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女工在广西砍2个月甘蔗，带着钱回村后，邻居都来问同一件事

老挝女工在广西砍2个月甘蔗，带着钱回村后，邻居都来问同一件事

楔子

我跟着务工队从老挝山村到广西砍甘蔗，两个月挣的钱抵家里半年收入。刚回村，邻居们围上来问的竟是同一句话。

第一章：家境清贫，老挝山村村民谋生艰难

我叫阿萍，家住老挝北部丰沙里省的一个山坳坳里。

我们村叫纳堆村，说是村，其实就是半山腰上散着的三十来户人家。房子是竹篾编的墙，铁皮搭的顶，旱季热得像蒸笼，雨季漏得像筛子。我阿妈常说，咱们这儿的人啊，生下来就学会了两件事，一是爬山，二是勒紧裤腰带。

天刚蒙蒙亮，我就得起来烧火做饭。灶是三块石头垒的，锅是豁了口的铁锅，米是上个月赊的。

“阿萍，米缸见底了。”阿妈蹲在灶旁边，拿勺子刮着缸底最后那点碎米，刮得铁皮滋啦滋啦响。

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舔着锅底，烟熏得我眼泪直流。“阿妈，我昨天去问过坎大姐了，她家也紧，借不出来。”

“那你弟弟的学费咋整？”阿妈把刮出来的碎米倒进锅里，拿手指头搅了搅，水清得能照见人影。

我没接话。能说啥呢？弟弟阿颂在镇上读初中，一个学期杂费折成人民币得四百多块。四百多块在我们这儿，够买两头小猪崽了。

正说着，门口传来脚步声。是隔壁的坎大姐，挎着个竹篮，篮子里搁着几把野菜。

“阿萍妈，今早去坡上摘的，分你们一半。”坎大姐把野菜往门板上一搁，眼珠子转了一圈，“你家阿萍今年多大了？18有了吧？”

阿妈叹了口气。“十八了，坎大姐你帮着留意留意，看有啥活路能让她去干。”

“我今儿来就是说这个。”坎大姐一屁股坐在竹凳上，凳子吱呀叫了一声，“我娘家那边的表弟在磨憨口岸跑运输，他说现在中国那边招工多得很，广西那边砍甘蔗，两个月工期，管吃管住，工钱现结。”

阿妈手里的勺子停住了。“砍甘蔗？那活计苦不苦？”

“苦咋能不苦，顶着日头弯腰砍，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坎大姐接过我递去的竹筒水，咕咚喝了一口，“可人家给的钱实在啊，一天合下来能挣咱们这儿好几天的嚼谷。你家阿萍要是去，两个月回来，阿颂的学费不就有了？”

我蹲在灶前，听得心里直扑腾。去中国，砍甘蔗，挣钱。这三个词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阿萍，你自个儿咋想？”阿妈扭头看我。

我搓了搓手上的柴灰，喉咙有点紧。“阿妈，我去。弟弟的学费不能再拖了。”

坎大姐拍了下大腿。“好，那我回头给表弟递个话，过两天务工队就走，你赶紧拾掇拾掇。”

坎大姐走后，阿妈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吭声。我端了碗野菜汤过去，她接了，没喝，搁在膝盖上。

“阿萍，妈跟你说，出门在外，力气使完了还能长回来，人要是丢了本分，就啥都没了。”阿妈拿手背蹭了下眼角，“到了那边听人家招呼，别偷懒，别耍滑。”

“我记下了。”我蹲在她旁边，拿手抠着门槛上的泥巴，“阿妈，等我挣了钱，头一件事先把赊的米还上。”

阿妈没再说话，只是把碗里的野菜往我这边推了推。

第二天我去村头的小卖部打电话。说是小卖部，其实就是坎大姐家堂屋摆了个玻璃柜，里头搁着几包盐、几盒火柴、几瓶鱼露。电话也是她家的，卫星电话，打一分钟收两千基普。

我拨了表姐在万象的号码，响了七八声才通。

“阿萍？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表姐那边吵得很，像是在街上。

“姐，我要去中国砍甘蔗了，你有啥要交代的没？”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你胆子倒大。我听人说那边活儿是苦，可工钱不拖，中国人讲信用。你去归去，护照签证得弄妥了，跟着正规队伍走，别信那些收钱带路的。”

“坎大姐表弟给办的，说走磨憨口岸，正经手续。”

“那就行。你记住，在外头别跟人起高腔，咱是去挣钱的，不是去置气的。”

挂了电话，我站在坎大姐家门口发了会儿呆。对面的山坡上，阿颂正背着书包往镇上走，瘦得像根竹竿，书包带子在他肩膀上勒出两道印子。

晚上我烧了锅热水，给阿颂洗了件干净衣裳。他趴在小桌上写作业，铅笔短得捏不住了还在用。

“姐，你真要去中国啊？”阿颂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嗯，去两个月，回来给你交学费。”

“那你给我带支新铅笔呗，带橡皮头的那种。”

我拿湿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何止铅笔，姐给你买个新书包。”

阿颂咧嘴笑了，露出两颗缺了角的门牙。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坎大姐领着我往镇上走，阿妈送到村口，往我怀里塞了个布包，里头是两双她纳的鞋垫和一小包糯米团子。

“饿了垫垫肚子，别舍不得吃。”阿妈站在那棵歪脖子老榕树下，手扶着树干，没再往前挪步。

我走出去老远回头，她还站在那儿，瘦瘦一个小小的影子。

到了镇上集合点，已经站了十来个姐妹，都是附近村子里的。领队的是个中年男人，姓李，云南口音，说是跑这条线跑了五六年了。

“人都到齐了没？护照签证都掏出来我看一眼。”李领队挨个查了一遍，嘴里念叨着，“行，上车，到磨憨还有好几个钟头呢。”

破中巴车颠在盘山路上，我靠着车窗往外看，山还是那些山，可越往北走，房子越稠，路越平。

旁边的阿朵捅了捅我胳膊。“阿萍，你带了多少干粮？”

“就几包糯米团子。”

“我阿妈给我烙了饼。”阿朵从布袋里摸出一块硬邦邦的饼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吃，到了那边指不定啥时候能吃上热乎的。”

我咬了一口，面饼又干又硬，嚼得腮帮子发酸。

到了磨憨口岸，排队过关的人乌泱泱的。李领队举着小旗子在前面喊：“跟紧了啊，别走散，过关的时候人家问啥答啥，别多话。”

轮到我时，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着我的护照看了会儿，抬头问了一句：“去广西做什么？”

“砍甘蔗。”我照着李领队教的说。

那人点了点头，啪地盖了个章。

出了关，脚踩在中国这边的水泥地上，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国门那头，老挝的山还是青蒙蒙的，我阿妈可能还站在榕树下。

“别看了，赶紧上车。”阿朵拽了我一把，“到了地方有你忙的。”

从磨憨到广西崇左，大巴车摇了一整夜。车里闷得慌，可大伙儿都睡不着，七嘴八舌地聊着。

“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呢。”

“真的假的？那两个月下来不得六七千？”

“人家管饭，菜里真有肉，我听去年去过的人说的。”

我听着听着，手不自觉地按了按贴身缝的那个口袋，里头装着阿妈给的两双鞋垫和四百块基普，折成人民币也就三毛来钱，是我全部的家当。

天蒙蒙亮的时候，车下了高速，拐进一条两边长满甘蔗的土路。放眼望去，甘蔗地一片连着一片，望不到头。风一吹，甘蔗叶子哗啦啦响，像下大雨似的。

李领队站起来喊：“到了啊，都醒醒，拿好自个儿行李。宿舍是彩钢瓦房，上下铺，十个人一间。今儿白天歇一天，明天正式上工。”

我拎着个蛇皮袋下了车，脚踩在红土地上，抬头看天。天蓝得扎眼，太阳还没全升起来，热气就已经往脸上扑了。

阿朵凑过来小声说：“阿萍，你看那边，甘蔗地边上那排房子，红顶的，是不是就是咱们住的？”

“应该是。”我把蛇皮袋往肩上提了提，“走吧，先找个铺位，把东西搁下。”

走两步，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回头问阿朵：“你说，咱们真能挣着钱回去不？”

阿朵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能不能挣着，得砍完这两个月才知道。来都来了，干呗。”

我也笑了。来都来了，干呗。

那天下午我在铺位上躺了半天没睡着，翻来覆去想着阿妈站在榕树下的样子，想着阿颂要的带橡皮头的铅笔。窗外传来姐妹们洗衣服的说笑声，水龙头哗哗响，间或夹杂着几声听不懂的广西本地话，大概是工头在安排什么。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两双鞋垫还在，硬邦邦的，针脚密实。阿妈纳鞋垫的时候总说，脚底下稳了，路就走得正。

隔壁铺的阿朵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了句梦话：“妈，我挣钱了。”

我闭上眼，红土地的热气从窗缝里挤进来，混着甘蔗叶子的青气味。明天天一亮，就得下地了。我心里没底，可又隐隐觉得踏实，脚底下有阿妈纳的鞋垫垫着，手里有砍刀，力气咱有的是。

干就是了。

第二章：远赴中国，跟随务工队赴广西砍甘蔗

那天夜里我醒了好几回，彩钢瓦房顶薄，半夜凉气往下渗，被子又硬又潮，翻个身吱嘎响。下铺的阿朵倒睡得沉，呼噜打得有板有眼。天还没亮透，门外就有人敲铁皮喊起来了。

“起床起床，六点开饭，六点半下地！”

我一骨碌坐起来，脑袋撞在上铺铁架子上，疼得直咧嘴。阿朵从被窝里探出头，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阿萍，几点了？”

“人家都喊了，赶紧的。”我蹬上裤子，把阿妈纳的鞋垫塞进胶鞋里，脚一伸进去，硬邦邦的针脚硌着脚底板，反倒让人精神。

食堂就是彩钢房旁边搭了个棚子，大铁锅熬的白粥，配一碟子咸菜疙瘩。我端着碗蹲在墙根吃，粥熬得稀，可管够。

“吃快些，头一天别磨蹭。”李领队叼着烟走过来，拿脚踢了踢地上的砍刀架子，“一人领一把，自己磨，磨不利索砍不动别怨人。”

阿朵拿胳膊肘碰我。“你磨过刀没？”

“磨过，我家有把砍柴刀，我阿爸教我磨的。”

“那敢情好，一会儿你帮我瞅瞅。”

砍刀发到手，我掂了掂，分量不轻。蹲在磨刀石边上，我撩了点水，刀刃贴着石头来回推，沙沙的响。旁边几个姐妹磨得歪歪扭扭，有的把刀刃磨卷了边。

“你这个不行，角度太陡了。”我伸手把阿朵的刀拿过来，给她比划，“平着推，一面磨十来下再翻过来，别使蛮劲。”

阿朵学得快，磨了两遍就上手了。她举着刀往太阳底下一照。“阿萍你看，能照见人影了。”

“能砍就行，要那么亮干啥。”

下了地，日头刚爬到甘蔗梢头。一人两垄，从地头砍到地尾，砍倒的甘蔗码成堆，根部的泥土得削干净。

我弯下腰砍了头几刀，还觉得行，甘蔗杆子脆，刀下去咔嚓一声就断。可砍了不到一垄，腰就开始发酸。那腰不是自己的腰，像有人拿绳子从后背兜着往下拽。

“阿萍，你砍太快了，后头跟不上。”后头的阿朵喊了一嗓子。

我直起身回头看，自己确实冲出去老远。可这一直腰，反倒更难受了，酸劲从尾椎骨往上窜。“你甭管我，按你自个儿节奏来。”

