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浠世百家言】“浠上渔郎”官应震与他的闲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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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官应震，不是因为他的诗文，而是因为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外资气魄于李三才，内借威福于叶向高。”此语出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论劾东林一系“不肖之徒”的上言，是明末楚、齐、浙三党与东林党党争史上绕不开的一句。后来才知道，这个在晚明政坛上以“攻东林、排异己”著称的人物，到了晚年，却写出“愧我半生忙欲死，所以弃官如弃屣”这样的诗句。一个曾在党争中声名赫赫的人，最终归隐于浠水城南的“闲云楼”，自愧半生忙欲死，把辞官看作丢掉一双破鞋。这种反差，让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官应震画像

官应震（1568—1635），字东鲜，号旸谷，一号阳初，旧传晚年自号“浠上渔郎”，湖广黄州府黄冈县（今团风县马曹庙镇官坳塆）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湖广乡试《尚书》第一人，名列第三；二十六年（1598）登戊戌科进士。据黄正色《太常寺少卿进资治尹中议大夫官公墓志铭》（见阎生权编著《浠水历代文选》；本文所引此铭，均据此本），他初任南阳、潍县知县，后为户科给事中，事神宗显皇帝。神宗晚年深居宫中，外朝罕御，厌臣言谩，诸奏多不省，唯独官应震“留言责不徙”，辗转摄六垣事十有三年。神宗曾问左右：“见此人疏，敢尽言任怨，顾其人身长几许？”御书其姓名于屏间，呼为“小官”。志又称：“每日日昃，必问：‘小官今日有奏？’有则取览。”神宗并不立即将他的奏疏示以外廷，而是在其他奏章的批答中暗暗采用其议。这种特殊的恩遇，在明代言官中极为罕见。

官应震的政治生涯，几乎涵盖了万历中后期所有重大议题。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他争金花银、谏辽饷加赋、请用熊廷弼、劾黄嘉善等事。其中论辽事一段尤为激烈：“廷弼安，辽东安，京师并安”“廷弼亡，辽东亡，京师亦不知所为计矣。”此语出自万历末年萨尔浒之战后，距明亡尚有二十余年，其对辽东局势的判断，竟成谶语。墓志铭中黄正色感叹：“公衣袽桑土之言多矣，惜当时不能用。”所谓“衣袽桑土”，即破衣塞漏、桑土补巢，喻指那些未雨绸缪的谏言。一个“惜”字，包含了多少晚明政治的无奈。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在朝堂上以敢言著称的人物，晚年却选择了辞官归隐。他的《登闲云楼》一诗，载于光绪《蕲水县志》，又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黄州府部》，序云：

浠邑山川，甲于郡属。其南门对岸，峭壁巉岩，临水依山，数千百年，仅一东坡居士为此地知己，而以“击空明”三字镌之岩石。先恭人藏魄处，距邑治可六十里而遥。余诸生时以展墓取道城南，尾先中议大夫后，低徊留之不能去者，盖三十年往矣。先中议有意卜居而未逮也。会岁戊申，大浸稽天，祖居黄冈之乌林镇，苦怀襄甚，延徙而浠，故以黄冈人遂为浠人者，始此。于时即从岩上创有小楼，命名“闲云”，旦晚憩息，身世都忘。不谓以进贤冠别此楼去，荏苒宦辙，历如许居诸，而后乃今得解组归也。登楼纪事，为歌一章，聊以写山水之癖云尔。

