸通红，“教了三十多年书，连孩子出国都供不起，我图什么？”

桌上没人接话。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几年物价涨得快，房价更不用说，教师的工资涨幅跟蜗牛爬似的。在座几个人，有的偷偷办过课外辅导班被处理过，有的老婆在外面开店补贴家用，还有一个最早脑筋活泛的，前几年辞职去了培训机构，据说赚得盆满钵满。

那天晚上送我媳妇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说了一句：“你要真想去，我不拦你。”

我说你拦我干什么，我又没说要走。

她说，你瞒不过我，这几天你在家里跟丢了魂似的，我就知道你在想那个私立学校的事。

我说那都是招人吹的，真去了指不定怎么样。

她说，那你就去问问，问又不掉块肉。

她这个人，平时不拿大主意，但关键时刻比我果断。

后来我陆续跟刘洋见了几面，去他们学校参观了一趟。新校区在市郊，占地很大，教学楼崭新，走廊里贴着各种宣传板，什么“名师风采”“升学光荣榜”，照片上的人一个个精神抖擞。刘洋带我去看老师们的办公室，一屋子人低头在电脑前忙碌，没有什么人抬头说话。看了一圈，我心里有点打鼓，但刘洋把我拉进一间会议室，给我算了笔账。

基本工资、课时费、绩效、年终奖、学科组长津贴，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合计下来确实能到三十三万左右。他又说，你来了先带高一，熟悉一年，第二年就可以上高三，到时候还有高考奖金包。

我问他，三十年教龄的编制，我要是辞了，就没了。

他说，李老师，编制是时代的产物，以后学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你看现在年轻人谁还把编制当回事，都看钱。再说了，我们那边也给交社保，退休了一样拿退休金。

说实在话，他最后那句话并没有打消我的顾虑，真正让我下决心的，还是我一个老同学。这个人叫陈建国，在另一所公立中学教数学，前些年跳槽去了民办，干了几年现在做到了年级主任。我打电话问他情况，他说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别的不说，你们两口子以后不用再为了闺女出国留学的事发愁。

就是这句话戳中了我。

我闺女成绩一直不错，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早就在盘算她将来读研的事儿。我和我媳妇都是普通工薪，存款不多，要是她真出去了，那点积蓄根本不够看。

2020年夏天，我办了辞职手续。

办手续那天，教研室几个人在楼下小馆子给我送行。老周喝了两杯酒，说了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李哥，你是咱们这帮人里最有本事的，你走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我要说一句，私立学校的水，比你想的深。”

我说你多虑了，就是去上个课，有什么深不深的。

他摇摇头，没再往下说。

刚去私立学校那阵儿，我确实有过一段挺舒坦的日子。

工资卡上的数字头一回跳到两万以上，我媳妇笑着说，嫁给你二十年，头一回见你拿这个数。学校给租了套两居室，虽然不大，但比每天通勤两个小时强。学生也还算规矩，私立学校的孩子家境普遍不错，家长客气，逢年过节还往办公室送水果。

我带的班是新高一，学生基础参差不齐，但大部分态度端正。我凭着教了十几年初中的底子，上课并不费劲。头半年我确实只需要教课，不用应付各种检查、填表、迎检和所谓的“进校园”活动，这一点让我尤其满意。

但好景不长。

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之后，教务处开了全体教师会。会上发了一张表，上面是各班各科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按名次排列。我们班语文平均分排年级第三，不算好也不算差。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散会后学科组长把我留下，说李老师，你这个班里有三个学生成绩一直在下游，家长那边已经有意见了，你得想点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

他笑了笑，说办法你自己琢磨，别的老师都有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别的老师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加课。晚自习辅导、周末补课、假期集训，名义上不强制，实际上你不参加，学生成绩掉下来，家长一投诉，校方就找你谈话。

我开始带学生上晚自习。起初一周两次，后来变成三次、四次。周末本来是休息的，但年级组排了“提优补差”课，我作为主科老师，两个半天全搭进去了。学期快结束时，我算了算，一周下来只有周日下午能完整歇半天。

这还不算最要命的。

私立学校的家长跟公立学校完全两码事。公立学校的家长对老师是尊重的，更多是配合。私立学校的家长把孩子送进来，花了大价钱，他们眼里老师就是一种付费服务。孩子成绩上去了，那是孩子聪明；成绩上不去，那就是老师没教好。

