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顶着全家反对伺候瘫痪公公5年，拆迁款260万没我一分

我顶着全家反对伺候瘫痪公公5年，拆迁款260万没我一分，他第三次倒下求我回去时，我平静说：我在高铁上，车票已经买好了

他第三次倒下那天，是下午3点33分，我嫂子打来的电话。

我正坐在高铁上，G1836，靠窗，14F。

手机震了四回我才接。那头声音乱哄哄的，有护士在喊床号，有推车的轱辘声。嫂子开口第一句就是：“爸又不行了，你赶紧回来一趟。”

我说我在车上。

她说那你到哪一站了，能不能下。

我说我票已经买好了。

她愣了一下，问我买的是回去的票，还是往外走的票。

我说往外走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接着我听见她把手机捂住了，跟旁边人小声说了句什么。再开口时她语气就变了，说老五你这是要撂挑子啊，爸还没闭眼呢。

我没接这话，我说嫂子，我伺候了五年，够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小桌板上。窗外麦田一片一片往后甩，太阳照在玻璃上，晃得人眼睛发酸。过道里推着小车卖水的乘务员走过去，我听见她说“矿泉水五块，热茶八块”，声音清清楚楚的。

我忽然想起来，头一回把公公从医院接回家那天，也是个有太阳的下午。

那是二〇一九年冬天，腊月十九。县医院住院部二楼，内科，走廊尽头那间六人间。

公公在里头住了十一天，脑梗，左边身子不能动了。医生把我跟我丈夫叫到办公室，说老爷子这个情况，回家养着吧，年纪大了，恢复不到哪去了，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都不一定。

我丈夫站在那儿一句话不说。他这个人遇事就这样，往后缩。

我问医生，回家要注意啥。

医生说翻身，两小时一次，别让长褥疮。喂饭慢点，别呛着。大小便得有人管。他说完了看了我一眼，说你们家里得有个专人。

我说行。

就这一个“行”字，接下来五年就归我了。

公公八十七，婆婆早没了，走的时候是二〇一四年。五个孩子，我丈夫排行老五，上面两个哥两个姐。大哥在镇上开个五金店，二哥在县城跑货运，大姑姐嫁到隔壁县，二姑姐在镇上小学食堂帮厨。

分家的时候说得清楚，老人跟老五过。因为老宅那三间瓦房给了老五。

我嫁过来那年老宅就那三间房，后来我跟我丈夫在院子西边接了两间平房，自己住的。公公住东屋，我们住西屋。中间隔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公公种的，他说这树是他爹手上栽的。

接公公回家那天，我把我跟我丈夫那间房腾出来了，让他住。朝南，暖和。

我把旧床单换下来，铺了新买的棉褥子。他躺在床上，眼睛能转，嘴说不利索，右手还能动一动。我给他喂水，他拿右手拨了一下碗，水洒了半床。

我丈夫在门口站着看，我说你进来搭把手，他说他得去趟镇上买尿不湿。

他去了两个钟头。

后来我跟我二姑姐说起这事，二姑姐说：“他从小就那样，你别指望。”

我说我不指望他，我指望谁。

二姑姐笑了一下，没往下接。

那五年怎么过来的，我不想细说。

头一年最熬人。两小时翻一次身，夜里定闹钟，一点、三点、五点。我手机里存了二十多个闹钟，后来干脆不用闹钟了，到时候自己就醒。

翻身的时候得使巧劲，他一百三十多斤，我一个人翻，先把胳膊垫到腰底下，再拿膝盖顶住床沿，一二三，往侧边推。头一个月我腰就伤了，贴着膏药干活，贴到后来皮肤都过敏，红了一片一片的。

饭得单做。小米粥熬得烂烂的，菜切碎了拌在里头，鸡蛋羹蒸得嫩嫩的。有时候他闹脾气，嘴一撇，头一歪，不吃。我就端着碗坐床边等着，等他自己转回来。

有一回我等了四十多分钟，粥凉透了，我端回灶上热了热又端回去。

他看着我，忽然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你走吧。”

