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9日上午，昆明青莲街卢公馆，云南省主席卢汉召集军政要员开会。门外戒备森严，警卫手里的枪也没有放下。与会者起初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会议，直到警卫营士兵突然冲入厅内，气氛才骤然改变。
“都坐下，不许乱动！”
卢汉随即现身，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政府，准备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对昆明而言，这不是一纸声明那么简单，而是一次牵动全省军政格局的冒险。
卢汉为什么选择此时行动？此前，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主力遭到重创。蒋介石退守西南，试图依托云南、四川等地保存实力，等待所谓反攻机会。云南的位置，也因此变得格外敏感。
卢汉看得很清楚，继续替蒋介石守住昆明，滇军很可能成为消耗品。但他也有难处。抗战结束后，滇军主力曾奉命进入越南受降，蒋介石趁机调入嫡系部队，逐步削弱云南地方力量。此时的昆明，并不是卢汉可以随意转身的地方。
当地同时存在滇军、国民党嫡系部队以及地下党和游击力量。任何一方先动，都可能引发混战。卢汉要起义，既要防蒋介石，也要稳住部下，更要避免昆明城内出现大规模伤亡。
1949年4月，卢汉方面已经同中共方面接触，双方商谈过云南和平解决的可能。按照当时的设想，等人民解放军逼近云南，卢汉再顺势行动。到了11月，解放军向西南推进，卢汉开始加紧布置。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群来到昆明。
张群不是普通官员。他曾任国民政府要职，也是蒋介石倚重的旧部，与卢汉之间还有一层特殊交情。过去云南政局发生波折时，张群曾替卢汉说过话；卢汉主持云南事务后，也曾在公开场合支持张群。
这份私交，后来成了影响局势的关键。
蒋介石派张群进入西南，名义上是协调军政，实际意图却很明显：稳定昆明，阻止卢汉倒向共产党，并把云南变成国民党保存力量的支点。张群抵达后，开始接触地方军政人员，试图摸清滇军态度。
卢汉已经决定行动，自然不能让张群自由活动。12月9日，张群被安排到卢公馆，随后处于受控状态。卢汉发动起义后，张群的身份立即变得棘手：他既是蒋介石的重要亲信，也是国民党中央要员，掌握不少西南军政关系。
按中共方面的考虑，张群应当被控制，至于如何处置，需要请示中央。问题在于，卢汉并不清楚这层安排。他担心张群一旦出事，自己将背负“诱捕旧友”的责任，也担心滇军内部因此产生动摇。
据沈醉女儿沈美娟后来回忆，卢汉曾表示要放张群离开。身边有人劝阻，地下党方面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此事不能由云南单方面决定。卢汉却没有改变主意。
“他毕竟是我的老朋友，不能把事情做绝。”
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史料中并不完全一致，但卢汉试图释放张群，确有多种回忆材料提及。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单纯的私人感情，也与卢汉对自身处境的判断有关。他既要完成起义，又要保留滇军内部的体面，避免旧部觉得投诚意味着清算。
12月11日，张群被送往昆明机场。机场守卫没有见到完整手令，一度拒绝放行。后来命令送到，飞机却已经起飞。现场曾出现阻拦和射击，张群最终经香港离开，随后前往台湾。
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很快显现。云南起义后，中央方面迟迟没有立即发来正式回应，直到三天后，卢汉才收到明确答复。对于刚刚完成关键转折的云南来说，这段沉默压力极大。卢汉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起义虽然成功，但他私自放走张群，已经让中央对其政治判断产生疑虑。
沈美娟认为，卢汉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把张群的处置交由中央决定。这个判断未必涵盖全部背景，却点中了问题核心。战争环境下，地方部队首长的善意和私交，不能替代统一的政治安排。
张群因此逃脱，张学良未能借此获得释放，卢汉也因这次处置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争议。至于沈醉，后来被以战犯身份送入功德林改造，相关过程还牵涉国民党特务系统、云南起义与身份审查等多重因素，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原因。
昆明城在12月9日完成了权力转换，可一纸起义声明并没有立刻消除旧关系、旧军队和旧责任。卢汉真正面对的考验，恰恰从宣布起义之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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