有一次月考，我班上一个女生语文考砸了，当晚她妈就在家长群里发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说孩子以前在公立学校语文从来没低过九十分，到了这里反而退步了，是不是老师上课不够用心。话说得倒不算难听，但那个意思很清楚。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打了一段解释的话想发出去，想想又删了，改了句“孩子最近状态不太好，我明天找她单独聊聊”，发出去。

那边秒回：“那就麻烦李老师多上点心。”

一个“麻烦”，一个“上点心”，我当时心里那个滋味，说不上来。

真正让我开始打退堂鼓的，是第二年上高三之后的事。

按当初的约定，上高三有高考奖金，但前提是班级一本上线率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标准定得不低，年级组长开会时把指标念出来，我听完手心都发凉。我带的那个班底子本来就不算好，想达标，光靠正常教学根本不可能。

于是从高二暑假开始，学校搞了封闭集训，整整一个月，老师跟学生一起住校，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干到晚上十点。我是学科组长，还得负责排课、出卷、组织模考，那一个月下来，我瘦了八斤。

有一回半夜十一点多，我从教学楼回宿舍，路过操场，看见几个年轻老师坐在看台上抽烟。其中一个是我同组的，刚毕业两年，看见我招呼了一声。我走过去坐下，他递了根烟给我，我摆摆手说戒了。他自己点了一根，在黑暗里闷声说了一句：“李老师，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

我问怎么了。

他说他女朋友跟他提分手，嫌他没时间陪她，连周末都抽不出来。“她说你挣那点钱够干什么的，连个正常日子都过不了。”

我没接话。我心想，我一个快五十的人，不也正过着这种日子吗。

那年冬天，最让我难受的一件事发生了。

我母亲摔了一跤，髋骨骨折，住进了医院。我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在南方定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媳妇在厂里上班，请不了长假，陪护的活儿自然落在我身上。可是那年十二月正好是高三一轮复习最吃紧的时候，我根本开不了口请假。

我硬着头皮跟年级主任说了情况。他倒没为难我，批了三天假，但同时补了一句：“李老师，你那个班的课不能停，要么调课，要么你回来补。”

三天。我母亲住院十二天，我在医院只待了三天。

剩下那些日子，白天我妹妹从南方赶回来顶了一阵，晚上请了护工。我每天晚上下晚自习以后给病房打电话，问我妈今天怎么样，吃了什么，疼不疼。我妈耳朵背，我得扯着嗓子喊，她在那边应，说好着呢，你别惦记，你忙你的。

有一天晚上我打电话，我妹妹接的，她压低声音跟我说，哥，妈刚才问我，你是不是把她忘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走廊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年高考结束出成绩那天，我带的班一本上线率刚过线，勉强拿到奖金。但学校那边新出了个考核方案，说以后绩效要跟续班率挂钩，学生满意度和家长反馈都纳入评分。我算了算，扣掉七七八八，那年到手比前一年还少了两万多。

真正让我决定离开的，是第三年发生的一件事。

我班里有个男孩，成绩中等，人挺聪明，就是不太爱写作业。我找他谈过几次，也跟他家长沟通过，效果一直不太好。后来期末考试前，他妈妈给我发了条微信，说李老师，听说你们学校有“课后一对一辅导”，一节课五百，我们家孩子是不是需要报一下？

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我从来没有私下带过什么一对一辅导，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学校里确实有老师在私下做，价码从三百到八百不等。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课，不闹出事情，就没人管。

我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忽然想起老周那句话——私立学校的水，比你想的深。原来他说的不只是累，不只是指标，还有这些东西。

我是个教书匠，教了二十年书，没想过靠这个挣昧心钱。但现在我在一个把教书当买卖的地方，家长觉得花钱能买到分数，同事觉得私下补课天经地义，学校觉得只要成绩上去就行。我不知道自己是混在这里面，还是被挤出去。

那阵子我频繁地想起以前在公立学校的日子。想起下午四点半下课以后，办公室里几个老师凑一块儿嗑瓜子聊天，聊谁家孩子考了哪个学校，聊菜市场的肉又涨价了。那时候挣得少，但下了班就是下了班，心里干净。