旁边广西本地的老表工头姓黄，四十来岁，黑得跟炭似的，蹲在地头抽烟。“你们这些老挝妹，头一天都这样，逞能，下午就得趴窝。”

“哪个逞能了？”阿朵不服气，“你看着，我下午照样砍。”

黄工头嘿嘿笑。“行啊，下午还能这么利索，我请你喝绿豆汤。”

中午那顿饭吃得狼吞虎咽。食堂给做了红烧肉炖土豆，肥肉片子白花花的，我打了一大勺。阿朵坐我对面，一边扒饭一边揉腰。

“阿萍，你腰疼不？”

“疼。”

“我手也疼。”阿朵把手摊开给我看，虎口那儿磨出个水泡，亮晶晶的。

“别挑破，拿布裹一下，明天磨成茧子就不疼了。”我嘴上说得硬，其实自个儿虎口也火辣辣的，只是没吭声。阿妈说过，出门在外，头三天最难熬，熬过去就顺了。

下午日头毒得能把人烤化。甘蔗地里不透风，叶子拉在胳膊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汗一浸，又痒又疼。

“阿朵，你歇会儿，喝口水。”我拎着水壶走过去。

阿朵蹲在地垄上直喘气。“我不，再歇就更不想动了。”

“那你慢点砍，别学我上午那么冲。”

“你不也还在冲？”

“我是我，你是你。”我把水壶塞她手里，“喝，少废话。”

下午四点多，我砍到地中间那截的时候，刀下去弹了一下，震得虎口发麻。我蹲下来扒开甘蔗叶子一看，地上鼓着个土包，拿刀尖刨了两下，刨出来半截砖头。

“黄工头！这地里咋还有砖头？”我举着那半块砖头冲地头喊。

黄工头颠颠跑过来，瞅了一眼。“哦，前头是寨子老地基，没清干净。你绕过去，从旁边砍。”

“那这两垄算我的不？我多砍了半垄呢。”

黄工头上下打量我一眼。“你这妹仔倒是账算得清。行，绕过去的不算你的，从旁边接着砍。”

阿朵在后面扑哧笑出声。“阿萍，你可真行，半垄地也争。”

“半垄地也是力气，凭啥白费？”

就这么着，头一天下来，我砍了二十三捆，阿朵砍了十八捆。晚上收工回宿舍，我拿热水烫脚，鞋一脱，脚底板上的皮都泡软了，鞋垫上印着阿妈纳的针脚纹路，清清楚楚。

阿朵趴在上铺往下探脑袋。“阿萍，你那个鞋垫哪来的？看着挺厚实。”

“阿妈纳的。两双，轮换着垫。”

“真好看，针脚密得很。”阿朵顿了一下，“我妈眼睛不好，纳不了这么齐整的。”

我把鞋垫翻过来晾在床沿上，没接话。屋里其他姐妹有的在数脚上的泡，有的拿针挑，哎哟哎哟叫成一片。

第二天早上，阿朵起不来了，赖在床上直哼哼。

“阿萍，我腿不是我的了，膝盖打不了弯。”

“那也得起，第二天不去，第三天更不想去。”我把她被子掀了，“起来，我扶你走两步就好了。”

阿朵咬着牙爬起来，扶着墙挪到门口，走了十来步，腿果然松快了些。“还真是，走开就好了。”

“废话，我阿妈说的，筋骨得活动。”

又砍了三四天，手上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硬邦邦的茧子。腰也适应了，弯下去能直起来，直起来还能再弯下去。阿朵手也利索了，一天能砍到二十捆。

歇晌的时候，黄工头拎着个塑料桶过来。“绿豆汤，我说话算话。”

阿朵头一个冲过去舀了一碗。“黄工头，你这汤熬得够火候。”

“那当然，我婆娘熬的。”黄工头蹲下来跟我们唠嗑，“你们老挝那边都种啥？”

“种旱稻，种玉米，坡地上撒种子，靠天吃饭。”我拿袖子抹了把嘴。

“收成咋样？”

“好年景够吃半年，差年景三四个月就断粮。”

黄工头啧了一声。“那你们这儿来砍甘蔗，比在家强。”

“强多了。在家刨一年坡地，也攒不下几个钱。”我实话实说。

“好好干，两个月下来，回去能办不少事。”黄工头拿树枝在地上划拉，“你们这拨人干得快，兴许能提前两天完工。”

这话传开，大伙儿都来劲了。当天下午，几个姐妹商量着加把劲，把边角那几块碎地也包了。

“阿萍，你说咱们真能提前干完？”阿朵边砍边问。

“黄工头说的，应该差不离。”

“那提前完工，工钱咋算？”

“按天算呗，还能少你的？”

阿朵嘿嘿笑。“我就是想，早干完早拿钱，早回家。”

“想家啦？”

“想我妈做的酸笋炖鱼了。”阿朵咽了口唾沫，“你呢？”

我手底下没停，咔嚓又是一刀。“我想我阿弟的学费。还差得远呢。”

正说着，李领队从地头走过来，手里挥着个本子。“大伙儿歇一下，过来核对工时，挨个签字按手印。”

姐妹们呼啦一下围上去。我挤到前头，李领队翻到我这页。“阿萍，头六天，一百四十三捆，按捆计，一捆八毛，工钱一百一十四块四。对不？”

我蹲地上拿树枝算了算，143乘0.8，一百一十四块四，没错。“对。”

“签字，按手印。”

我拿笔写下自个儿名字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累的，是高兴。一百一十四块四，这才六天。搁家里，六天能挣出四十斤大米就算不错了。

阿朵在旁边扒着李领队的本子看。“我多少我多少？”

“你一百二十一捆，九十六块八。”

阿朵掰手指头算了算，咧嘴笑了。“够给我妈买双胶鞋了。”

那天晚上回了宿舍，大伙儿都没急着睡，围在灯底下算自个儿的账。

“我一百零三块！”

“我八十七。”

“我九十二。”

“阿萍最多，一百一十四。”

阿朵拍了下我肩膀。“听见没，你是头一份。”

“头一份啥，干得多了多拿，干得少了少拿，有啥好比的。”我把本子合上，“赶紧睡，明儿还得早起。”

嘴上这么说，躺下来心里还是扑腾。一百多块，两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折成基普将近两百万。两百万，够把家里赊的米还上，够阿颂交学费，还能剩些给阿妈买条新筒裙。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鞋垫，硬邦邦的针脚还在。阿妈这会儿应该也睡了，她要是知道我六天挣了一百多块，不知道咋高兴呢。

第二天早上砍到地头，隔壁地块来了几个广西本地的大姐，也是砍甘蔗的。中间歇气的时候，一个胖大姐走过来搭话。

“你们从老挝来的？”

“嗯，丰沙里省的。”我递了根烟过去，是昨天黄工头给的。

胖大姐接了烟夹耳朵上。“丰沙里？我听说那边山多。”

“山连山，出门就爬坡。”

“那你们那边种不种甘蔗？”

“种得少，我们家那边种旱稻多。”

胖大姐拿手比划。“你们砍甘蔗这速度可以啊，我看比我们那边几个新来的还快些。”

“练出来了，头三天不行，现在顺手了。”

“那你回去也教教你们村的人，都来砍甘蔗，比在家闲着强。”

我笑了笑没接话。胖大姐又说：“你们挣了钱回去，是不是得给家里盖房子？”

“盖房子还不敢想，先把嘴顾上再说。”

胖大姐叹了口气。“也是，哪儿的穷人都一样，先顾嘴，再顾穿，最后才想房子。”

歇完气接着砍，阿朵凑过来小声说：“阿萍，那个胖大姐说咱们砍得快。”

“听见了。”

“你说咱们要是再快些，能不能多包几垄？”

“你不怕累？”

“累怕啥，挣钱呢。”

我拿刀背磕了磕她鞋帮子。“行，那咱下午加把劲。”

那天下午收工，我砍了二十九捆，阿朵二十六。回去的路上阿朵一瘸一拐的，嘴上却哼着歌。

“你哼啥呢？”

“我们村的调子，我瞎编的，唱挣钱回家。”

“唱来听听。”

阿朵清了清嗓子，真唱起来了：“砍甘蔗呀砍甘蔗，一天砍得腰弯弯，腰弯弯呀不怕苦，挣了钱呀回家转……”

前头走的几个姐妹也跟着哼起来，调子七拐八拐的，最后变成大伙儿一块儿瞎唱。黄工头骑着摩托从地头过，扭头看我们一眼。“这帮老挝妹，还挺乐呵。”

乐呵咋了，挣着钱了，能不乐呵吗。

那天晚上李领队又拿着本子来对工时，我签完字按完手印，多问了一句：“李领队，咱们这工期，真能提前完？”

“照你们这个干法，差不离能提前三天。”

“提前完工，工钱照算？”

“照算，按捆计，砍完多少结多少。”

我点点头，心里有了底。回屋躺下，盘算着再砍个四十来天，手里就能攥着六百多块回家。阿妈见了，准得吓一跳。

阿朵在上铺翻了个身。“阿萍，你还没睡？”

“快了。”

“你说咱回去的时候，穿啥衣裳见家里人？”

“穿啥都行，干干净净的就中。”

“我想买件新褂子，红的。”

“那就买。”

阿朵安静了一会儿，又冒出一句：“阿萍，你说咱这趟出来，值不值？”

我把手枕在脑后，看着彩钢瓦顶上的锈点子。“值。咋不值。力气使了还会长，钱挣了可不会跑。”

阿朵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传来细细的呼噜声。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在甘蔗地里，叶子上反着银白色的光。明天还得早起，还得弯腰，还得一刀一刀砍下去。可心里踏实，比在家等雨等收成的时候踏实多了。

第三章：吃苦耐劳，烈日劳作熬过两月辛苦工期

砍到第十天头上，天变了。

早上出工的时候还出着日头，砍了不到半个钟头，乌云从西边山头上翻过来，压得低低的。阿朵抬头看了一眼。“阿萍，那云看着不对劲。”

“要下雨，赶紧砍，下雨就歇了。”我手底下加快了。

话没落音，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了，砸在甘蔗叶子上噼里啪啦，跟撒豆子似的。地里转眼就起了泥浆，脚踩下去拔出来费老劲。

黄工头在地头扯着嗓子喊：“收工收工！雨停了再干！”

姐妹们拎着砍刀往地头跑，跑到彩钢房棚子底下，一个个淋得跟落汤鸡一样。阿朵头发往下淌水，她拧了一把，嘴上还笑。“头一回觉得下雨天这么美。”

“美啥，今儿才砍了八捆，工钱泡汤了。”旁边的阿月苦着脸。

“泡汤就泡汤，老天爷要下雨，你能咋整。”我拿毛巾擦头发，“正好歇歇腰。”

雨下了大半天，到下午三点多才停。黄工头过来看了看地，摆摆手。“今儿下不了地了，地太烂，明天再说。你们把刀磨磨，歇着吧。”

大伙儿围坐在棚子底下磨刀，有人翻出针线补衣裳，有人拿扑克牌出来打。我不会打牌，靠着柱子打盹，迷迷糊糊听见黄工头跟李领队在旁边说话。

“老李，你看这雨，后面几天咋样？”

“天气预报说还有两场，中间隔两三天。”