我说我走哪去。

他说：“你走吧，我不想拖累你。”

我说：“你少说话，吃饭。”

那碗粥他后来吃了，吃得很慢。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他一口一口往下咽。窗外石榴树影子挪到了床脚上，又挪走了。

头一年冬天最难。腊月里他感冒了一回，烧到三十九度，半夜我开始拿温毛巾给他擦身子。我丈夫说送医院吧，我说你背得动吗。他试了一下，没背起来。

我找了邻居老赵，开三轮车拉去的。夜里两点多，零下六七度，三轮车斗里铺了两床被子，我搂着公公坐在斗里。他那会儿还有意识，抓着我的袖子不松手，嘴里翻来覆去念叨“回家回家”。

到医院一查，肺炎，住了八天。

那八天我都在医院陪着。我丈夫白天来一趟，晚上回家睡。他说他白天得干活。我说行。

第五天的时候，大哥来了。

他拎了一箱牛奶，在病房里站了不到十分钟。问爸怎么样，我说好点了。他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店里忙走不开，先回了。

走的时候那箱牛奶他放到床头柜底下，没拆封。

大哥前脚走，公公后脚就把脸转朝墙了。我拿热毛巾给他擦脸，看见他眼角有水。

我假装没看见。

二哥来的时候是第二年开春。他来了就说：“弟妹，你这不行啊，你得让爸锻炼，老躺着肌肉萎缩了。”

我说医生说了，他左边没知觉，锻炼容易摔。

二哥说：“那也得练，你看人家电视上，坐轮椅也能出去晒太阳。”

我说那你推出去试试。

他真推了。下午两点多推出去的，三点半推回来的，进门就嚷嚷：“哎呀外头风大，爸直打哆嗦，这以后可不敢往外推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提过锻炼的事。他一年来四回，中秋、春节、公公生日、还有一次是他儿子考上大专那年，来报喜的。每回来坐半小时，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一会儿，说“有事先走了”。

我记得清，二哥从进门到出门，最长时间是五十二分钟。那回是公公过生日，八十九岁，他带了半只烧鸡。

大姑姐来得更少。她嫁得远，四十多公里，坐班车得倒两趟。她每回打电话都说“我惦记爸”，我说那你来呀。她说“我家里也一摊子事，你姑父腰不好”。

二姑姐在镇上，来得算勤的，一个月两三趟。来了就帮我洗洗涮涮，陪公公说话。她跟公公说：“爸，你享福了，摊上这么好的儿媳妇。”

公公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他说：“我对不住她。”

糊涂的时候就喊婆婆的名字，喊“秀兰秀兰”，一声一声的。

二姑姐听见就掉眼泪，说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爸还是想她。

那五年我回过一次娘家。

我娘家在隔壁省，四百多公里。我爹过七十大寿，我提前两个月跟我丈夫说，让他请两天假在家看着公公。

他说：“我哪会伺候人。”

我说：“你就照着我的法子来，翻身、喂饭，我写纸上贴墙上。”

他想了半天，说：“要不你别去了，我给你爸转两千块钱。”

那天晚上我在灶房里坐了很久。石榴树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沙沙响。

第二天我给我爹打电话，说家里走不开，让他别等我。

我爹在电话里说：“没事，你忙你的，爸这边有你哥呢。”

他越说没事我越难受。

那天我照常给公公翻身、喂饭、擦身子。晚上给他洗脚的时候，他拿右脚踢了一下盆沿，水溅了我一脸。

我没动，就那么蹲着。

他忽然说：“你哭了。”

我说没哭，水溅的。

他抬起右手，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他那只手也没什么力气，拍下来就跟放上去一样。

就那一下，我忍了半天的眼泪全下来了。

第三年的时候，大姑姐来了一趟，跟我丈夫在堂屋里说话，让我去院子里择菜。

我择菜归择菜，耳朵没聋。

大姑姐说：“老五，爸那个房本在哪呢。”

