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被安排到林场守瞭望塔，跟一个离异的女同事搭班

1985年我被安排到林场守瞭望塔，跟一个离异的女同事搭班，夜里两人就挤在铁皮房的一张行军床上

我叫周德厚，今年六十三了，说这件事的时候，手边搁着一把搪瓷缸子，缸子外头的漆掉得只剩半圈红字，那是林场发的，八五年发的，我用了快四十年，一直没舍得扔。

八五年我二十二，刚顶了我爹的班，进大兴安岭那个叫小孤山的林场。

那年秋天，场部把我叫过去，说瞭望塔缺人，让我上去守一冬。

我说守就守，年轻人怕什么。可等我知道是跟谁搭班，心里咯噔一下。

那人叫刘桂芬，比我大六岁，离过婚，男人是跑运输的，把她跟一个三岁的闺女撂下就不见了。林场里嘴碎的人多，说她“命硬”，说她“不祥”，说谁挨她近了谁倒霉。

场部的老孙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压着嗓子，眼睛往四下瞟。

“你年轻，没成家，上头才敢派你去，换别人媳妇都不让。”

我没接茬。

我心里想的是另一码事：一冬五个月，零下三十几度，瞭望塔上就俩人，一张床。

上山那天是十月十一号，我记得清，因为头天晚上下了第一场小雪，地皮上白了一层，踩上去嘎吱响。

我用爬犁拉着两袋面、一坛子咸菜、半扇冻猪肉，还有场部给的一床旧褥子，顺着盘山路往上走。

塔在山尖上，铁架子，四十米高，底下是砖砌的房基，上头一间铁皮房，八平米不到，四面漏风，窗户是双层玻璃，中间夹着锯末子，说是保暖，其实屁用不顶。

我爬到塔顶的时候，刘桂芬已经在里头了。

她蹲在铁炉子边上生火，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脸冻得两颊通红，手上戴着一副露指头的毛线手套。

听见动静，她抬头看我一眼。

“来了？”

就俩字，没笑，也没绷脸，就是平平常常一句。

我“嗯”了一声，把铺盖往地上一撂。

铁皮房里家当少得可怜：一个铁炉子，一张行军床，一口铝锅，两个搪瓷碗，墙角码着半人高的桦木柈子。

行军床是那种老式的，铁架子，帆布面，八十公分宽，一个人睡都嫌窄。

我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放，回头看刘桂芬。

她正低头往炉子里塞柈子，像没看见我。

“姐，”我说，“这床……咋睡？”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你睡床，我打地铺。”

我说那哪行，你是女的。

她瞅我一眼，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冷不热，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小周，我在这塔上待过三个冬天了，头一年也是跟个男同志搭班，人家睡床，我睡地。你要是过意不去，明天下去多背一捆干草上来，铺厚点就行。”

我没再争。

第一夜，我睡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铁皮房不隔音，风刮过来，整个塔都在晃，铁架子吱呀吱呀响，像有人在外头拿铁锹刮墙。

刘桂芬睡在地上，铺了一层干草，盖着她自己的棉袄，脸朝墙。

我听见她翻身，干草窸窸窣窣。

半夜我起来添炉子，借着炉口那点红光，看见她蜷着，肩膀露在外头，棉袄滑下去半截。

我把自己的大衣拿下来，给她搭上。

她没睁眼，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个身又睡了。

第二天早上，她看见大衣在我床上叠着，什么也没说，只是熬粥的时候多抓了一把米。

守瞭望塔的活儿不复杂，白天每隔一个钟头爬到塔顶的观景台转一圈，看有没有烟。

秋天防火期最紧，一片林子连着一片林子，几十万亩，就靠我们这双眼睛。

晚上不用上去，但得有人守着对讲机，场部随时可能呼叫。

头半个月，我跟刘桂芬话不多。

她话少，我也不爱说，两个人各干各的，她做饭我劈柴，她洗衣我挑水。

水是从山腰一眼泉子里挑上来的，来回一里地，一天两趟。

她洗衣服的时候蹲在门口，搓衣板搁在盆里，搓得手背通红。

有一回我看她洗完，盆底一层黑水。

“姐，这水咋这么浑？”