“那工期就有点紧。”

“紧就紧呗，这帮姐妹手快，能补回来。”

我睁开眼。“黄工头，要真赶不上工期咋办？”

黄工头扭头看我。“咋，怕拿不着钱？”

“那倒不是，就是问问。”

“放心，砍多少算多少，砍不完的老板另外找人，不扣你们的。”黄工头蹲下来，“不过你们要是能多干点，提前完事，老板那边有奖金。”

“奖金多少？”

“一人五十块，算奖励。”

我拿胳膊肘捅了捅阿朵。“听见没，五十块。”

阿朵牌一扔。“不打了不打了，阿萍你净说钱，说得我坐不住。”

雨停的第二天，地还软着，一脚踩下去陷到脚脖子。黄工头说再晾一天，大伙儿就在棚子底下磨刀聊天。胖大姐从隔壁地块过来串门，拎了一兜子煮花生。

“尝尝，昨儿刚刨的。”胖大姐往地上一搁，“你们这雨耽误不少活吧？”

“耽误了两天。”我剥着花生，“大姐你那边砍多少了？”

“我们那人少，慢。”胖大姐磕着花生壳，“我瞅你们这拨人干得猛，天天加码，不累啊？”

阿朵接话。“累是累，想着回去能办事，就不觉得了。”

“办啥事？”

“我弟弟学费。”我说。

胖大姐拍了下大腿。“那你俩跟我闺女一个心思。我闺女在广东厂里打工，头两年挣的钱全给她弟交学费了。现在她弟毕业了，反过来养她。你们这当姐姐的，都是舍己为人的命。”

“啥舍己为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把花生壳往灶膛里一扔，“我弟念出书来，以后日子好过了，我跟着沾光。”

胖大姐走了之后，阿朵凑过来。“阿萍，你弟念书能念出来不？”

“他脑子好使，小学年年考第一。”

“那以后要是考上大学呢？”

“考上就供，我砍甘蔗供。”

阿朵不说话了，过了半天冒出一句：“我弟脑子不好使，小学三年级念了三遍。”

我忍不住笑。“念三遍还不好使？”

“就是不好使嘛，老师说他屁股上有钉子，坐不住。”阿朵也笑了，“不过他能干活，家里坡地全靠他侍弄。”

“那不就行了，各有各的路。”

雨过天晴，地干了两天，又接着砍。这回大伙儿都憋着劲，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中午吃饭歇半个钟头就干。

阿朵的手劲上来了，砍刀抡得呼呼响。有一回她一刀下去，甘蔗弹起来，刀背磕在自个儿膝盖上，疼得她蹲地上哎哟了半天。

“我看看。”我过去撸起她裤腿，膝盖青了一块。“能走不？”

“能走，就是疼。”

“那你慢点砍，别使那么大劲。”

“不使劲砍不动啊。”

“谁说的，你听这声。”我砍了一刀给她做示范，“刀锋吃上劲就断了，用不着死力气。你那是蛮干。”

阿朵照我说的试了几刀，果然省劲。“还真是，你咋不早说？”

“我哪知道你不会用巧劲。”

到了第二十天，李领队又来对工时。这回他脸上带着笑。“大伙儿停一下，说个事。照现在的进度，咱们完工能提前四天，老板说每人再加三十块奖金。”

地里一片欢呼。阿朵跳起来抱着我脖子晃。“阿萍你听见没，加三十！”

“听见了听见了，你撒手，脖子勒断了。”

晚上回了宿舍，大伙儿盘腿坐床上算总账。阿月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一笔一笔念。

“我现在攒了三百四，阿萍你呢？”

“三百八。”

“我看看我的……”阿朵掰手指头掰了半天，“三百二。”

“你咋少那么多？”阿月伸头去看。

“头几天我砍得慢嘛。”

“没事，还有一个月呢，追得回来。”我拿枕头拍了拍她，“明儿起你别跟我后头了，你上我前头去，我追你。”

“凭啥你追我？”

“我追你，你就得使劲跑，跑着跑着速度就上来了。”

阿朵半信半疑。第二天试了，果然管用。她前头砍，我后头追，她怕被我追上，手底下不知不觉就快了。一上午下来，她砍了十四捆，我十三。

“你看，我赢了吧。”阿朵得意得很。

“赢了赢了，下午我可不让你了。”

可下午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脚脖子上突然痒起来，越挠越痒，到傍晚脱了鞋一看，脚脖子红了一圈，密密麻麻的小疹子。

“咋了？”阿朵凑过来看，“哎哟，这啥呀？”

“不知道，痒得钻心。”

旁边胖大姐正好路过，瞅了一眼。“甘蔗毛子过敏，头一回下地的人好多都得。别挠，越挠越厉害。去卫生所拿点药膏抹抹。”

黄工头骑摩托带我去镇上卫生所，大夫给开了管药膏，三块五。回来抹了两天，消下去了。

可阿朵又出毛病了。她后腰上起了个疖子，硬邦邦一块，碰一下就疼得龇牙。我说你别下地了，歇两天。

“歇两天少挣多少钱呢。”

“少挣就少挣，你别把自个儿弄坏了。”

阿朵不听，照样下地。砍两刀龇一下牙，砍两刀龇一下牙。我看不下去，抢了她的刀。“你坐着，我帮你砍那两垄。”

“那工钱算谁的？”

“算你的，我白干。”

“不行，那我不是占你便宜。”

“你哪那么多废话，坐那歇着，明天好了再还我。”

阿朵不情不愿地蹲地头歇着，嘴上嘟囔。“阿萍你傻不傻。”

“傻就傻。”

那天我砍了四十捆，累得晚上端碗的手直哆嗦。阿朵给我打洗脚水，还把她那份红烧肉拨了一半到我碗里。

“干啥，你伤还没好。”

“补补，今儿你替我干了一天的活。”

我把肉又拨回去。“你自个儿吃，我够。”

“阿萍——”

“行了行了，一人一半。”我把肉平分了，阿朵才肯动筷子。

第二十五天的时候，来了个新情况。隔壁地块的老板过来找黄工头，说他那边工期赶不上了，想借几个人去帮工，一天给二十块现钱，当天结。

黄工头回来问：“谁愿意去？就干三天。”

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吭声。

“我去。”我站起来。

阿朵拽我袖子。“你疯了，这边还不够累的？”

“那边多给二十块，三天就六十。”

“那你这边工钱不拿了？”

“这边按捆计，我少砍几捆就是了，晚上回来我加把劲。”

黄工头点点头。“行，阿萍你去，晚上回来你那边活计我给你记着。”

去隔壁地块干了三天，那老板是个急性子，催得紧，一天下来腰都快折了。可每天收工，人家真给现钱，二十块一张票子递过来，攥在手心里还热乎。

第三天后晌，隔壁老板又来找我。“阿萍，你这手速可以，再留两天？我给你加到二十五。”

“不干了，我得回去，那边还有活。”

“三十？”

“真不干了，说好三天就三天。”

老板咂咂嘴。“你们老挝妹，还挺讲信用。”

我揣着六十块回了地块，阿朵远远迎过来。“你可算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想我还是想我帮你砍甘蔗？”

“都想。”阿朵嘻嘻笑。

剩下二十来天，大伙儿都铆足了劲。黄工头每天蹲地头记数，李领队隔两天对一回工时。谁要是慢了，旁边人就喊一嗓子。

“阿月，你前头那垄别落下了。”

“知道知道，我喝口水就追。”

“阿朵，你今天手咋样？”

“好利索了，你看我这速度。”

到了第三十五天，我们这块地全砍完了。比原定工期提前了五天。最后一天收工的时候，黄工头站在地头，拿本子念了一遍总数。

“大伙儿听着，咱们这块地总共砍了六千四百多捆，按捆计，每个人工钱数我报一下——”

姐妹们围成一圈，伸着脖子听。

“阿萍，七百八十四块。”

阿朵尖叫一声。

“阿朵，七百二十块。”

“阿月，六百九十三。”

“阿香，六百五十八。”

一个一个念完，最少的也有五百多。加上老板给的奖金和那三天的现钱，我手里能拿八百四十块。

八百四十块。

我拿手算了三遍，还是八百四十块。搁家里，这钱够买三头小猪崽，或者够阿颂念两年书，或者够把家里那面漏雨的墙拆了重砌。

阿朵在旁边已经开始哭了，鼻涕眼泪一块儿流。“阿萍，我也有七百多。”

“嗯，看见了。”

“我给你弟买铅笔，买带橡皮头的。”

“你先把你妈的胶鞋买了再说。”

李领队走过来，拍了拍手。“安静一下啊，明天上午结钱，现金，一分不少。结完钱下午有车送你们到崇左，从那儿转车回磨憨。今晚把行李收拾好，别落下东西。”

那天晚上谁也没睡好。阿朵翻来覆去，上铺的床板吱嘎吱嘎响了一夜。

“阿朵，你烙饼呢？”

“我睡不着，阿萍。”

“想啥呢？”

“想我妈看见钱是啥表情。”

我在黑暗里笑了笑。“你妈肯定先骂你一顿，说你瘦了黑了。”

“然后呢？”

“然后把鸡蛋全煮给你吃。”

阿朵在上头嘿嘿笑。“那你妈呢？”

“我阿妈不会骂，她就看着我，看看看看半天，然后说一句我瘦了。”

“你咋知道？”

“我猜的。”

第二天上午，李领队搬了个小桌子坐棚子底下，黄工头在旁边帮忙点钱。一沓一沓的十块五块，还有一块两块的零票。

“阿萍，八百四，你数数。”

我接过那沓钱，厚厚一摞，有旧有新。我蘸着唾沫数了两遍，八百四，没错。然后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针线包，当着李领队的面，把钱缝进裤腰里头的暗兜。

“缝严实点。”李领队提醒。

“知道。”我一针一针缝，针脚密密的，跟阿妈纳鞋垫一个手法。

阿朵也缝，可她手抖，针戳了手指头三回。“阿萍你帮我缝，我不敢。”

“你自个儿缝，自己的钱自己缝，踏实。”

阿朵咬着牙缝完了，拍了拍裤腰。“鼓鼓囊囊的，真得劲。”

下午车来了，黄工头站在地头送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明年还来不？”

“来！”阿朵头一个喊。

“那说好了，明年我还带队。”黄工头挥挥手，“路上小心，钱缝好了啊。”

大巴车开出去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甘蔗地。新种的甘蔗苗已经冒出来了，绿油油的，风一吹还是哗啦啦响。跟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阿朵靠在我肩膀上。“阿萍，你说咱明年真来？”

“来，咋不来。”

“那你明年还跟我一个铺？”

“行，一个铺。”

车上了国道，路两边全是甘蔗地，一块连着一块。太阳快落山了，金灿灿的光铺在地上，照得甘蔗叶子发亮。

我把手伸到裤腰上按了按，钱在里头，硬邦邦的。阿妈纳的鞋垫在脚底下，针脚密密的。

回家。

第四章：薪资到手，结清工资收获丰厚酬劳

大巴车在崇左客运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李领队站起来拍座椅靠背。“都醒醒，到崇左了。今晚住一晚小旅馆，明天一早换车去磨憨。钱缝好了别拆，到家用多少拆多少。”

阿朵揉着眼睛从座位上爬起来，手先往裤腰上摸了一把。“还在还在，吓死我了，做梦梦见钱丢了。”