我丈夫说：“在柜子里锁着。”

大姑姐说：“你收好，别弄丢了。我跟你讲，咱爸这院子虽然破，位置好，临着街呢，将来要是有个啥说法，这院子值钱。”

我丈夫“嗯”了一声。

大姑姐又说：“弟妹那边你心里得有数，她伺候是应该的，可这房子是咱老李家的根。”

我手里那把韭菜还滴着水，我就那么攥着，站在石榴树底下，一直站到她们把话说完。

我进屋的时候大姑姐冲我笑，说：“弟妹辛苦了，你看你把这屋收拾得多干净。”

我也笑了笑，说：“应该的。”

这三个字我说了五年。

第四年夏天，公公又倒了一回。

那天上午我推着他到院子门口晒太阳，邻居老赵路过，说：“老李今天气色好啊。”公公还咧嘴笑了一下。中午我给他喂了半碗面条，他吃完睡着了。下午两点多我去叫他，叫不醒，嘴歪了，右边的手也耷拉下来了。

这回比头一次重，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医生跟我说，老爷子这身体就是熬日子了，让我有个准备。

我说知道了。

那二十天里，五个孩子都在医院露了面。大哥来了三回，二哥来了两回，大姑姐来了一回，二姑姐来了六回。我丈夫守了三个晚上，剩下的都是我。

有一回半夜公公醒了，看着天花板说：“我咋还不死呢。”

我说：“你死啥死，好好活着。”

他说：“活着遭罪，你也遭罪。”

我给他掖了掖被角，说：“你少想这些没用的。”

他没再说话，眼睛睁着，一直睁到天亮。

那是第四年夏天的事。

第五年开春，村里开会，说要拆迁。

消息传出来那天，我丈夫头一次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听说没，咱这片要拆了。”

我说听说了。

他说：“那咱这院子能赔不少吧。”

我说：“不知道，看政策。”

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这回行了。”

我心里也挺高兴。不为别的，我这五年熬下来，家里日子紧巴巴的，公公吃药住院都是从我手里出，我丈夫给人装水电，一年到头也就挣个三四万。要是真能赔点钱，也算没白熬。

那阵子大哥二哥来得勤了。大哥一个月来了四趟，二哥来了三趟。大姑姐打电话也多了，隔三差五问“爸最近咋样”。

以前他们问的是“爸还能撑多久”，那阵子问的是“爸精神好点没”。

我听出来了，没吭声。

拆迁的事谈了将近一年。到了年底才定下来。老宅院子连房带院，加上附属物，一共赔两百六十万。

两百六十万。

我听到这个数的时候，手里正端着给公公熬的梨水。我站在灶房门口，把碗放下，扶着门框缓了一会儿。

不是没想过这钱怎么花。我想过，先把丈夫欠的三万块钱账还了，再把我爹接到县医院看看他的腿，剩下的存着，我闺女还没出嫁呢。

我是真这么想的。

签字那天是腊月十一，我记得清。

上午十点，五个兄妹在村委会办公室坐着。我没进去，我在外面等着，推着公公的轮椅，他那天精神还不错，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隔着一层玻璃，我看见大哥在跟村干部说话，二哥在低头看一个文件夹，大姑姐在指着一张纸上的什么跟二姑姐讲。我丈夫坐在最靠边的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膝盖中间。

签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丈夫先出来的。我迎上去问：“签了？”

他说：“签了。”

我问：“咋分的？”

他没看我，说：“回头再说。”

大哥后出来的，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弟妹，这些年辛苦了。”

我说：“大哥，辛苦不辛苦的先不说，这钱咋说的。”

大哥看了看我丈夫，又看了看我，说：“弟妹，这个事是咱爹的房，按老规矩，房子是儿子闺女分，你呢……你是儿媳妇，这个……你也别多心，我们商量了，给你留了八万，算是个心意。”