我开始悄悄打听原来学校的编制情况。老周告诉我，学校这两年也在扩招，像我这个岁数的骨干老师要是回去，还是有位置的，只是职称得重新评，教龄从头算，工资嘛，可能比我走之前涨了一些，但跟私立学校没法比。

“你想清楚了。”老周在电话那头说，“回来就是一个月七八千，你那个三十三万的年薪可就没有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还回来？

我说，老周，我累得慌。

他说，累是累，钱也是真金白银啊。你媳妇什么意见？

我没告诉他，我媳妇早就看明白了。有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她给我下了碗面，坐在对面看着我吃，忽然说了一句：“你在这个学校干了三年，胖的时候没见你笑过，瘦下来倒像是松了口气，其实你心里有数。”

我把面汤喝干净，说，我再想想。

那段“再想想”的日子，我过得格外煎熬。

我一边算账，一边不甘心。三十三万，在我们这个城市，算高收入了。我闺女读研的钱已经攒出来了，家里换了辆新车，房贷也提前还了一部分。要是现在退回去，这一切都得重新算。我甚至想过，再忍几年，等我干到退休，到时候有退休金兜底，也算熬出头了。

可我很快发现，我根本不知道私立学校能不能让我干到退休。

那年秋天，学校突然开了一个会，宣布优化教师队伍。话说得很好听，叫“末位调整”，实际上是清退一批考核排在后面的老师。被调整的人里头，有我刚来时一起培训的同事，四十出头，教了十几年书，就因为连续两个学期学生评分不高，被通知下个学期不用来了。

他收拾东西那天下午，我在楼道里碰见他。他抱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是教案本、保温杯、一个相框。看见我他笑了笑，说李老师，保重。

我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他说还没想好，再看看，实在不行去培训机构试试。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楼道口抽了根烟。我戒了两年，那天又抽上了。我忽然意识到，私立学校没有编制，没有“铁饭碗”，你今天年薪三十三万，明天成绩掉下来，一张通知就能让你走人。我当年以为自己是带着经验来的，学校离不开我，可实际上，谁都不是不可替代的。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我媳妇说，我打算回去了。

她正在阳台收衣服，听我这么说，手里的一件衬衫停在半空。过了一会儿她问，真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说，那边工资可差远了。

我说我知道。

她没再说什么，把衬衫叠好，放进柜子里。

今年开春，我正式递了辞职信。校长找我谈了一次话，挽留我，说可以给我加两万，还可以考虑让我做教研副主任。我说谢谢，不用了。

办完手续那天，我回原来那所学校找老周。校长倒是痛快，说正好有个初三班缺语文老师，你要愿意就接上，工资按现在的标准走，教龄的事回头再商量。

我现在又站回了熟悉的讲台。教室还是那间教室，黑板换成了白板，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办公室里坐的人多了几张新面孔。挣得确实少了一大截，一个月到手八千出头。我媳妇调侃我，说这叫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没法反驳。

但我自己心里清楚，这一年多下来，我睡得踏实。晚上改完作业能出去遛个弯，周末能陪我媳妇逛趟菜市场，老母亲住院我能请长假陪护。学生成绩有好有差，但考试完了该放学的放学，没有人半夜打电话问孩子的排名，也没人再跟我说“麻烦老师上点心”。

前些天，我在家长群里回了一句话，说完我自己都愣了。有个家长问我孩子作文怎么提高，我说，你让他先多读点闲书，别老惦记着分数。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两秒，把消息撤回了，重新打了一句：可以先从记叙文开始练，我下周单独给他讲讲。

我承认，我还没完全变回原来那个人。有些东西被我在私立那几年弄丢了，得慢慢找回来。

昨天下午，我在楼道里碰见刘洋。他现在还在那家教育集团，不过换了校区。他见了我还是客客气气叫李老师，说听说你回公立了，挺好的，人各有志。说完匆匆走了，跟当年那个在办公室里给我算账的人，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了。

我一个人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窗外是操场，学生在跑操，口号声一浪一浪传过来。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刚来这儿上班那阵儿，也是这么个春天，也是这么个吵嚷嚷的操场。那时候我一个月挣两千块，觉得自己能干一辈子。

现在，我打算干到退休。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