“做梦还能丢钱？”阿月在后头笑她。

“你不知道，我梦见我裤腰开了个口子，钱一张一张往外飞，我在后头追啊追，腿又跑不动，急得我——”

“行了行了，下车。”我拿蛇皮袋捅了捅她后背，“你那个梦就是白天缝钱的时候太紧张了。”

小旅馆在客运站后头巷子里，三人一间，床单发黄，可热水管够。我进去头一件事是冲了个澡，甘蔗毛子和汗混着搓下来，水都是泥汤色。出来换上干净衣裳，把脏衣服卷巴卷巴塞进袋子里。

阿朵趴在床上数手指头。“阿萍，你说咱们明天路过镇上，要不要给家里买点啥？”

“买，咋不买。我答应了阿颂买铅笔和书包。”

“那我也买，我给阿妈买胶鞋，给阿弟买件褂子。”

阿月从旁边插嘴。“我想给家里买袋米，扛回去。”

“一袋米几十斤，你扛得动？”

“扛不动就抱，抱不动就拖，反正得弄回去。”

第二天一早，班车出了崇左，走了一个多钟头停在一个大镇子上，司机喊歇二十分钟吃早饭。我和阿朵阿月仨人窜进路边杂货铺，跟抢东西似的。

“老板，铅笔咋卖？”

“一块钱五根，带橡皮的一块五。”

“那来十根带橡皮的。”我数了钱递过去，又指了指货架上的书包，“那个蓝的多少钱？”

“十八。”

“能少不？”

“这是最便宜的了，帆布的，结实。”

我拿下来翻来覆去看了看，拉链顺滑，肩带宽，里头有两层，够阿颂用到初中毕业了。掏钱的时候手没抖，十八就十八。

阿朵挑了一双黑色胶鞋，又拿手按了按鞋底。“这个硬不硬？我妈脚上有老茧，太硬了硌得慌。”

“你捏的这款是牛筋底，软。”老板在旁边搭话。

阿朵又拿另一双比了比，最后买了牛筋底的，十二块。她弟的褂子她挑了件灰蓝色的，八块。

阿月真买了袋米，二十斤的，扛肩上走了两步，腰都歪了。

“你放地上拖不行？”我拽住她。

“拖着磨破了咋整。”

“那你找个棍子咱俩抬。”

最后我和阿朵帮她把米抬上车，阿月一路扶着那袋米，生怕颠破了。车上几个姐妹也都大包小包，有的买糖，有的买布，有的买了个塑料壳的暖水瓶。

“你买暖水瓶干啥？”阿朵问阿香。

“我家那个铁皮的漏了，烧了水搁不住。”阿香抱着暖水瓶，“这个红的，好看不？”

“好看，红彤彤的，跟嫁妆似的。”

阿香拿脚踹阿朵。“再乱说我锤你。”

车到磨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李领队领着大伙儿排队过关，他走前头跟窗口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务工证明和工资结算单一张一张递过去。

“这些是老挝来的务工人员，工期结束了回原籍。”李领队拿手指头点着单子，“这是每个人干活的地点和时长，工钱已经结清，麻烦核对一下。”

窗口里头是个年轻姑娘，一份一份翻着看，看到我的那张抬头问了一句：“砍甘蔗两个月？”

“嗯，六十四天，中间歇了几天。”我照实说。

“挣了多少？”

“八百四。”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嘴角动了动，低头盖了章。“行了，过去吧。”

出了中国这边的关口，走几步就是老挝的入境处。轮到我的时候，这边的工作人员翻着护照问：“带了多少现金？”

我拍了拍裤腰。“就工钱，八百多人民币。”

“折成基普两千多万，超过规定数额了，得申报。”他递给我一张表。

我拿着表不会填，李领队过来帮我一项一项写，写完签上名字，摁了手印。工作人员看了看，又往我裤腰瞅了一眼。“缝着呢？”

“缝着呢。”

“行，过去吧。回去路上小心。”

过了关，踏上老挝这边的地界，脚底下的路一下子从水泥变成了柏油加石子。阿朵深呼一口气。“闻见没，咱们老挝的味儿。”

我使劲嗅了嗅，还真闻见了，路边有人烧荒，混着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跟广西那边湿漉漉的水汽确实不一样。

“你现在从这儿走回村里还得几个钟头？”李领队问我。

“搭车到镇上，再走一个多钟头。”

“那赶紧走，趁天亮。”

我和阿朵阿月不顺路，到镇上就得分开。她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给我个熊抱。“阿萍，明年你还来不？”

“来。你留个地址，到时候我给你写信。”

“我字写得跟鸡扒的一样。”

“那你捎话给坎大姐，让她转告我。”

阿朵点点头，扛着东西往另一条岔路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喊：“阿萍，你给你弟买了书包没？”

“买了，蓝的！”

“我买了灰的！”

“听见了！”我冲她摆摆手，自己也转身往纳堆村的方向走。

从镇上到村里，山路弯弯绕绕，上坡下坡。肩上扛着蛇皮袋，里头装着给阿妈买的筒裙料子、阿颂的书包和铅笔，还有两斤水果糖。裤腰里的钱硬邦邦地顶着，每走一步就蹭一下腰，跟揣了块石头似的。

天擦黑的时候，终于看见了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榕树。

树下头坐着个人，瘦瘦小小的，手扶着树干。我一看那个影子，嗓子眼就紧了。

“阿妈。”

她站起来，手搭在眼睛上头看了半天。“阿萍？”

“是我，我回来了。”

我快步走过去，走到跟前，阿妈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把。“瘦了，脸也黑了。”

“那边日头大。”

“苦不苦？”

“不苦。”

“骗人。”阿妈嘴上这么说，手底下把我的蛇皮袋接过去拎着，“走，回家，水烧好了，先洗把脸。”

进了院子，阿颂从屋里窜出来，光着脚丫子，瘦胳膊瘦腿。“姐！姐你回来了！”

“回来了。”我把书包从袋子里掏出来，“给你的，看看中不中意。”

阿颂接过去抱在怀里，眼睛都直了。“蓝的，真的是蓝的，还有拉链！”他拉开又拉上，拉上又拉开，来来回回好几遍。

“铅笔也有，十根，都带橡皮头。”我又掏出来给他。

阿颂拿了铅笔，一把抱在胸口，忽然眼圈红了。“姐，你手咋这么糙？”

“砍甘蔗砍的，过阵子就好了。”我把手缩回来，“进屋去，姐给你拿糖。”

进了堂屋，阿妈已经烧好了热水，拿木盆端过来，又翻出条干净毛巾搁盆边上。“先洗，洗完吃饭，锅里温着糯米饭。”

我蹲在门口洗脸，热水敷上去，脸上甘蔗叶划的口子一道一道地蛰着疼。阿妈在旁边瞅着我。“瘦了得有个七八斤。”

“在那边吃得可好了，天天有肉。”

“吹牛。”

“真的，红烧肉炖土豆，我吃了两个月。”

阿妈没再问，进屋去摆碗筷。我擦完脸把蛇皮袋拎进屋，从里头掏出那块筒裙料子，藏青底子起小碎花的。“阿妈，给你扯的，做条新裙子。”

阿妈接过去摸了摸料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多少钱？”

“你别管多少钱，穿着好看就行。”

“肯定不便宜。”

“贵啥贵，那边料子便宜得很。”

阿妈把料子叠好搁在柜子里，出来端菜的时候，路过我身边忽然伸手在我后脑勺上摸了一把。“回来了就好。”

晚饭是糯米饭配酸笋汤，阿妈还炒了两个鸡蛋。阿颂坐我对面，一边扒饭一边问东问西。

“姐，广西那边有啥？跟咱们这一样不？”

“甘蔗多，满山遍野都是，望不到头。”

“有那么老些？”

“比咱们整个村的坡地加起来还多。”

阿颂咂了咂嘴。“那你砍了两个月，砍了多少根？”

“咋也得有几万根吧。”

“哇——”阿颂拿筷子比划，“几万根排起来多长？”

“够从咱村排到镇上再绕回来。”

阿颂信以为真，瞪大眼睛转头看阿妈。“阿妈你听见没，我姐砍了几万根！”

阿妈抿着嘴笑。“听见了，你姐最能干。”

吃完饭，阿颂趴在小桌上削铅笔，舍不得用新的，先拿旧的用。我坐在门槛上，阿妈在旁边择明天吃的野菜。

“阿妈，钱我缝在裤腰里了，一会儿拆给你。”

“急啥，先搁你那儿。”

“你拿着踏实。”

阿妈停下手里的活，拿手背蹭了一下眼角。“你走了这两个月，坎大姐来问了好几回，问你啥时候回来。”

“她问这干啥？”

“说是村东头老坎家想给他儿子说媳妇，托坎大姐探探口风。”

我愣了一下。“哪个老坎家？”

“就是坎大姐的堂弟，家里有六亩水田那个。”

“不见。”

“我还没答应呢，就说等你回来再说。”阿妈把择好的野菜码整齐，“你自己的事自个儿做主，妈不替你拿主意。”

我没接话，低头拿树枝在地上画圈。阿妈过了一会儿又说：“坎大姐还说，你要是愿意，回来可以帮着跑跑她们那个务工队的事，每回带人出去，队里给点提成。”

“这倒行，跑腿的事我干得来。”

“你愿意就行，回头我跟她说。”

正说着，院门外头有人喊了一声：“阿萍回来了？我瞅着灯亮着呢！”

是隔壁的陶婶。她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两个青芒果。“听见你回来了，给你送俩芒果尝尝。”

“陶婶你坐。”我起身让凳子。

陶婶坐下来，眼珠子转了一圈，看见阿颂桌上的书包了。“哟，这书包新的？你姐买的？”

“嗯！蓝的！”阿颂举起来给她看。

“好看好看。”陶婶嘴上夸着，话锋一转，“阿萍啊，你这回去中国挣了不少吧？”

“够花就行。”

“那是多少？”

“没多少，千把块。”

陶婶眼睛一亮。“千把块？人民币？”

“嗯。”

“我的天，那折成基普好几千万了！”陶婶拍了下膝盖，“那够盖间新房了。”

“够还饥荒就不错了，盖房还早。”

陶婶又絮叨了几句，说谁家的儿子今年收成好，说谁家的闺女嫁到了琅勃拉邦，末了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忽然回头。“阿萍，你那边还招人不？我娘家侄女也想去。”

“招，明年还去。让你侄女找坎大姐报名。”

“行行行，我明儿就跟她说。”陶婶风风火火走了，芒果都忘了拿，我追出去塞给她。

陶婶刚走，又来了个陶大哥，说是借个簸箕，可坐下就不走了，东扯西扯了半天，最后也问了一句：“阿萍，你们那个务工队，男的要不？”

“男的好像不要，砍甘蔗人家要女的。”

“为啥？”

“不知道，可能嫌男的毛躁。”

陶大哥嘿嘿笑。“那你帮我问问，不要男的我就叫我婆娘去。”

一晚上陆陆续续来了四五拨人，都是左邻右舍，有送东西的，有借东西的，有来串门唠嗑的。每个人走之前都绕不开那个问题，挣了多少钱、那边缺不缺人、明年啥时候走。

阿妈在旁边笑。“你看，你才回来一晚上，全村都知道你挣钱了。”

“我啥也没说啊。”

“你不说人家不会看？看你穿的新褂子，看你弟背的新书包，看你拎回来的蛇皮袋，还用你说？”

阿妈起身收拾碗筷。“赶紧洗洗睡，明儿早上肯定还有人上门，你留着精神应付。”