八万。

我伺候了五年，两百六十万里头，给我八万。

我当时没说话。我看着大哥，又看看我丈夫。

我丈夫低着头，拿脚尖蹭地上一个烟头。

我说：“老五，你也是这个意思？”

他不吭声。

我又问了一遍。

他说：“嫂子大哥他们都商量好的，我……我也没法说啥。”

我说：“这五年是谁伺候的。”

他说：“我知道是你伺候的。”

我说：“你知道，那你咋不说句话。”

他说：“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爸的，按规矩……”

按规矩。

我当时听见“规矩”这俩字，真是笑了一下。我说：“行，按规矩。”

我把公公推回屋去了，轮椅过门槛的时候颠了一下，公公“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照常做饭，给公公喂饭，洗脚，翻身。

做完了我坐在西屋床上，我丈夫进来躺下，背对着我。

我说：“老五，我想回趟娘家。”

他说：“这都腊月了，你回去干啥。”

我说：“我爹腿不好，我想回去看看。”

他翻过身来，说：“年后再回吧，这阵子家里事多，拆迁款还没到账呢。”

我没再说什么。

那一夜我没睡。我想了一整夜，想这五年我干了些啥。

我想起来头一年冬天公公发烧那次，我搂着他在三轮车斗里，冷风从脖领子往里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可别死在半道上。

我想起来有一回他拉了一床，我收拾到夜里十一点多。我丈夫早睡了，打呼噜的声音隔着院子都听得见。我把脏床单泡在洗衣盆里，蹲在院里搓，手冻得通红，搓完了抬头看见天上月亮挺圆。

我想起来我娘住院那年，我都没回去。我哥打电话说妈想你了，我说我这边走不开，公公离不开人。我娘走的时候我没见上最后一面。

我想起来我给公公买药、买尿不湿、买流食，都是从我自己手里的钱出。我闺女上大专那年学费不够，我找我丈夫要，他说没有。我找我二姑姐借了三千。

这五年，谁给我算过工钱。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

这个决定我在心里揣了两个月，谁都没说。

正月十五，拆迁款到账了。那天晚上大哥请客，在镇上饭店摆了一桌。我没去，我说公公没人看着。我丈夫去了，回来的时候喝得脸红脖子粗，进门就跟我说：“钱分了，咱家八十万。”

我说：“啥叫咱家八十万。”

他说：“我跟大哥二哥一样，一人八十万，两个姐一人五十万，剩下二十万给爸留着看病养老，再给你八万。”

我说：“不对呀，两百六，八十乘三等于二百四，再加两个五十，那就是三百四了，超了。”

他摆摆手说：“你别算了，反正就是这么分的，大哥说了算。”

我没再问。

后来我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一百六十万，三个儿子一人拿四十万，两个闺女一人拿二十万，剩下六十万，大哥说先放他那儿，将来爸的事从里头出。那八万是单独给我的。

我说怎么又变了。

他说：“大哥说了，你一个儿媳妇，拿八万不少了，村里谁家儿媳妇能拿八万。”

我说：“那你呢，你拿四十万，你伺候过一天吗。”

他不说话了。

从那天起，我不跟他说一句话。

我还是照常伺候公公，喂饭、翻身、擦洗。只是我不怎么说话了。

公公好像感觉出什么来了。有一回我给他擦脸，他拿右手抓住我的手腕，说：“咋了。”

我说没事。

他说：“老五欺负你了？”

我说没有。

他盯了我半天，说：“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他知道了什么。

三月里有一天，我嫂子来家里，找我说话。她说的倒是实在话，说：“老五家的，你也别怪大家，这个事搁谁家都是这么办的，房子是老人的，儿媳妇是外姓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说：“嫂子，我问你一句话，这五年要是换你伺候，你干不干。”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你当初可以不伺候啊。”

我说：“我要是不伺候，这话就该反过来说了，说我不孝，说我不把老人当人。”

她站起来说：“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争，我就是来传个话，大哥说了，那八万你要是嫌少，可以再商量。”