“塔上灰大，你当是家里呢。”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擦，又说：“你那件秋衣领子都磨破了，脱下来我给你补补。”

我说不用，我自己会缝。

她笑了一下，是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笑。

“你会缝？你那针脚跟蜈蚣爬似的，我昨天看见了。”

我没话了。

她补衣服的时候坐在炉子边上，就着那点光，针走得又细又匀。

我在旁边劈柈子，斧头剁在木头上，一下一下的。

劈着劈着，我听见她哼歌，声音很小，含含糊糊的，像是老家的什么小调。

我没回头，心里头却松快了些。

日子长了，我才知道刘桂芬这个人不像外头传的那样。

她不阴，也不怨，该笑的时候笑，该骂的时候骂。

有一回对讲机里场部老孙问塔上情况，问完了顺嘴说了句“小刘啊，你闺女搁她姥姥家还好吧”。

刘桂芬对着话筒说：“好着呢，上礼拜她姥姥捎话来说长了两颗牙。”

老孙在那头嘿嘿两声，没再说话。

放下对讲机，她脸上的笑就收了。

我问她：“姐，你闺女多大了？”

“四岁。”

“你想她不？”

她没马上答。

过了一会儿，她说：“想有啥用，我在这上头挣一个月四十二块钱，下去能干啥？林场就这点好，管吃管住，钱能攒下。”

她顿了顿，又说：“等她上学，我就下山。”

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多说了几句。

她说她前头那个男人，结婚第二年就跟一个贩木材的南方女人跑了，跑之前把家里攒的八百块钱也卷走了。

“我那时候抱着孩子在场部门口坐了一天，场长看我可怜，给了我这活儿。”

她说这话的时候蹲在炉子前头，拿火钩子捅炉灰，脸上没什么表情。

“人家说我命硬，克男人。”她把火钩子往地上一搁，“我克谁了？我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我不知道接什么，只好说：“姐，外头人嘴碎，你别往心里去。”

她抬眼看我一下：“你倒是个实在人。”

十一月下旬，天冷得邪乎。

早上起来，铁皮房内壁上结一层白霜，毛巾冻得梆硬，得搁炉子上烤半天才能展开。

刘桂芬的手生了冻疮，指关节上裂口子，一沾热水就龇牙。

我去山下挑水的时候，绕道去了趟场部卫生所，跟大夫要了一小盒冻疮膏，蛤蜊油那种，两毛钱。

回来搁在她枕头边上。

她看见了，拿起来拧开盖闻了闻。

“你买的？”

“卫生所老赵给的，没要钱。”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把盖拧上，揣兜里了。

晚上她熬了一锅面糊糊，往我碗里多搁了一勺猪油。

“吃，”她说，“你瘦得跟个杆似的，风大点能把你从塔上刮下去。”

我笑，她也笑。

那是我头一回见她正儿八经地笑，眼睛弯弯的，眼角有几道细纹。

十二月初，出了一档子事。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在观景台上看见西北方向有烟。

不大，细细的一缕，但那个位置不对，那是七号沟，封山育林区，平时连个采药的都不让进。

我冲屋里喊刘桂芬。

她跑上来，眯眼看了不到三秒。

“报场部，七号沟，烟柱偏东，风向西南，赶紧的。”

她对讲机拿起来就喊，嗓门又急又亮，跟平时完全是两个人。

场部那边回话说马上派人上去。

那一下午我们俩谁也没下塔，轮流盯着那股烟。

烟到傍晚就小了，后来场部回话说，是几个偷猎的在沟里生火烤狍子，人已经撵下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刘桂芬拿筷子敲了敲碗沿。

“小周，你今天反应不慢。”

“姐你才快呢，我还没看清你就报出去了。”

