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位阿姨透析了一年，不去透析了，原因是没钱了。

一星期三次的路

腊月的风从村口灌进来，把王秀兰家的塑料门帘吹得噼啪响。天还没亮，院子里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泛着昏黄的光，照着她弯腰把三轮车从棚里推出来的身影。车斗里铺着去年闺女给买的棉垫子，边角已经磨出了线头。

“妈，要不我陪你去？”儿子建军裹着军大衣追出来，棉鞋都没来得及提上。

秀兰摆摆手：“你回去睡，七点还得去镇上工地。来回四十里地，你陪我去了，工钱谁给？”

这话她说了一年多，从第一次去县医院透析那天起，就是这么个说法。建军站在院门口看着三轮车颠簸着上了土路，车轱辘碾过冻硬的泥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路两旁的杨树杈子光秃秃地戳着，像一排等着接诊的老大夫。

秀兰今年五十三，头巾底下已经白了一多半。以前她在镇上的饭店帮厨，一个月挣两千二，加上地里刨的，日子紧巴但也过得去。肾病查出来那天，饭店老板娘塞给她五百块钱，说“姐你先看病，位置给你留着”。后来位置留了三个月，她实在干不动了——透析的头一个月，每次做完回家都要躺两天，胳膊上的瘘管一跳一跳地疼，端锅都打颤。

县医院在城东，从村里过去要翻一道岭。三轮车爬坡的时候呜呜地响，秀兰把身子往前探着压车头。后头有辆面包车按喇叭，她赶紧往边上让，车把一歪差点蹭到路沟里。司机从窗户探出脑袋喊：“大娘，你这车敢上路啊？”秀兰没搭话，把歪掉的头巾重新系紧。到了岭顶往下溜的时候，风刮得眼泪直淌，她用袖子胡乱一抹，心里默数着：还剩十二里。

透析室在住院部二楼，走廊里摆着一排铁椅子，坐着十几个等着上机的病人。秀兰进去的时候，护士小周正在给三床的老赵扎针。老赵是退休教师，有医保，报销比例高，说话底气都不一样：“我这周多透了一次，大夫说不行，加透得自费。”旁边一个瘦得脱相的汉子闷声接了句：“我上个月就透了两回。”秀兰找了靠墙的位置坐下，把蛇皮袋里装着的馒头咸菜塞到椅子底下。小周过来量血压，在她耳边小声说：“姨，您上次的费用还没结清，财务那边……”

“知道知道，下回带过来。”秀兰赶紧点头，脸有点烧。其实她兜里揣着昨天卖玉米的八百块钱，但那是要交这个月的透析费——一次四百，一周三次，一个月五千二。这账她算了一百遍了，光靠地里的收成和建军的工钱，窟窿越补越大。

上机的时候，秀兰把脸扭向窗户那边。邻床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子在外地打工，每个月往家打两千块钱，老头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全填了医药费。他闺女在电话里跟他吵：“爸你咋又瘦了？钱不够你说啊！”老头攥着手机说够够够。秀兰听着，想起自己闺女上个月寄回来的一千五，说是给孩子买衣服的，让她先拿着用。她没收，又给打回去了。

透析四个小时，胳膊不能打弯。秀兰盯着天花板算账：家里还有两亩半地，种玉米一年净落三千多；建军在工地一个月挣四千五，但工地不是天天有活，冬天更少；闺女逢年过节给点，可她婆家也不宽裕。窟窿最大的时候，她偷偷把给建军攒的娶媳妇钱挪了一万二。建军知道后没吭声，蹲在灶台前烧了半宿火。

下机的时候秀兰有点晕，小周扶她在走廊椅子上靠了一会儿。隔壁透析室推出来一个老太太，家属在后面跟着抹眼泪。秀兰认得那老太太，是河西村的，比她大五岁，透了一年多，上周突然不来了。今天这是……她没敢往下想。

从医院出来快十二点了。秀兰在门口买了两个包子，一块五一个，肉馅的。她吃了一个，剩下一个揣怀里想着带回去给建军。走到停车棚的时候看见同村的刘桂芬正从三轮车上往下搬东西。桂芬她婆婆也在透析，两家常搭伴走。桂芬凑过来小声说：“秀兰，你听说没？河西那老太太，昨天走了。”

秀兰手里的包子差点掉了：“不是说不透了在家养着吗？”

“养啥啊，她儿媳妇说实在拿不出钱了，把药都停了。老太太熬了半个月，浑身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最后那几天直喊疼，止疼针都舍不得打。”桂芬叹了口气，“你说咱这病，没钱就是等死。”

秀兰骑三轮车往回走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老太太的样子。以前在透析室还一起分过苹果吃，老太太牙不好，得拿勺子刮着吃。她突然想起来自己兜里还有三百块钱——是昨天卖鸡蛋攒的。这钱本来打算给建军买双新棉鞋，他那双底子都磨平了。秀兰在岭顶上停了车，掏出那三张票子看了半天，又塞回贴身的口袋里。

到家天快黑了。建军还没回来，灶上温着一碗白菜炖豆腐。秀兰刚坐下，手机响了，是闺女打来的视频。她赶紧把袖子往下拽拽，挡住瘘管那块鼓起来的包。

“妈，你脸咋这么黄？又不舒服了？”

“没有没有，今儿个风大，吹的。”秀兰把镜头转过去对着灶台，“你看我炖了豆腐，你弟一会儿回来吃。”

闺女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妈，我打听了，省城医院能办慢性病卡，报销比例比咱县高。要不你来试试？”

秀兰笑了笑：“跑那么远，车费不要钱啊？再说省城专家号也挂不上。”