躺到床上，我把裤腰拆开，一沓钱掏出来搁在枕头底下。阿妈进屋来瞧了一眼，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沓钱，没拿出来。

“阿萍。”

“嗯？”

“这钱你自己收着，明天去镇上存信用社，别搁家里。你弟学费我另想办法。”

“别另想了，就这钱。”我翻了个身面朝墙，“阿颂的学费我出了。”

阿妈站了一会儿，轻轻把门带上出去了。

窗外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甘蔗地里哗啦啦的响声没了，换成山风吹竹丛的沙沙声。我听着听着，忽然有点想念广西那边甘蔗叶子响的动静。阿朵这会儿应该也到家了，不知道她妈有没有给她煮鸡蛋。

明天去镇上存钱之前，得先去趟坎大姐家，把陶婶侄女的事说一声。还要问问那个务工队提成的事到底咋算。

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的钱又摸了摸。八百四，一张没少。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第五章：满载返乡，崭新装束回乡惊艳全村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鸡叫吵醒的。家里那只芦花鸡蹲在窗台上，抻着脖子一声接一声，跟催命似的。

我翻了个身，手先往枕头底下一摸，钱还在，厚厚一沓。外头传来阿妈跟人说话的声音，听动静是陶婶又来了。

“阿萍还没起呢？”陶婶嗓门大，隔着一道墙都震耳朵。

“昨儿走了一天的路，让她多睡会儿。”阿妈压着声。

我不好再赖床，蹬上裤子套了件旧褂子出去。陶婶正坐在堂屋里，手里端了碗阿妈泡的茶，看见我出来，眼珠子先在我身上转了一圈。

“阿萍，你这件衣裳是那边买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个儿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不是，家里带的。”

“那你昨儿穿回来那件呢？”

“脏了，还没洗。”

陶婶明显有点失望。“我听人说你昨儿回来穿得可鲜亮了，想着今儿来看看。”

阿妈在旁边接了话。“鲜亮啥，就是件干净褂子，出门穿得体面些。”

陶婶坐了一会儿走了。我吃早饭的时候问阿妈：“昨儿我穿回来那件很打眼？”

“枣红底子起白花的，咱们村里谁穿过那个。”阿妈把糯米饭捏成团递给我，“你走这两年，村里人穿衣裳都灰扑扑的，冷不丁来个鲜亮的，人家当然要瞧。”

我想了想，把那件枣红褂子翻出来，拿皂角搓了搓，晾在院子里竹竿上。阿颂蹲在旁边看。“姐，这衣裳真好看，你穿上跟换个人似的。”

“咋说话的，你姐原来不好看？”

“原来也好看，穿上更好看。”

阿妈拿扫帚在他屁股上轻轻扫了一下。“嘴倒是会哄人。”

吃了饭，我揣着钱去镇上。先到信用社把七百块存了，留了一百四十块在手头零花。柜台的小姑娘问存定期还是活期，我说定期，半年。她给了我张存单，我叠好塞进贴身口袋里。

从信用社出来，拐进街口那家裁缝铺。铺子是个湖南人开的，姓周，在我们这边待了十来年，老挝话说得比我还溜。

“阿萍啊，好久不见。”周裁缝叼着烟，拿皮尺在脖子上挂着，“做衣裳？”

“不做，买现成的。有没有女式衬衫，素净点的。”

周裁缝从货架底下翻出几件来，有白的、有淡蓝的、还有一件水红带小圆点的。我挑了那件淡蓝的，料子滑溜溜的，往身上一比，周裁缝点点头。“这件合适你，你黑，穿蓝色显白。”

“多少钱？”

“三十五。”

“二十。”

“二十五，最低了。”

“二十三，不卖我走了。”

“拿走拿走，你这老挝妹砍价跟砍甘蔗一样利索。”

我付了钱，把衬衫叠好装袋子里。又去杂货铺买了二两茶叶、一包味精、两盒火柴，还捎了瓶鱼露。路过肉摊，割了半斤猪肉，肥的多瘦的少，拎在手里油汪汪的。

回了村已经晌午了。阿妈看见我拎着肉回来。“不过年不过节的，割肉干啥？”

“吃了两个月食堂，今儿自己家做一顿。”

“你那钱留着办正事。”

“这就是正事，给家里改善改善。”

阿妈嘴上念叨，手底下已经把肉接过去洗了，切了两片姜搁锅里煸着。中午那顿饭，炒了个肉片配酸笋，煮了锅野菜汤，阿颂吃了三碗饭。

“姐，你下回啥时候还去砍甘蔗？”

“明年。”

“那这半年咱家是不是天天有肉吃？”

阿妈拿筷子敲他手背。“你想得美，肉吃多了该嫌菜没味了。”

吃完饭，我把新衬衫换上，对着阿妈那面豁了角的镜子照了照。领口翻得整整齐齐，颜色确实衬人。又把我带回来的那条藏青裤子穿上，脚上蹬了双从广西带回来的黑面白底胶鞋，整个人跟换了层皮似的。

阿妈站门口看了一会儿。“像样，比走之前像样多了。”

“那我以后天天这么穿？”

“穿呗，衣裳买了就是穿的，别搁柜子里供着。”

我穿着新衣裳出了门。走在村里那条土路上，脚底下的胶鞋踩着碎石子咯吱响。先去了坎大姐家，她正在堂屋里打电话，看见我进来，电话一撂就迎出来了。

“阿萍！我昨儿听说你回来了，正要去看你。”

“坎大姐，我正有事找你。”

“坐坐坐，喝口水。”她把我按在竹凳上，自己也坐下来，上上下下打量我，“你这一身，看着跟城里人似的。”

“广西买的，便宜。”

“便宜也好看。”坎大姐往前探了探身子，“挣着钱了？”

“挣着了，够用。”

“那陶婶说的，她娘家侄女也想跟着去，你那边能带不？”

“能带，明年开春还有一拨。你让她提前把护照办了，到时候一块儿走。”

坎大姐拍了下手。“好好好，我这就给她递话。”她顿了一下，压低了声，“你自个儿的事呢？老坎家那个——”

“不见。”

“为啥？人家条件在村里算好的了。”

“坎大姐，我这一年出去两趟，挣的钱够我弟念书，够家里开销。我要是嫁了人，还能这么往外跑？”

坎大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末了叹了口气。“你说的倒也在理。老坎家那头我帮你回掉。”

“谢了坎大姐。”

从坎大姐家出来，往村东头走了一截，迎面碰见阿飘。阿飘跟我同岁，小时候一块儿爬树掏鸟蛋的交情。她嫁到隔壁村三年了，今儿是回娘家串门。

“阿萍！啥时候回来的？”

“昨儿。”

“你这身新衣裳哪来的？”阿飘上手摸了一把料子，“滑溜溜的，跟咱们这儿的粗布不一样。”

“中国带回来的。”

“你在那边真挣着钱了？”

“挣了点。”

阿飘拽着我胳膊不撒手。“你跟我说说，那边咋样？我也想去，可我男人不让，说女人家跑那么远干啥。”

“你男人咋说的？”

“他说我走了家里没人做饭。”

“那你把他带上，你俩一块儿去。”

阿飘乐了。“他？他连镇上都懒得去，还出中国呢。”

正说着，又过来俩婶子，都是听见动静出来瞅的。一个问我在那边吃啥，一个问那边人说话听得懂不。我挨个答了，末了那俩婶子一人攥着我的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阿萍这手可比走之前结实了，茧子厚了一层。”

“干活的回来都这样，力气换的。”

“那倒是，看着就有劲。”

回到家门口，阿妈正蹲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回来，头也没抬。“一路上多少人拦你问话？”

“五六个吧。”

“明儿更多。你那一身衣裳穿出去走一圈，比你自己说一百句都管用。”

“那我明儿不穿了。”

“穿，干啥不穿。你在外头辛苦挣的，穿身上咋了。”

我蹲下来帮阿妈拌鸡食。木盆里是糠拌野菜叶子，搅和匀了往地上撒。芦花鸡领着一群母鸡扑棱棱围过来，抢得咕咕叫。

“阿妈，明儿我去趟县里。”

“干啥去？”

“给阿颂交学费。顺便看看有没有啥零工能打。”

“你才回来歇两天。”

“歇多了心里不踏实。”

阿妈没再拦，往我这边推了推装糠的簸箕。“那你顺道给你弟买双鞋，他那双底子快磨穿了。”

第二天我去了趟县里。到学校给阿颂交了学费和杂费，一共三百二。教务处那个戴眼镜的老师收了钱，开了张收据递给我。“你是他姐姐？”

“嗯。”

“他成绩不错，上学期期末考了年级第三。就是有点偏科，数学拔尖，语文差些。”

“能补上来不？”

“多看书，写写日记啥的，慢慢就好了。”

从学校出来，我拐进街边书店，挑了本作文选和一本字典，两样加起来二十八块。咬咬牙买了。

回了村天已经擦黑。阿颂放学回来，看见桌上的字典和作文选，手都没洗就翻开了。“姐！这字典比我们老师那本还厚！”

“厚你也不许拿它垫桌脚。”

“我舍不得，我拿布包起来。”

阿妈从灶间探出头。“别光顾着看书，去帮你姐把院里柴火码了。”

阿颂抱着字典往屋里跑。“我先把书放好就来！”

那天晚上吃饭，阿妈炒了个鸡蛋，又煮了锅南瓜汤。阿颂拿新字典查生字，查一个念一个。阿妈拿筷子指了指他。“字典是你姐拿砍甘蔗的钱换的，你念不出个名堂来，对不起你姐那双手。”

“我知道。”阿颂把字典合上，看着我说，“姐，等我考上高中，我暑假也去砍甘蔗。”

“你一个男娃，人家不要。”

“那我去搬砖。”

阿妈扑哧笑出来。“你搬砖，砖搬你还差不多。”

我也笑了，给他碗里夹了块鸡蛋。“你好好念书就是搬砖了。念出书来，比搬啥都强。”

阿颂闷头扒了两口饭，忽然抬头。“姐，你那新衣裳真好看。”

“咋，你也想要？”

“我不要，我就说好看。”他咽下饭，补了一句，“咱们村就没人穿过那样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淡蓝衬衫，袖口挽了两道，领子平平整整。早上出门在镜子里照的时候，自己都多看了两眼。走的时候瘦了一圈，回来养了几天，脸上有了点肉，衣裳撑得起来了。

阿妈在旁边说：“你这一身出去转了两天，村里那些碎嘴的该说的都说了。”

“说啥？”

“说你挣着大钱了，说你在那边吃香喝辣，还有的说你明年要带一村人出去。”

“最后那个还算靠谱。”

“咋，你真要带人？”

“明年开春那拨，李领队说可以带十五个，我帮着张罗，队里给提成。”

阿妈把碗筷收走。“那你这半年就别闲着了，把想去的挨个登记上，护照啥的帮着跑跑。”

“我正打算这么干。”