她哼了一声：“我在这上头待了三年，哪儿冒烟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那天夜里风特别大，铁皮房顶上的铁皮被掀起来一角，咣当咣当响。

我爬上去拿铁丝绑，刘桂芬在底下给我打手电。

风把她头发吹得满脸都是，她也不拢，就那么仰着头，手电光稳稳地照在我手上。

我绑完下来，手冻得解不开扣子。

她一把拽过我的手，搁在她棉袄里头贴着肚皮暖。

我整个人都僵了。

“别动，”她说，“冻坏了明天谁爬塔。”

她肚皮上的热气隔着一层秋衣透过来，我手背上的知觉一点点回来，痒得钻心。

绑完铁皮下来，我坐在炉子边上半天没吭声。

刘桂芬给我倒了碗热水，自己也倒一碗，两个人捧着碗，面对面坐着。

铁炉子烧得通红，屋里头暖得人犯困。

“姐，”我说，“你咋不再找一个？”

她抬头看我。

“找谁？林场里这些个，不是嫌我离过婚，就是嫌我带个拖油瓶。再说了，我这岁数……”

她没往下说，拿碗沿挡着嘴。

我脑子一热，说了句：“我不嫌。”

话出口我自己先愣住了。

刘桂芬把碗放下，看着我，那眼神跟平常不一样了，有点发愣，又有点不信。

“小周，你二十二，我二十八。你还没成家呢，说这话不过脑子。”

“我过了。”

“过啥过，你娘知道能拿笤帚疙瘩抽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上翘了一下，但马上又压下去了。

“睡觉。”她站起来，把碗往锅台上一搁，“明天还得早起。”

那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在地上翻身。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声音闷闷的。

“小周，你是个好人，可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你说了，我就得当真。”

我没吭声。

她又说：“你真要当真，也得等下了山再说。塔上说的话，风一吹就散了。”

我说：“行，等下山。”

她没再说话。

过了年，正月里，场部捎上来一封信，是我娘托人写的。

信里说，家里给我说了个对象，是邻村王家的闺女，二十岁，让我三月下山相看。

我看完信，搁在枕头底下，谁也没告诉。

可刘桂芬收拾床铺的时候翻出来了。

她识字，念过五年书。

晚上吃饭，她把信搁在桌上推过来。

“你娘给你说媳妇了。”

“嗯。”

“那你咋打算？”

我扒拉一口面糊糊：“我不去。”

“为啥？”

“我说了等下山。”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小周，你别犯浑。你娘在村里给你张罗，那是正正经经的事。我算啥？我比你还大六岁，还带个孩子。你娘要是知道了，能气出病来。”

“那是我娘的事。”

“你放屁。”她声音陡然高了，“你娘把你拉扯大，你就这么报答她？”

那是她头一回跟我急。

碗往桌上一墩，汤溅出来，洒了一桌子。

我也火了：“姐你讲不讲理？我说等下山，你说等下山，我真要等了，你又赶我走。”

她嘴唇哆嗦了一下，没接上话。

屋里头静了半天，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

她突然站起来，抓起棉袄就往外走。

我一把拽住她袖子：“大晚上你上哪儿？”

“我去观景台上站会儿，你别跟来。”

她甩开我的手，推门出去，铁皮门咣一声撞上。

我坐在屋里头，听着她的脚步声顺着铁梯子往上爬，爬到最后听不见了。

过了十几分钟，我坐不住了，拿上手电往上爬。

观景台上风大得站不稳人，她靠在栏杆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把大衣给她披上。

她没回头，说：“你上来干啥，回去。”

“姐。”

“别叫姐。”

她转过身来，脸冻得通红，眼泪在脸上结了冰碴子，亮晶晶的两道。

“周德厚，你知不知道我这三年咋过的？头一年上来，夜里冻得睡不着，我就坐在这观景台上哭，哭到天亮再下去做饭。我图啥？我图我闺女将来能挺直腰杆说，我妈是林场正式职工，不是谁不要的破鞋。”