这则小序，是理解全诗的关键。序文先写浠水山川与东坡“击空明”遗迹，次写母亲葬地距邑治六十里而遥，他诸生时展墓取道城南，随侍父亲低徊不能去者三十年；又写“先中议有意卜居而未逮”，迁居浠水、筑楼龙潭，原是父亲未及完成的心愿。戊申大水之后，官应震自黄冈乌林徙居浠水，创楼岩上，命名“闲云”，其中既有避难迁居的现实因由，也有承续先人遗志的意味。最紧要的，是序末一句：“不谓以进贤冠别此楼去，荏苒宦辙，历如许居诸，而后乃今得解组归也。”没想到以进贤冠的身份别此楼而去，仕途辗转，光阴荏苒，到如今才得辞官归来。一个“别”字，一个“归”字，中间隔着的，是他从万历到天启、崇祯数十年的宦海浮沉。当年从岩上建楼、旦晚憩息、身世都忘的那个读书人，何曾想到自己会以“进贤冠”的身份告别此楼，在党争的漩涡中辗转半生；而当他终于“解组”归来，重登斯楼，已是“历如许居诸”之后。所以他说“登楼纪事，为歌一章，聊以写山水之癖云尔”。“山水之癖”四字，轻描淡写，底下压着的却是半生忙碌之后的无限感慨。

闲云楼的取名，本身就意味深长。云是闲的，人是忙的；云是自然的，人是被官职所束缚的。《登闲云楼》开篇便写道：

是人尽忙云独闲，山前水前自往还。

但能无事常垂钓，与人游兮非人间。

愧我半生忙欲死，所以弃官如弃屣。

“是人尽忙云独闲”，世人皆忙，独云得闲。这不是写景，而是写一种人生选择。在晚明党争的漩涡中，官应震作为楚党魁首，与齐党、浙党同处“三方鼎峙”的台省格局之中，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这种“忙”，既有为党争门户之忙，亦有为国事民生之忙。前文所说“摄六垣事十有三年”，是就他辗转摄理六科事务的总体时间跨度而言；而实际以户科给事中身份在谏垣上疏，前后九年，上奏二百余疏，涉及人才、国本、礼仪、奢俭、宦竖、朋党诸事，神宗称赞他敢于直言进谏。然而，当他最终从这种“忙”中抽身而出，回首往事，一个“愧”字便压了下来。“愧我半生忙欲死”，这个“愧”字，在晚明辞官诗中可以是愧君恩、愧功业，也可以是愧出处之选择。官应震没有留下自注，我们不必执一而解。但若就《登闲云楼》全诗的结构看，一种较为贴合的读法是，这“愧”字所对的，与其说是“忙”本身，不如说是半生所忙的那一种“忙”。那种忙，忙于党争门户，忙于黑白相逐，忙于宦海风波中的辗转。唯其如此，下一句“弃官如弃屣”才不是对“忙”的否定，而是对那一种“忙”的抽身。

官应震在闲云楼旁还筑有“钓月台”。诗中“但能无事常垂钓，与人游兮非人间”之句，虽未直写“钓月”，而“垂钓”与“闲云”的意象在同一文本脉络中紧密相连。“闲云”取云之无心、自在、远离尘嚣之意，是静观的、被动的；“钓月”则在月下垂钓，所钓非鱼，而是心境的澄明，是主动的、有动作的精神功课。换言之，闲云楼是“身”的归处，钓月台是“心”的功课。

这并非凭空悬想。官抚邦《元夕步·忠孝堂遗址》诗有小注：“竹形园、钓月台、闲云楼，为先君夙构，今被贼毁。”诗注仅言“今被贼毁”，未明著系年。可见闲云楼、钓月台与竹形园，皆官应震生前所筑。张献忠部陷蕲水在崇祯十六年（1643），诸园楼之毁，盖在此年兵燹之中。

闲云楼旧址一带（今浠水城南龙潭山与南门河）

闲云楼在浠水城南龙潭山，与文昌阁相邻。龙潭山因山下龙潭得名。官纯滋在《重修文昌阁记》中写道：“壁上昔有阁祠文昌，先大父亦建楼于阁侧，曰‘闲云’，以助阁之气势。”一个“助阁之气势”，道出了闲云楼与文昌阁的空间关系，也暗示了官应震晚年的文化关怀：从政治转向文教，从党争转向地方。