晚上躺下来，我把存单摸出来看了看。七百块定期的，外加手里还剩的几十块，阿颂这学期的费用算是齐了。下半年再出去一趟，攒的钱够把家里那面漏雨的墙修一修。

翻了个身，外头院子里有脚步声。阿妈还在灶间忙活，大概在给我纳新鞋垫。自打回来，她每天晚上都纳几针。

我把新衬衫叠好搁在枕头边上，明天还穿。坎大姐那边说好了，后天陶婶侄女来家里坐坐，问问出去务工的事。得穿得体面些，人家看了心里有底。

隔壁的鸡又叫了。我闭上眼，手搁在枕头上，摸着那件滑溜溜的衬衫袖子。

明天接着走。

第六章：邻里围观，众人纷纷聚拢心生好奇

回来第四天，我们家院子就没断过人。

早上刚开门，隔壁陶婶就端着一碗酸笋过来。“阿萍，尝尝，昨儿新腌的。”放下碗不走，坐下唠了半天，从她娘家侄女的身高体重问到人家闺女的脾气秉性。

“我那侄女手脚麻利，就是话少，见生人脸红。”

“话少好，砍甘蔗又不是靠嘴砍。”

“那你给记上，明年一定带上她。”

陶婶前脚走，后脚来了阿飘她妈，拎着一兜子青木瓜。“阿萍啊，阿飘昨儿回去跟你飘姐夫闹了一宿，非要去中国打工，你飘姐夫不同意。”

“那咋整？”

“我来问问你，你走那阵子，家里事咋安排的？”

“我弟念书住镇上，阿妈一个人在家，喂鸡种菜顾得上。我按月往家捎钱就中了。”

阿飘她妈拍了下大腿。“那我回去跟阿飘说，让她照你这个法子办。”

到了晌午，又来了三拨人。有问砍甘蔗累不累的，有问那边吃住咋样的，有问工钱结得痛不痛快的。阿妈烧了壶茶搁在堂屋，来人了就倒一碗，走的时候再续上。一壶茶喝到下午，茶叶都泡没色了。

“阿妈，这天天来人也太多了。”

“这才刚开始，你等着，过两天赶集的时候，消息传到别的寨子，来的人更多。”

果然，第二天是赶集日。我们纳堆村离镇上有段路，村里人平时赶集都凑一块儿去。我本来不想去，阿妈非让我去。“你弟的鞋得买，顺便看看镇上有啥零工可做。”

我换了那件淡蓝衬衫，背了个布袋出门。走到村口碰见阿飘，她也背着个篓子。“阿萍，一块儿走。”

路上阿飘跟我说，她男人昨晚上松口了。“我跟他说了，去半年，挣的钱够买头牛。他算了算账，不吭气了。”

“那就是默许了。”

“默许啥，他就是算明白了，我出去半年顶他在家刨两年地。”

“那你去不去？”

“去！咋不去。你把名给我记上。”

到了镇上集市，人比平时多了好几倍。我正蹲在鞋摊前给阿颂挑鞋，旁边挤过来一个大姐，蹲下来跟我搭话。

“你是纳堆村的阿萍吧？”

“嗯，你哪位？”

“我娘家是班康村的，我表妹是坎大姐的邻居。听说你从中国回来了？”

我手里拿着鞋，抬头看了她一眼。那大姐四十来岁，黑瘦黑瘦的，眼睛亮得很。

“回来几天了。”

“那边砍甘蔗真能挣钱？”

“看干活快慢，多砍多得。”

“我一天能砍一吨柴，砍甘蔗不在话下。”那大姐拍了拍自己胳膊，“你下回走的时候捎上我。”

“你先把护照办了，找坎大姐登记。”

“护照咋办？去哪儿办？”

“县里公安局，带上身份证和照片，两周就能下来。”

那大姐高高兴兴走了，连我手里那双鞋多少钱都没听见。卖鞋的老板是个本地人，拿胳膊肘捅了捅我。“妹仔，你成红人了，赶个集都有人找你报名。”

“挣钱的买卖，谁不想凑一份。”

买了鞋和两斤盐巴，又给阿妈扯了块包头巾。往家走的时候，阿飘忽然拽了我一把。“阿萍你看后头。”

我回头一瞅，好家伙，七八个婶子大娘跟在我们后头走，边走边嘀咕，看见我回头也不避，反倒加快脚步凑上来。

“阿萍，你跟婶子说说，那边水土服不服？”

“服，跟咱这边差不多。”

“那吃食呢？听说中国人吃面食多？”

“广西也吃米，米粉多，食堂管饱。”

“听说那边老板凶得很，骂人不骂？”

“我们那个黄工头不凶，还请喝绿豆汤。”

问来问去，我索性站在路边不走了，让阿飘把篓子放下来垫着坐，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怎么报名、怎么办护照、怎么从磨憨过关，一直讲到砍甘蔗的窍门、一个月能挣多少、回来的时候怎么把钱缝裤腰里。

围的人越来越多，路口都快堵上了。旁边杂货铺老板端了碗水出来给我。“妹仔你喝口水润润嗓子，你这讲得比说书的还热闹。”

我接过碗喝了两口，底下有人喊：“阿萍，你给说说，那个砍刀咋磨才利索？”

“回头我挨家挨户教去，这会儿讲了你记不住。”

“那你先教我一招。”

“行，你回去拿块磨刀石，刀刃斜着贴上去，角度别太陡，一面推十来下，翻过来再推十来下，记住别死使劲，用巧劲。”

那人点点头记下了，旁边又有人挤上来问别的。

从镇上回村，本来一个钟头的路我走了两个半钟头。每走一截就有人拦下来问几句，认识的、不认识的，本村的、外村的，连路边放牛的老头都凑过来问了一句：“那边招不招放牛的？”

“不招，只招砍甘蔗的。”

“那我让我闺女去。”

到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阿妈站在院门口，远远看见我就招手。“咋才回来？”

“路上被人截住了。”

“截住干啥？”

“问东问西，啥都问。”我把鞋和盐巴掏出来搁桌上，“我嗓子都讲哑了。”

阿妈端了碗水给我。“你喝，喝完吃饭。后头几天你干脆别出门了，在家歇歇。”

“歇不住，坎大姐那边还有好几个人要登记。”

正说着，坎大姐自己来了，手里拿着个皱巴巴的本子。“阿萍，我记了有十来个名了，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我接过来翻了翻，有本村的，有隔壁村的，还有两个是镇上的。年龄从十八到四十二都有，最大的那个四十二了，我有点犯嘀咕。

“坎大姐，这个四十二的婶子，人家招工有年龄限制，一般到四十。”

“她身体好得很，上坡砍柴比年轻媳妇还快。”

“身体好归身体好，人家那边规矩摆着，过了四十不要。明年让她闺女去吧。”

坎大姐拿笔划掉一个，又指着另一个名字。“这个，阿月她表妹，十九岁，你看行不？”

“行，年轻手脚快，练两天就能上手。”

坎大姐把本子合上，忽然往堂屋里扫了一圈。“你阿妈呢？”

“灶上忙呢。”

“那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坎大姐把我拽到院门口那棵木瓜树底下，压低了声，“你听说了没？老坎家那头，你回掉之后，又托人打听了一回。”

“打听啥？”

“打听你到底挣了多少钱。”坎大姐拿手扇了扇风，“村里传你挣了两千多，老坎家觉得你是个能挣钱的，更想娶了。说彩礼可以加。”

“加多少？”

“听他口气，比原先多一倍。”

“那也不见。”

坎大姐咂了咂嘴。“我就知道你这个态度。行，我再帮你回。不过阿萍，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明年再跑一趟回来，攒的钱够修房子，到时候说亲的更多，你总不能一直不见。”

“到时候再说。”

坎大姐走了之后，阿妈从灶间出来。“坎大姐跟你说老坎家的事？”

“你听见了？”

“猜也猜着了。”阿妈坐到门槛上，“你真不打算见？”

“阿妈，我要是嫁过去了，还能往外跑？”

“嫁了人确实不方便跑。”

“那我弟念书的钱谁挣？”

阿妈没说话，拿手在膝盖上摩挲了半天。“你弟念书的钱，妈也能挣。”

“你挣啥，喂鸡卖蛋一年攒不了几个钱。我出去砍两个月顶你攒两年。”

“那你也不能为了你弟把自己耽误了。”

“啥叫耽误？”我蹲到阿妈旁边，“我出去两趟，钱挣了，见识也长了，回来还能帮着张罗务工队的事，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嫁人的事急啥，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阿妈拿手戳了下我脑门。“你嘴能，我说不过你。”

“那就不说了，吃饭。”

可饭吃了一半，院门外头又有人喊。阿妈搁下碗出去看，回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个我没见过的中年男人，穿得板板正正的，手里拎了瓶酒和一包点心。

“阿萍，这是你表舅公家的老二，从勐赛过来的。”

我站起来叫了声表舅。那人坐下来，客套了几句，话头一转就开始问广西那边的事。

“听说你们砍甘蔗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分人，干得快多挣，干得慢少挣。”

“那你挣了多少？”

“够用。”

“具体数呢？”

阿妈在旁边接了话。“他表舅，孩子刚回来没几天，钱的事还没细算。你大老远来，先喝口水。”

那人讪讪笑了笑，又绕了个弯子问：“那你明年还去？”

“去。”

“能不能把你表妹也带上？”

“行，你让她去坎大姐那儿报个名。”

这人坐了半个钟头，问明白了咋报名、要带啥材料，高高兴兴走了。走的时候那瓶酒和点心阿妈让他拎回去，他死活不干，搁下就跑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把点心拆开，拿了一块给阿颂。

阿妈叹了口气。“你看，来一个问一个，问的都是差不多的话。”

“问啥？”

“你自己心里没数？”

我嚼着点心想了想。这几天来的人，有的带东西，有的空手来，有的坐下就唠半天，有的寒暄两句就直奔主题。可不管怎么绕，最后落脚的地方都差不多——那边到底咋样，能不能带上我。

“阿妈，你说他们咋都问一样的话？”

阿妈把点心包好搁进柜子里。“你身上穿着新衣裳，脚上蹬着新鞋，手里攥着存单，你弟背着新书包。人家又不瞎。”

“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阿妈把柜门关上，“咱们村多少年没人出去挣过钱了，你头一个。人家看你挣着了，心里能不动？”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淡蓝衬衫。回来这几天天天穿着，洗了晾干又穿上。阿妈说得对，我往村里走一圈，比说一百句话都管用。

“那照你说，他们最想问的是啥？”

阿妈拿抹布擦了擦桌子，头也没抬。“你自己琢磨。”

我坐在门槛上想了半天。陶婶问侄女，阿飘问男人同不同意，表舅问表妹，胖大姐问明年还去不去。所有人绕来绕去，其实想问的就是一句话。

可那句话到底是啥，我一时也说不上来。

第七章：众口一问，全村追问同一个核心问题

又过了两天，来家里的人不光没少，反倒更多了。

阿妈干脆把堂屋收拾出来，摆了两条长凳，灶上常年坐着一壶热水。来人了就请进来坐，倒碗水，有啥问啥。阿颂放学回来写作业都找不着清静地方，抱着本子躲到里屋床上趴着写。

“姐，咱家成集市了。”阿颂从门帘后头探出脑袋。

“写你的作业，别打岔。”

“我写不下去，外头说话声太大了。”

我拿他没法子，跟阿妈商量了一下，把院门口那棵木瓜树底下拾掇出来，摆了几块石头当凳子，来人在外头坐，不耽误阿颂念书。

这天上午来了个我没想到的人。老坎家的二儿子，叫坎蓬，二十出头，瘦高个，穿了件洗得板正的白衬衫，头发拿水抿得服服帖帖的，手里拎着两条罗非鱼。

“阿萍，我妈让我送来的，昨儿河里捞的。”