我说：“嫂子，不是我嫌少，是我这五年在你们眼里就值八万。”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院子里石榴树底下。

树发芽了，一点点绿。

我给公公翻了个身，坐在床边看着他。他那会儿已经不太认人了，眼睛看着天花板，有时候笑有时候皱眉。

我摸了摸他的手。那只手又瘦了一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我给我闺女打了电话。我闺女在省城上班，去年毕的业。我说：“闺女，妈想去你那儿住一阵子。”

我闺女说：“妈你来呀，我租的房子有两间，你来了正好。”

我说：“你爷爷咋办。”

我闺女沉默了一下说：“妈，你伺候了五年了，够了。”

就这句话，我在电话这头没忍住。

三月底，我跟我丈夫说：“我想去闺女那儿住一阵。”

他正在院子里抽烟，听了这话把烟往地上一扔，说：“你走了爸咋办。”

我说：“你爸，你管。”

他说：“我哪会管。”

我说：“我教了你五年了，你看着也看会了。”

他急了，说：“你不能走，你走了这家就散了。”

我说：“这个家，我在这儿也是散的。”

他说：“你是不是为了那钱，你这是赌气。”

我说：“不是赌气，我就是想回趟娘家，想去看看我闺女，想睡一个整觉。”

他拦着不让走。

第二天，大哥二哥大姑姐二姑姐都来了。五个人把我围在堂屋里，跟开批斗会一样。大哥说：“弟妹，你这样做就不对了，爸还没死呢你就走，传出去让人笑话。”

大姑姐说：“就是，伺候老人是积德的事，你不能半道上撂挑子。”

二哥说：“你要是有啥想法你说，钱的事可以再议。”

我说：“我不要钱了，我一分都不要了，我就要走。”

他们都愣了。

大哥说：“你这话就伤人了，好像我们把你逼走的一样。”

我说：“大哥，这五年我夜里没睡过一个整觉，我娘走的时候我没回去，我爹过寿我没回去，我身上贴的膏药没断过，我没跟你们要过一分钱。现在钱下来了，你们按规矩分，我认。我就问一句，这五年，你们谁在爸床前守过一个整夜。”

没人说话。

大哥干咳了一声，说：“那不一样，你是儿媳妇，伺候老人是本分。”

我说：“行，是我不守本分。那我不守了，你们守吧。”

我回屋收拾东西。我丈夫跟进来说：“你走了，这婚就离。”

我说：“那就离。”

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站在门口愣住了。

我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就一个。五年里头我没添过几件衣裳，衣柜里一半都是公公的秋衣秋裤、尿垫、旧棉袄。

临走那天早上，我照常给公公翻了身，喂了饭。

我把米粥熬得烂烂的，菜切碎了拌在里头。他吃了大半碗。

吃完了我拿热毛巾给他擦了脸，擦了手，剪了指甲。他的指甲厚，剪子剪不动，得拿热水泡软了剪。我以前给他剪过一回，剪得不齐，他笑话我，说“你这手艺不如你妈”。他妈说的就是婆婆，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老把我和婆婆弄混。

剪完了我给他手上涂了点甘油。

我把闹钟给关了。

我拎着箱子走到东屋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躺在那儿，右边的手在床单上划拉了一下。

他说：“你走吧。”

我说：“我走了。”

他说：“走吧。”

我出了院门。

石榴树刚开花，一朵两朵，红得扎眼。

我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从县城转高铁。

事情到这还没完。

我到闺女那儿住了下来。头三天我什么也没干，就是睡觉，睡醒了吃，吃完了接着睡。第五天我下楼去菜市场逛了逛，买了一斤多排骨，回来炖了。

第十一天，二姑姐给我打电话，说我丈夫手忙脚乱，公公屁股上起了红疹子，问我要药膏的牌子。

我跟她说了。

第十四天，嫂子打电话，说公公不肯吃饭，喂什么都吐，问我以前喂什么。

我说小米粥，熬得烂烂的。

她问烂到什么程度。

我说：“你拿勺舀起来，往碗里倒，倒下去没声，就成了。”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说：“这么麻烦。”