旧传官应震晚年自号“浠上渔郎”。“浠上”二字与“渔郎”的意象，仍可与《登闲云楼》中“垂钓”“闲云”诸语互参：从黄冈官应震到浠水官应震，“渔郎”把“钓月”的文人姿态进一步民间化，去掉了“居士”“道人”的方外之名，以近乎自嘲的亲切口吻自称“打鱼的”，反更显其与浠水山水的亲昵。闲云楼与钓月台，一身一心；至于“浠上渔郎”四字，则把这身心安顿进一步落到了浠水渔钓的日常面目上。此号或出于后世追述，却与《登闲云楼》中“垂钓”“闲云”的语脉相合。

官应震的辞官，在黄正色所撰墓志铭中被描述得颇为洒脱： “乞骸骨归，托山水自娱。天启中，权珰恣，党人败，缙绅多死，膻附者召公出，公不顾。珰败，党人复兴，而向之不与公者，公不怨也。崇祯中，朝廷欲用公，公疾作，卒于家。” 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党人纷纷依附，官应震不为所动；魏忠贤败后，东林党人重新得势，曾攻击东林的他，也没有受到报复；崇祯朝欲起用他，他以疾辞。这种“不顾”“不怨”“不起”的态度，与当年在朝堂上与东林党人针锋相对的官应震，几乎判若两人。

官应震晚年与佛道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墓志铭载：“自解组出春明，直造黄梅，谒四祖五祖，与闭关僧无空一言契合，立破关封，拉至浠水白石山，建如是庵住焉。天童山翁禅师，庐山石生、石曌二法师，花山三昧律师先后卓锡。研究佛乘，住种智庵。法师恒度同游匡阜太和，唱和题咏。著金刚批注，复有搜言。总采三教群书之要略。”墓志铭所记，只是他解组之后的佛道因缘；若与前半生的官职、党争合观，从户科给事中到太常寺少卿，从楚党魁首到如是庵的住客，从“攻东林排异己”到“总采三教群书”，官应震的人生轨迹，画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弧线。他最终落定的精神归宿，不在禅门之内，而在浠水的水边。

官应震归隐后，浠水“一河两岸”渐成文人往还之所。闲云楼、白石山如是庵、黄龙山云鸿洞，皆为当时士人流连之地。竟陵派谭元春与黄正色交游，有《忆今年春夏黄美中与予兄弟读书河上近闻其客浠川》诗，可知黄正色曾客浠川；龚鼎孳于崇祯七年（1634）出任蕲水知县，在任数年，亦有诗文留于当地。一以访友至，一以宦游至，这些往还，使闲云楼不只是一座私家园亭，而融入了更广阔的地方文脉之中。

官应震归隐浠川后，曾到匡庐消夏，流连不归，以新诗寄友。湖广举人黄问作《游匡庐诗序》，言读其诗，叹“声情格法又进于向所为诗”，又以陶渊明相拟，谓“海内于先生亦既惮其风裁，而高其勇决矣，此政渊明责子劝农时也”。陶渊明八十日彭泽令后归休农圃，官应震九年谏垣后归隐浠川，两人出处虽异，而“风裁”“勇决”则同。黄问此序，既见官应震归隐后诗文之进，亦见其归隐之举在当日士人心中自有分量。

官应震晚年的出路选择，在子女身上也有回响。长子官抚辰，明亡后隐居浠水黄龙山云鸿洞，自号“石人”，鼎革之际遁迹禅门，法名德罡；次子官抚极，官至太仆寺卿，顺治十六年（1659）殉难于四川雅安周公山；三子官抚邦，复社成员，明亡后在黄龙山东南阳和山上建“涤放居”隐居；四子官抚涣，会稽知县，清顺治初殉难，赠浙江按察司佥事。兄弟四人，两殉两隐，皆不与新朝合作，但“殉”与“隐”的发生时间与政治语境并不相同。官应震的“闲云”与官抚辰的“云鸿”，父子两代，都以“云”为名，都以隐逸为归宿，这种精神上的呼应，绝非偶然。而官应震本人的文字，如今可读的，还有他为母亲所写的那篇行状。