她拿手背抹了一把脸。

“你来了，我以为就是个搭班的。可你给我买冻疮膏，半夜给我盖大衣，你当我没心呢？”

她吸了吸鼻子。

“可你要真跟我好了，你娘咋办？你村里那些亲戚咋说？将来我闺女长大了，人家说她妈找了个比她妈小六岁的，你让她脸往哪儿搁？”

风呼呼地刮，我站在她跟前，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说得都对。

可她说的那些“将来”“人家”“脸面”，离我太远了。

我当时就一个念头：这个女的，我要是撒手了，这辈子都找不着第二个。

“姐，”我说，“你说的那些我都想过了。我娘那边我去说，她骂我打我我都认。你闺女就是我闺女，将来她上学我供，她嫁人我陪送。”

“你拿啥供？你一个月挣几个钱？”

“我挣四十二，你也挣四十二，咱俩加起来八十四，比场长都多。”

她扑哧一声乐了，眼泪还挂脸上呢。

“你个憨货。”

她拿拳头捶了我胸口一下，不重，但我心口那块地方，像被人拿热毛巾捂上了。

那天晚上回到屋里，她没再提让我下山相亲的事。

我也不提。

可我心里清楚，这事没那么简单。

果然，二月末，场部老孙的对讲机打过来了。

“小周，你娘托人捎话到场部了，问你是不是在塔上搞对象了，让你赶紧回个话。”

我看了刘桂芬一眼。

她正在切咸菜，刀在案板上当当当，跟没听见一样。

我对着对讲机说：“孙叔，我回头自己回去说。”

老孙在那头叹了口气：“你小子，好自为之吧。”

挂了电话，刘桂芬把刀一搁。

“你回去吧，下山一趟，跟你娘说清楚。”

“说清楚啥？”

“说清楚你跟我这事。”她拿围裙擦手，“你要是不回去说，你娘能找上山来。到时候闹起来，我这脸真没地方搁了。”

我想了想，说行，我回去。

下山那天是三月四号，雪还没化完，路上全是泥浆子。

刘桂芬送我到塔底下，往我兜里塞了二十块钱。

“给你娘买点东西，别空着手。”

我说不要。

她瞪我：“拿着。就当我这个当姐的给你娘的见面礼。”

我揣着那二十块钱，走了四十里山路，搭了个拉木材的卡车回了村。

到家我娘正在灶上做饭。

我把东西往桌上一搁，扑通跪下了。

我娘铲子差点掉锅里。

“你这是干啥？”

“娘，我在塔上处了个对象。”

我娘脸上的笑还没起来，我接着说：“她叫刘桂芬，林场正式职工，比我大六岁，离过婚，有个闺女四岁。”

我娘手里的铲子当啷一声掉灶台上了。

“你再说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

我娘一屁股坐在灶前的蒲团上，半天没说话。

然后她开始哭，一边哭一边拿围裙擦脸。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你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们兄弟三个，就盼着你娶个正经媳妇，你给我弄个二婚头回来，还带个赔钱货……”

我没起来，跪着听她骂。

骂到后来她骂累了，问我：“那女的长啥样？”

“挺好，利索，能干活。”

“比你大六岁？她都能当你姐了。”

“娘，六岁不算啥。”

“不算啥？再过二十年她五十了，你才四十四，你伺候她去？”

我没接这茬。

我娘又哭了一阵，最后说：“你把她领回来我看看。”

我说行。

三月底，刘桂芬请了三天假，跟我回了趟村。

她特意换了身干净衣裳，一件藏蓝的确良褂子，黑裤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拿火钳子烫了个卷。

到我家门口，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包点心、两瓶罐头，都是场部小卖部买的。

我娘开的门。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我娘上下打量她，她也让我娘打量，脸上带着笑，没一点怯。

“婶子，”她说，“我叫刘桂芬，在塔上跟小周搭班。”