第二十三天，大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软了不少，说：“弟妹，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你回来，一个月给你三千块钱，算工钱。”

我说：“大哥，我在闺女这儿找了个活，超市理货的，一个月三千二，晚上不用起夜。”

他说：“那不一样，那是自己家老人。”

我说：“是你们自己家老人。”

他把电话挂了。

到了第四十一天，公公第三次倒下了。

那天我在超市上着班，嫂子打来的。说爸又不行了，送医院了，医生说这回凶多吉少，你回来看看吧。

我说：“嫂子，我票买好了。”

她以为我说的是回去的票，说那你快点。

我说：“不是回去的票，是往外走的票。”

她没明白。

我说：“我闺女给我报了个团，去云南的，明天出发。”

她把电话给了大哥。大哥在电话里吼，说：“你还有没有良心，爸都这样了你还去旅游。”

我说：“大哥，爸是你们五个人的爸，你们五个轮着伺候，一人一年还有十个多月能歇，我歇过一天吗。”

他说：“你不能这么算。”

我说：“那你们怎么算。爸还没咽气，钱先分完了，我问过你们一句没有。我伺候五年，你们商量了给我八万。我到现在没跟你们要过一次钱，我就走人，你们都不许。”

他在那头喘粗气，喘了半天说：“弟妹，你这么做，以后村里人咋说你。”

我说：“大哥，我在你们家五年，村里人啥时候说过我一个不字。”

他不说话了。

到了下午3点33分，又来电话了。这回是二哥。他说：“你到底在哪。”

我说：“高铁上。G1836，14F，票买好了，退不了。”

他那边好像是拿远了手机跟别人说话，我听见大哥的声音在说“让她回来”，二姑姐的声音在说“别逼她了”。

乱糟糟的。

过了一会儿二哥又对着电话说：“老五在这儿呢，你跟他说。”

我听见电话那头我丈夫的声音，闷闷的：“你到底想咋样。”

我说：“我不想咋样。我伺候五年，够了。你爸在你们跟前，你们伺候一程，轮到我了，我不伺候了。”

他说：“你走了这个家就完了。”

我说：“这五年我在，这个家也没见得多好。”

他把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扣在小桌板上，看着窗外。

麦田过去了，是山，山过去了，又是田。太阳慢慢往西边沉，车厢里暗下来。前排一个小孩在闹，他妈给她剥了个橘子。

我想起来我闺女小时候，她爷爷抱着她站在石榴树底下，说“等你长大了，这树也长大了，爷爷给你摘石榴”。后来闺女上了初中，公公还能走动的时候，真摘过一回。那天他搬了个梯子爬上去，我在底下接着，摘了一篮子。

裂口的，红的，我闺女坐在门槛上吃了好几个，吃得满手都是汁水。

那大概是二〇一七年的事。

后来他就不行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来，我走这一步到底对不对。

有时候我觉得我做得对，人活一辈子不能老这么熬。有时候半夜醒了，我又想，他现在躺在那儿，是谁在给他翻身，是谁给他擦嘴。

我闺女跟我说：“妈，你别想了，你为这个家干的够多了。”

我二姑姐后来给我发过一条信息，只有一句话：“弟妹，家里现在乱套了，我不怪你。”

大哥那边一直没消息。

我丈夫打过两回电话，我没接。第二回他发信息说：“你到底还回不回来。”

我想了半天，回了三个字：“不知道。”

现在我坐在这儿，火车过了黄河，再有两个钟头就该下车了。

导游说大理那边早晚凉，得添件外套。

我行李箱里有一件旧毛衣，穿了好几年了，袖口起了球。

到了就买件新的吧。

这事我讲完了，心里其实还是没底。那句“我票已经买好了”，我说得挺平静的，可挂了电话手一直在抖。你们说，五年伺候换八万，我这算不算白眼狼？换作是你，那天下午3点33分那个电话，你下得了那个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