官应震的《程孺人行状》（见阎生权编著《浠水历代文选》；本文所引此状，均据此本），是他记述母亲程氏生平事迹的行状。文中写母亲程氏：“母性婉嫕静默，嫔则惟严，至明大义，则烺烺有丈夫风。”又写母亲临终遗命：“而能以髫年食饩稟，即无他骛，亦应博士起家，而弟尚冲，丝染路岐，徙倚未有定，其玉而弟以慰吾所以瞑目地下者。”母亲临终所念，仍是儿子能否以正途起家、幼弟能否有所依靠。一个在党争中强悍凌厉的官应震，在母亲面前，却是一个“孤茕茕日夜哭”的孝子。这种公私之间的反差，恰恰说明了晚明士人的复杂性：在朝堂上，他攻击政敌毫不留情；在家庭中，却对亲人满怀深挚的感情。

官应震存世诗文不多，除《登闲云楼》外，尚有《过齐昌登浮玉矶》《游太和初发》《蝶恋花·次韵》《西江月·和长公绿杨桥词韵》等诗词，散见于各本。其著作有《大六壬类占》《宛潍政纪》十卷、《三式全书》及疏稿二十余卷，今浠水县博物馆藏《官黄门奏议》一书。这种文化传承，或许比他在朝堂上的政绩更为长久。

然而，作为一座建筑，闲云楼终究抵不过时间的侵蚀。浠水城南的那片土地，经历了明清易代、太平天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近几十年又历经城市开发与建设，旧时地貌早已改变，闲云楼原址亦在时代变迁中湮没难寻。但官应震的那句“愧我半生忙欲死，所以弃官如弃屣”，却依然照见人心。它既见一个晚明士人从政治漩涡中抽身而出的决绝，也见一个人在经历了半生奔忙之后，对“闲”的渴望与对“忙”的反思。

在晚明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官应震的选择或许是个异数。他不是东林党人，也不是阉党；他攻击过别人，也被别人攻击；他在朝堂上忙了半生，最终却在闲云楼里找到了归宿。这种选择，在当时可能被视为“退缩”，在后世可能被视为“妥协”，但对他自己而言，却是一种真实的解脱。这种解脱，最终落在《登闲云楼》的结尾：

云亦闲兮我亦闲，却是大憨还大觉。

这两句，是官应震重登斯楼时心境的集中表达。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分，他已历经弃官归隐，又求禅门宗旨、求金丹长生、求卖卜隐沦、求河洛图书、求学诗至半百之年，层层转折，却一一放下，最终归于“不如兀坐学痴憨，痴憨兀坐宁可学”。诗中作“痴憨”，结句作“大憨”，一字之转，由“痴”入“大”，正是自嘲向自肯的层层递进。这里的“大憨”，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愚笨，而是“混沌元神忌雕凿”的浑然状态，是庄子“大智若愚”、禅宗“平常心是道”的体现。而“云亦闲兮我亦闲”的“闲”，也不是风花雪月的闲适，而是对“忙欲死”的否定，是从党争、宦海、胜负心中彻底抽身而出的“退步”。诗人在此前早已点明：“抛却从前胜负心，如何黑白空相逐。”唯有抛却胜负、不争黑白，“闲”才成为可能。云闲，我亦闲；看似大憨，实为大觉。

读官应震的《登闲云楼》，读他的《程孺人行状》，读黄正色为他写的墓志铭，一个晚明士人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不是一个完人，甚至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愧”，他的“弃”，他的“闲”，都是真实的。

作者简介

乐燎原，1964年生，湖北浠水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现居上海。

来 源：浠水县融媒体中心 撰稿人：乐燎原

编 辑：田靖薇 校对：韩菁

责任编辑：韩菁 田靖薇

编 审： 张璟煕

总 编 审 ： 黄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