我娘哼了一声，侧身让她进屋。

那顿饭吃得我坐立不安。

刘桂芬一点没闲着，进门就撸袖子帮我娘烧火，切菜，洗碗，啥都抢着干。

我娘板着脸，但碗筷递过去她也没摔。

吃完饭，刘桂芬把碗洗了，灶台擦得锃亮，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搁在桌上。

是一双棉鞋，千层底的，纳得密密实实。

“婶子，这是我冬天在塔上没事纳的，您试试合脚不。”

我娘看了看鞋，又看了看她。

“你纳的？”

“嗯，手艺不好，您别嫌弃。”

我娘把鞋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临走那天晚上，我娘把我叫到里屋。

“这女的倒是个过日子的人。”

我心里一喜。

“但是，”我娘又说，“她那闺女，将来得管你叫爹，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她前头那个男人要是回来找呢？”

“回来找也不怕，孩子我养大的，他领不走。”

我娘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摸出个布包，打开，里头是二百块钱。

“你拿着，回去把事办了。我不图别的，就图你将来别后悔。”

我接过钱，鼻子发酸。

我娘又说：“那鞋我试了，合脚。”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号，我跟刘桂芬在林场场部领了证。

场长当的证婚人，老孙掏了五块钱份子，食堂炒了六个菜，摆了两桌。

刘桂芬穿了件红的，是我娘托人捎上来的料子，她自个儿裁了缝的。

她闺女小雨从姥姥家接来了，四岁多，扎俩小辫，躲在她妈腿后面偷看我。

我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

“小雨，叫爹。”

她看看她妈，刘桂芬点点头。

她细声细气叫了一声：“爹。”

那一声叫得我眼眶子发热。

婚后我们在林场家属区要了间半的房子，一间睡觉，半间做饭。

刘桂芬从塔上调下来了，在场部食堂干活，一个月还是四十二块。

我继续守塔，换了个人搭班，是个五十多的老光棍，打呼噜震天响。

刘桂芬嫌我身上有油烟味，每回下山回家，都把我摁在院子里拿笤帚疙瘩抽打一遍衣裳。

小雨跟我亲，我下塔回家，她老远跑过来抱我腿。

有一回她问我：“爹，你跟我妈在塔上睡觉冷不冷？”

刘桂芬在旁边听见了，脸腾地红了，拿手戳小雨脑门：“小孩子家问这个干啥。”

我在一边嘿嘿笑。

后来日子就那么过下去了。

九二年林场改制，我跟桂芬都下了岗，凑钱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馆，卖饺子面条，生意还过得去。

小雨争气，考上了卫校，毕业后在县医院当护士，嫁了个开药店的，日子稳当。

前年桂芬查出来肺上有毛病，住了半个月院，我天天在病房陪着。

她躺在床上跟我说：“老周，当年在塔上，你要是没给我买那盒冻疮膏，咱俩可能就真散了。”

我说：“一盒蛤蜊油两毛钱，你就值两毛钱？”

她拿枕头砸我。

上个月我收拾老屋，翻出那床行军床。

帆布面朽了，一扯就碎，铁架子锈得不成样子。

我把帆布拆下来，叠了叠，想扔，又留下了。

那截帆布我搁在柜子最里头，拿塑料布包着。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会想起来八五年那个冬天，铁皮房里的炉子烧得通红，外头风刮得铁架子吱呀响，她蹲在地上往炉子里塞柈子，头也不回地说：“你睡床，我打地铺。”

后来她到底也没打几天地铺。

那床太窄了，挤两个人，翻个身都得提前打招呼。

有一回我半夜翻身，胳膊肘杵她腰上，她疼得嗷一嗓子，把隔壁塔上的人都惊动了，对讲机打过来问出啥事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当初那句“我不嫌”到底是年轻气盛，还是真就认准了她。

说年轻气盛吧，这四十年我一天都没后悔过。

说认准了吧，可当时我连她大名叫啥都还没问全乎。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一开始谁都不看好，后来反倒过得最长的两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