“我出车费，我跟你女婿说了——”

“别别别，你们小两口攒钱不容易，孩子马上上幼儿园了。”秀兰打断她，“妈这儿挺好的，你甭操心。”

挂了电话，秀兰在灶前坐了很久。锅里的豆腐咕嘟咕嘟响，热气扑在脸上湿漉漉的。她把那个从医院带回来的肉包子掰开，想了想，又合上了，放回碗里。

晚上建军回来，秀兰跟他说了河西老太太的事。建军扒拉着饭没说话，过了半天才撂下筷子：“妈，我听说镇上有个厂子招夜班保安，一个月两千八，我想去试试。白天工地要是有活我再干点。”

“那你连轴转身体受得了？”

“受得了，我年轻。”建军低头扒饭，“总不能让你连透析都透不起。”

秀兰鼻子一酸，赶紧转过头假装收拾碗筷。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把家里存折翻出来又算了一遍：总共还剩四千三。下个月透析费五千二，还差九百。她把手机通讯录翻了一遍，停在“秀兰嫂子”上头——那是她娘家嫂子的号码，去年借过两千还没还。手指头悬了半天没按下去。

第二天一早，秀兰照常去透析。路过镇上集市的时候她把三轮车停在了血站门口。前头排着五六个人，有个小伙子撸着袖子露出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秀兰拽了拽头巾，排在了最后面。轮到窗口的时候，里面的大夫推了推眼镜：“多大年纪？”

“五十三。”

“五十三不行，超过五十不要。您这岁数抽完恢复慢，回头再出点事我们担不起。”

秀兰站在血站门口愣了半天。风把墙上的宣传单吹得哗哗响，上面印着“无偿献血光荣”。她慢慢走回三轮车那儿，车斗里那个肉包子还搁在棉垫上，硬邦邦的。

到了医院，小周迎上来：“姨，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县里新下来个政策，困难户透析能申请补助，报销比例提到百分之八十五。我给你领了张表，你填填，回头村里盖个章就行。”

秀兰攥着那张表，手有点抖：“真的假的？能报那么多？”

“真的，我刚从医保科拿的。不过得先交全款，补助下个月才能返到卡上。”小周压低声音，“你要是手头紧，我先帮你垫上这个月的？”

秀兰赶紧摆手：“不用不用，我凑齐了。”她没说谎，昨天晚上建军把工资卡给她了，说取了三千，加上她卖玉米的八百，够这个月了。下个月的事下个月再说。

填表的时候，秀兰一笔一画写得特别认真。写到“家庭年收入”那一栏，她犹豫了一下，填了个六千。其实去年全家进项算下来也就一万出头，透析花了五万多，新农合报了一部分，大病保险又报了点，剩下的全是借的。闺女那儿拿了八千，娘家嫂子那儿借了两千，建军工友那儿还欠着一千五没还。

从医院出来，秀兰把那张申请表折好塞进棉袄内兜里。路过医院门口的小卖部，她进去买了根最便宜的火腿肠。建军昨晚说工地食堂的菜没油水，老是饿。她想着回去把火腿肠切了拌在咸菜里，让他多吃几天。

三轮车骑到岭顶上的时候，太阳正好出来了。秀兰停下车，把火腿肠和那个硬邦邦的包子并排放在车斗里，掏出手机给建军打了个电话：“儿啊，妈今儿个办了个补助，往后能省不少钱。晚上你别去厂里问了，咱踏踏实实在工地干，啊？”

电话那头建军“嗯”了一声，过了会儿说：“妈，我今天结工钱了，晚上给你买只烧鸡。”

秀兰笑了，把手机揣兜里，使劲蹬了一脚三轮车。下坡的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但太阳晒在脸上还挺暖和。路过河西村口的时候她瞅了一眼，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空荡荡的，以前老太太总爱在那儿坐着等人拉她去透析。秀兰没停车，把车把捏稳了，心里默默盘算着：补助下来之前，还差两千。要不把家里那袋花生卖了？再不行把建军他爹留下的那块手表当了吧——也不知道能当几个钱。

回到家，建军已经回来了，手里真拎着只烧鸡，油纸包着还冒热气。娘俩坐在灶台前撕着吃。建军突然说：“妈，我打听了，隔壁县有个厂子给上五险，干满一年能转正。要不我去试试？”

秀兰撕鸡腿的手停住了：“那离家远不远？”

“骑车四十分钟。”

“那还行。”秀兰把鸡腿塞到建军碗里，“你先去看看，要是能成，咱娘俩一块儿使劲。这透析啊，妈还想接着做。你娶媳妇的时候，妈还得上台给你戴花呢。”

建军低着头啃鸡腿，啃着啃着眼泪掉碗里了。秀兰假装没看见，把电视打开调到戏曲频道，里面正唱《朝阳沟》，栓保他娘在台上亮着嗓子喊：“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

秀兰跟着哼了两句，把申请表从兜里掏出来铺在炕桌上，用建军的工牌压住。外头的风还在刮，但灶里的火苗蹿得老高，把娘俩的影子映在墙上，晃晃悠悠的，像是要往上长。

第二天天没亮，三轮车又出了院门。这回车斗里多了只烧鸡腿，建军用塑料袋包好塞在棉垫底下，上头压了张纸条：“妈，今儿个冷，你套上我那件军大衣。我晚上早点回来。”

秀兰骑到村口拐弯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建军站在院门口朝她挥了挥手。她把军大衣裹紧，拧了拧车把上的胶皮套，心里突然觉得，这条四十里地的路，好像也没那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