“替我谢你妈。”我接过来递给阿妈，没让他进屋。

坎蓬站在院门口不走，搓了半天手。“阿萍，我听说你明年还去？”

“去。”

“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那边要不要男的？”

“砍甘蔗人家不要男的，嫌毛躁。”

“我干啥都行，搬甘蔗、装车、看仓库，不挑。”

我看了他一眼。坎蓬这人我知道，小学跟我同班，念到五年级就不念了，在家帮爹妈种田。人不坏，就是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老坎家想给他娶媳妇这事，闹得全村都知道，他自个儿倒跟没事人似的。

“坎蓬，你爹妈知道你来问这事不？”

“不知道。”

“那你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说。”

“商量啥，我自个儿的事自个儿做主。”

我忍不住笑。“你娶媳妇的事咋不见你自个儿做主？”

坎蓬脸涨得通红，拿脚尖蹭地上的土。“那个……那个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都是自个儿的事。”

坎蓬吭哧了半天。“那你要是不帮我问，我找坎大姐去。”

“你找吧，坎大姐那边也在登记，男的要不要得看人家那边咋说，我做不了主。”

坎蓬走了之后，阿妈从灶间探出头。“老坎家老二？”

“嗯。”

“来问务工的事？”

“嗯。”

“这孩子倒老实。”

“老实归老实，砍甘蔗人家真不要男的。”

下午坎大姐来了，把本子往我面前一拍。“你猜咋着，老坎家老二跑我那报名去了，非要我把名写上去。”

“你写了？”

“写了，我跟他说男的够呛，他说先写上，不要再说。”坎大姐拿手扇了扇风，“这孩子轴得很。”

我把本子翻了一遍，上头密密麻麻记了二十多个名字。本村的、外村的、镇上的，连勐赛那边都有两个托亲戚捎话来的。

“人太多了，明年开春那拨李领队就说带十五个。”

“那你就挑呗，挑手脚麻利的。”

“咋挑？我又不能挨个试人家。”

坎大姐拿手指头戳了戳本子。“你傻啊，你看这个，阿飘，我知道她，干活一把好手。这个陶婶侄女，陶婶说利索肯定差不了。这个坎蓬，虽然男的不一定要，但写上也不吃亏。”

正说着，院门外头又有人喊上了。这回是个我没见过的年轻女人，抱着个娃，后头跟了个老太太。

“这是阿萍家不？”

我迎出去。“我是，你哪位？”

“我是班康村的，叫阿玲。这是我婆婆。”那年轻女人把孩子往上颠了颠，“我听说你们那边招砍甘蔗的，我想去。”

她婆婆在后头接了话。“她走了娃谁带？”

“娃我带，我就是不放心她一个人跑那么远。”

我把她们让进院里坐。阿玲把娃搁腿上，跟我细说。她男人前年去泰国打工，说好一年回来，到现在没见人影，也没捎钱。家里就靠她一个人撑着，婆婆年纪大了，娃才一岁多。

“我想出去挣点钱，把家里房子修修。现在住的那个偏房漏雨漏得厉害。”

“那你去砍甘蔗，娃咋整？”

“婆婆带，我每个月往回捎钱。”

她婆婆在旁边撇了撇嘴，但没吭声。

坎大姐凑过来问了几句，回头跟我嘀咕。“这个情况有点麻烦，家里有小的，万一去了三天两头想娃，干不长久。”

我点点头，问阿玲：“你能下狠心不？两个月，中间不回家，娃搁家里。”

阿玲咬了咬嘴唇。“能。”

她婆婆急了。“你走了娃晚上哭咋整？”

“哭几天就不哭了，小孩忘性大。”阿玲拍了拍怀里的娃，娃正抓着她衣领子不撒手。

我看了这情形，把坎大姐叫到一边。“这个先记着，回头我问问李领队，要是人家那边不介意，就带上。”

坎大姐拿笔在本子上打了个勾。“行，我给她备注一下。”

到了傍晚，院门口又聚了一拨人，这回是几个男的，都是四五十岁的，蹲在木瓜树底下抽烟。

“阿萍，你出来一下。”打头的是隔壁村的，姓宋，大家都叫他宋老大。

我出去一看这阵势，心里有点打鼓。“啥事？”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想问你能不能跟你那个领队说说，咱们这些老哥子也想去。砍甘蔗干不过你们女的，我们干点粗活重活，装车、扛包、修路啥的都行。”

“宋叔，这个我做不了主，人家那边要啥人得看老板定。”

“那你帮我们问问嘛，问一嘴又不费啥事。”

“行，我写信问问李领队，有消息告诉你。”

宋老大他们走了之后，阿妈出来收凳子。“今天第几拨了？”

“记不清了。”

“你看，我早说了，你穿那身衣裳走一圈，比说啥都管用。”

“那我把衣裳脱了换旧的？”

“你敢。”阿妈瞪了我一眼，“衣裳是脸面，穿得体面人家才信你真挣着钱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阿颂忽然冒了一句：“姐，我们班同学都知道了。”

“知道啥？”

“知道我姐去中国砍甘蔗挣着钱了。今天放学路上，好几个同学问我，你姐那边还招人不。”

“你咋说的？”

“我说招，但要先报名。”

阿妈把筷子一放。“你看，连小孩都知道了。”

“知道了就知道呗，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妈拿筷子点了点桌面，“我是说，这么多人问，你得拿个章程出来。谁去谁不去，啥时候走，要办啥手续，你得列个单子。”

“我列了。”

“列了就贴出去，搁坎大姐家门口，谁想看谁看。”

我想了想，这倒是个法子。“行，明儿我就写。”

第二天我借了阿颂的作业本，撕了两页白纸，拿圆珠笔一笔一划写了份通知。上面列了报名条件、需要带的材料、截止日期，最后一行写了“报名找坎大姐登记”。

写完了贴在坎大姐家玻璃柜上头。没半个钟头，围了十来个看热闹的。

“阿萍这字写得不错。”

“那是，念过书的。”

“你看看人家，出去一趟回来啥都会了。”

坎大姐站在门口乐呵呵的。“别光看，要报名的进来跟我讲。”

一上午又登记了七八个。

中午我在坎大姐家吃饭，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阿萍，我今儿上午瞅着来报名这些人，有个事儿挺有意思。”

“啥事？”

“他们问的话不一样，可意思都一样。”

“啥意思？”

坎大姐放下筷子想了想。“陶婶侄女来问，说阿萍姐那边累不累。阿飘妈来问，说阿萍去那阵子想不想家。阿玲来问，说阿萍你挣的钱够不够修房子。宋老大来问，说阿萍你能不能帮着问问男的要不要。”

“这不挺正常的？”

“你听我说完。”坎大姐拿手敲了敲桌子，“他们问归问，走的时候都加一句差不多的话。陶婶侄女说，你明年走的时候叫上我。阿飘妈说，阿飘就托付给你了。阿玲说，姐你带带我。宋老大说，你帮老哥子们想着点。”

我嚼着饭没说话。

坎大姐往前探了探身子。“你听出来没？问啥的都有，可最后落脚的都是一个意思。”

“啥意思？”

“跟着你走，准没错。”坎大姐拿手指头在桌上画了个圈，“大伙儿信你。你出去挣着钱了，平平安安回来了，穿得整整齐齐的，手里还攥着存款。人家就认这个。”

我搁下筷子，心里忽然透亮了。

从回来到现在，来的人问的话五花八门。有的问苦不苦，有的问累不累，有的问吃啥住啥，有的问能挣多少。可不管开头问啥，绕到最后都是同一件事。

你下回走的时候，带上我。

或者说，带上我家人。带上我闺女。带上我婆娘。带上我兄弟。

大伙儿信我能带着他们挣钱，信我不会把他们往坑里带。我在前头走了一趟，走通了，后头的人就敢跟着走。

“想明白了？”坎大姐看我愣神。

“想明白了。”

“那你这会儿知道咋弄了？”

“知道。”我站起来，“坎大姐，你帮我把名单整理出来，按年龄和身体状况排一下。年轻手快的排前头，年纪大的排后头，有特殊情况的单独标出来。我写封信给李领队，把情况说清楚，看他那边能要多少人。”

“好嘞。”坎大姐也站起来，“我就等你这句话。”

从坎大姐家出来，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天蓝得干干净净，山风从竹林里穿过来，带着股青叶子味儿。路过老榕树的时候，我停下来站了一会儿。

阿妈那天送我走的时候站在这棵树下，现在换我站在这儿往回看。村里炊烟升起来了，鸡叫狗吠的动静混在一块儿，跟两个月前一模一样。不一样的是我脚上这双胶鞋，是新的，走起路来咯吱响。

回到家，阿妈在院子里收衣裳。看见我就问：“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写信吧。”

“今晚就写。”

阿妈把晾干的衣裳叠好递给我。“阿萍，妈跟你说，你带人出去，就得对人家负责。人家信你，你不能辜负人家。”

“我知道。”

“你要是带出去一个，回来的时候就得囫囵个儿带回来一个。少一根头发都不行。”

“妈你放心，我咋出去的，咋把人带回来。”

阿妈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把最后一件衣裳从竹竿上扯下来。“进屋吃饭，今晚炖了鱼，坎蓬送来的那两条。”

晚饭桌上，阿颂一边挑鱼刺一边问：“姐，你明年带多少人走？”

“看人家那边要多少，少说十来个，多的话二十个。”

“那么多？那你不成工头了？”

“啥工头，就是帮着跑跑腿。”

“那你也算咱村头一份了。”阿颂把鱼刺吐出来，“姐，等我念完初中，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念你的书，砍甘蔗的事你少掺和。”

“我暑假去，又不耽误念书。”

阿妈把鱼汤推到他面前。“先把你那偏科的毛病治好再说。”

阿颂埋头喝汤，不吭声了。

我端着碗，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阿妈，你说村里人问的问题都一样，那最早问的那个人是谁？”

阿妈想了想。“好像是陶婶。”

“陶婶问的啥？”

“她问的是，阿萍，你那边还缺人不。”

“那后来的人呢？”

“后来的人问法不一样，可意思都差不多。”阿妈拿筷子点了点桌面，“陶婶问缺不缺人，是替她侄女问的。阿飘妈问累不累，是想知道她闺女扛不扛得住。阿玲问挣多少，是盘算够不够修房子。宋老大问男的要不要，是给自己找出路。”

“那你觉得他们最想问的是啥？”

阿妈搁下筷子，看了我一眼。“他们最想问的是，阿萍，下回走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家那个人也带上，挣着钱平平安安回来。”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窗外月亮又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那棵木瓜树上，叶子影影绰绰地晃。明天还得写那封信，给李领队把情况说明白，把名单理清楚，把人挑好。往后这半个月有的忙了。

不过忙得踏实。

第八章：互通共赢，跨境务工见证真实民生红利

信是第二天一早写的。我蹲在堂屋那张瘸了一条腿的桌子前头，铺开阿颂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拿圆珠笔一笔一划写。

李领队你好，我是丰沙里纳堆村的阿萍，上个月跟你去广西砍甘蔗的。我回来了，家里都好。这边村里人看见我挣着钱了，都想跟着去。我这边登记了二十三个人，女的十八个，男的五个。女的都是十八到四十岁之间，手脚麻利能吃苦。男的是想干装卸扛包的粗活。你那边明年开春要多少人，有啥条件，麻烦回个信。我这边好挨个通知。另外坎大姐帮着张罗，提成的事你看着给，不给也行，就是跑腿费点功夫。地址是纳堆村坎大姐家小卖部，她家有个卫星电话，能接。

写完了念给阿妈听，阿妈听完点点头。“行，把名单附后头，一块儿寄。”

我把名单誊了一遍，按年龄和干活能力排了序。头一个写阿飘，第二个陶婶侄女，第三个阿玲，坎蓬排在最后头，备注里写了“男，愿干装卸，不要可剔除”。

信装进信封，阿妈翻出张邮票贴上。“寄到哪儿？”

“李领队说他在磨憨有个固定收信的地方，写磨憨口岸边贸货场李某某收就行。”

“那得几天能到？”

“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一个礼拜。”

信寄出去了，可等着回信这几天，村里人该来还是来。

阿飘头一个坐不住了，隔一天来一趟。“阿萍，你信寄了没？人家回信没？”

“才寄出去两天，哪有那么快。”

“我男人又反悔了，昨晚上说让我别去了。”

“咋又反悔了？”

“他听他哥说，出国务工有被骗的，万一去了回不来咋整。”

我拿手拍了拍额头。“你男人那个哥，去过中国没？”

“没去过。”

“没去过他说个啥。你让他来问我，我给他从头到尾讲一遍。”

第二天阿飘真把她男人拉来了。叫阿颂，跟我弟一个名，人倒是老实，就是耳根子软，旁人一撺掇就犯嘀咕。

“阿萍姐，我听人说那边有黑中介，把人骗过去就不管了。”

“你听谁说的？”

“我哥。”

“你哥在哪儿听的？”

“他朋友的朋友，说是有人被骗过。”

我搬了个凳子让他坐下。“你听我说，我们走的是正规口岸，护照签证一样不少，过关的时候人家要核对务工证明的。到了地方管吃管住，工钱按捆计，天天记账，走的时候现金结清，一分不欠。你要不信，我把我的结算单拿给你看。”

阿飘男人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结算单看了半天，上头写着工时总数、单价、扣款项目、实发金额，底下还有黄工头的签字和手印。

“这上头写的是啥？”

“我砍了一千零五十捆，一捆八毛，加上奖金和零工，总共八百四。”

他把单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还给阿飘。“那看着倒是正规。”

“正规不正规，你让阿飘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明年开春就走，半年后囫囵个儿回来。挣了钱你们家买牛，亏了算我的。”

阿飘男人想了半天，点了头。“那行，让阿飘去。”

阿飘在旁边长出一口气。

又过了两天，阿玲抱着娃来了。她婆婆没跟着，自己来的。

“阿萍姐，我婆婆昨晚上说，让我再想想。她说娃太小，怕我走了娃受罪。”

“那你自己咋想的？”

阿玲低头看着怀里的娃。“我想去。不出去挣钱，家里房子修不了，娃大了连个像样的地方住都没有。”

“你婆婆担心的也不是没道理，娃确实小。”

“我知道。所以我跟婆婆商量了，头一个月我把工钱全寄回去，让她看着钱放心，知道我在外头没乱花。等第二个月，她就习惯了。”

我看了看她怀里的娃，瘦瘦小小的，拿手指头正抠阿玲的衣领子。“你婆婆同意了？”

“她说再想想。我来找你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让她安心。”

“这样，你把你婆婆叫来，我跟她唠唠。”

当天下午阿玲把她婆婆领来了。老太太坐在院子里，板着脸，手里攥着条手绢，拧来拧去的。

“婶子，你担心啥，跟我说。”

“我担心啥？我担心她跑了不回来。”老太太嘴一撇，“她男人跑了两年没音信，她要是也跑了，我这把老骨头带着娃咋整。”

“婶子，你听我说。我们这拨人走的是正规口岸，来回都有记录。阿玲到了那边，每个月往家捎一回钱，你手里攥着钱，就知道她在那儿好好干活呢。”

“那万一她挣不着钱呢？”

“挣不着钱她也得回来，路费我们队里给出。”

老太太琢磨了半天。“你保证？”

“我保证。我跟她一块儿去一块儿回，少一根头发你找我。”

老太太拿手绢擦了擦眼角。“那行吧。不过丑话说前头，头一个月的钱得全寄回来。”

“成。”

阿玲在旁边松了口气。

坎蓬那边也有动静。他爹老坎亲自来了，这回没提说媳妇的事，进门就坐下问务工。

“阿萍，坎蓬回去跟我说了，他想跟你去中国。男的到底要不要？”

“我写了信问，还没回。”

“那你估摸着要不要？”

“估摸着要，装车扛包这些活儿总得有人干。但具体要几个、啥条件，得看人家老板咋说。”

老坎点了点头。“那你给留着名额。我家坎蓬别的不行，力气有的是，扛二百斤的麻袋不带喘的。”

“行，我记着。”

到了第六天，坎大姐那边来了信。她家卫星电话响了，是磨憨那边打来的，李领队回话了。

坎大姐一路小跑过来喊我。“阿萍！阿萍！李领队来电话了！”

我撂下手里的簸箕就往她家跑。到了小卖部，电话还没挂，坎大姐把话筒塞给我。

“喂，李领队？我是阿萍。”

“阿萍啊，信收到了。你那边情况我看了，二十三个人，女的十八个，男的五个，是吧？”

“对。”

“我跟你说，明年开春那拨，老板要二十个女的，男的只要三个。你那边挑一挑，女的条件好点的十八个全带上，剩下两个名额从男的里头选。男的就按你说的，干装卸扛包。”

“行。男的那五个里头，有一个是我隔壁村的坎蓬，二十出头，力气大。还有宋老大，四十七了，年纪偏大，你看行不行？”

“四十七太大了，装卸扛包的活他扛不住。你找两个年轻的。”

“好。”

“另外你那个提成的事，我跟老板说了，带一个人给五十块，回来的时候一块儿结。你看中不中？”

“中。”

“那名单你定好了给我回个信，我这边好安排车和宿舍。”

“好嘞。”

挂了电话，我跟坎大姐拍了下手。“成了，二十个女的，三个男的。”

坎大姐把名单本子摊开。“那咱们挑人。”

当天下午坎大姐家小卖部门口聚了三十来号人，跟开会似的。我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把李领队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女的十八个名额，按之前排的来。阿飘、陶婶侄女、阿玲，你们三个先定下来。剩下十五个我念名字，念到的回去准备护照和照片。”

一个一个念完，没念到的人有点急。

“阿萍，我呢？”

“你岁数超了，明年下半年还有一拨，到时候再说。”

“阿萍，我咋没摊上？”

“名额有限，下回优先你。”

男的只选三个，坎蓬头一个，隔壁村的坎双和坎松跟着。宋老大没选上，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我走过去跟他说：“宋叔，这回男的名额少，先紧着年轻力壮的。下半年还有一拨，到时候你头一个。”

宋老大摆摆手。“算了算了，我这一把年纪了不折腾了。你帮我问问，我闺女行不行？”

“你闺女多大了？”

“十九，身子骨结实得很。”

“行，下回优先你闺女。”

宋老大这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了。

剩下的事就琐碎了。挨个通知办护照，带她们去县里拍照片，教她们填表，帮她们准备路上用的东西。阿妈嫌我瞎忙，可嘴上念叨手底下没闲着，帮着纳了七八双鞋垫，说给那几个家里穷的姐妹路上垫着。

“阿妈你眼睛不好，少纳几双。”

“我乐意。人家头一回出门，脚底下不垫双舒服鞋，走不利索。”

到了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纳堆村口老榕树底下聚了二十来号人，背着蛇皮袋拎着布袋，叽叽喳喳跟一窝麻雀似的。

阿妈站在老地方送我。这回她没光站着，往我怀里塞了个布包。“里头是两双鞋垫和几包糯米团子，你路上吃。另外帮我照看好阿玲，她娃小，肯定想家。”

“知道了。”

阿颂背着书包从屋里跑出来。“姐，你走了我咋办？”

“你好好念书，姐回来给你买新字典。”

“那本字典还没用完呢。”

“用完了再买。”

阿颂挠了挠头。“那你早点回来。”

“六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

阿飘她男人也来送，扛着阿飘的蛇皮袋往车上塞，嘴里念叨：“到了那边别乱花钱，把钱存好。”

“知道了知道了，你啰嗦不啰嗦。”

坎蓬他爹老坎也来了，拍了拍坎蓬的后背。“听你阿萍姐的话，让干啥干啥，别跟人置气。”

坎蓬点了下头，跟在我后头上了车。

大巴车发动的时候，我从车窗往外看。阿妈还站在榕树底下，瘦瘦小小的影子，跟上次一模一样。不一样的是这回她旁边多了好几个人，都是来送行的家属，站了一排，朝车上挥手。

阿玲坐我旁边，怀里抱着她娃的小衣裳，说是婆婆让带的，想娃了就拿出来看看。她眼眶有点红，但没掉泪。

“阿萍姐，你说我婆婆能带好娃不？”

“能。你把钱寄回去，她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带娃更上心。”

阿玲点点头，把小衣裳叠好塞进包里。

车出了村，上了去磨憨的路。太阳从山后头升起来，照得路两边的旱稻地金灿灿的。阿飘坐后头，头一个起了头唱歌，调子还是那瞎编的，词改了。

“砍甘蔗呀砍甘蔗，带着姐妹去挣钱。挣了钱呀回家转，修了房子娶媳妇……”

全车人跟着唱，坎蓬也在里头，唱得跑调，可嗓门大，压都压不住。

我靠着车窗，手伸到裤腰上按了按，这回缝的是路费和生活费，不多，够用。阿妈纳的鞋垫在脚底下垫着，针脚密密的，跟走之前一样。

阿妈说得对，我咋出去的，咋把人带回来。一根头发都不少。

到了磨憨过关的时候，李领队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看见我们这拨人，他数了数人头。“二十一个，加上你，二十二个。行，都到齐了。”

“李领队，这半年麻烦你了。”

“麻烦啥，你们干得好我脸上也有光。”他翻了翻手里的名单，“阿萍，这回你带着人干，我不多操心了。还是按捆计，年底一块儿结。”

“行。”

过了关，上了中国那边的车，阿玲靠窗坐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头的公路和楼房。坎蓬也扒着窗户看，嘴张得老大。

“阿萍姐，那边那个高高的铁塔是啥？”

“信号塔，手机用的。”

“中国真有钱。”

“好好干，咱那边以后也会有。”

阿玲忽然回头问我：“阿萍姐，你说咱们这趟能挣多少？”

我想了想，把黄工头说过的数报给她。“手快的话，六七百没问题。”

“六七百。”阿玲掰手指头算，“够修房子了。”

“够。修完房子还能剩。”

阿玲笑了，低头把娃的小衣裳掏出来又看了看，叠好塞回去。这回手没抖。

车往广西方向开，路两边的甘蔗地又冒出来了，绿油油连成片。风从窗缝挤进来，带着股湿漉漉的泥巴味儿。我闻着这味儿，心里忽然踏实了。

阿妈的话在耳朵边上响：你带出去一个，就得囫囵个儿带回来一个。

我回头看了一眼车上这二十来号人，有的在打盹，有的在说笑，阿玲靠着窗户轻轻哼她娃的摇篮曲。

行，走着。

（全文完）

创作声明： 本文为原创跨境民生纪实爽文，人物、情节均为艺术虚构，贴合中越、中老边境跨境务工真实场景，所有务工行为均合规合法，不涉及非法务工、偷渡、违规劳务等情节，仅供故事品读与民生视角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