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父亲走的第七天，我回到老家整理遗物。
那只他守了三十年、连我都不许碰的樟木箱，终于被我撬开了锁。
我以为里头藏的是存折和地契，可箱盖掀开的一瞬，我整个人跪在了地上。
箱子里，一封一封，全是我这些年寄回家的信。
可每一封的信纸上，都多出了几行，不是我写的字……
十一月底，北方的天灰得发沉，村口那排杨树只剩光秃秃的枝，风一过，哗啦啦地响。
我叫陈远，三十八岁，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做区域经理。接到老家电话的那天，我正在开季度会，手机在桌上震了三次，我按掉了三次。
第四次，我走出会议室，听见堂哥在那头说：“远子，你爸，没了。”
我站在走廊里，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从深圳到老家，一千九百公里。飞机，高铁，大巴，三轮车，我走了二十六个小时。到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灵棚，白幡在风里一下一下地抖。
父亲躺在堂屋的门板上，盖着一床蓝布被。
我扑通一声跪下去，膝盖砸在水泥地上，疼得钻心，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父亲叫陈守田，七十一岁，种了一辈子地。他个子不高，背早早就驼了，一双手像两块风干的老树皮，指节粗大，裂口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他话少，脾气倔，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软话。
我和他，十二年，没好好说过话。
这件事，要从十二年前说起。
我二十六岁那年，大学毕业，在县城找了份工作，一个月一千八。我妈走得早，家里就剩我和父亲两个人。我想去南方闯一闯，跟父亲说了。
父亲正蹲在院子里，修一只破了边的竹筐。他手里的篾刀停了一下。
“去哪儿？”
“深圳。”
“多远？”
“一千九百公里。”
他没抬头，篾刀又动起来，一下一下，削得很慢。
“家里这几亩地，你不管了？”
“爸，我不能一辈子种地。”
“种地怎么了？”他的声音沉下来，“你吃的饭，你上的学，哪样不是这几亩地里长出来的？”
“我不是看不起种地。”我压着火，“我是想，出去看看，闯一闯，挣了钱，接你去享福。”
“享福？”父亲冷笑了一声，把篾刀往地上一扔，“我不用你享福。你要走，就走。走了，别指望我给你留门。”
我愣在原地。
“你说什么？”
“我说，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就别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俩，一个在堂屋，一个在里屋，隔着一道薄薄的门帘，谁也没睡。
我听见他，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地咳嗽。
天没亮，我背着包，出了门。
院子里，他的屋门关着，灯也没亮。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喊一声“爸”，可我偏偏，把话咽了回去。
我想，你不是说别回来吗？那我就不回来。
这一赌气，就是十二年。
头几年，我在深圳，过得很难。睡过城中村的隔断房，吃过一个月的泡面，被老板拖欠过三个月的工资。最难的那个冬天，我发着高烧，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听着窗外的雨，忽然特别想听一听父亲咳嗽的声音。
可我没打电话。
我写了信。
不是不会发微信，不是没有手机。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用智能手机，村里信号又差，电话打过去，十次有八次，他不接。
我就想，那就写信吧。
信，是他唯一，不会挂断的东西。
第一封信，我写得很短：
“爸，我在深圳，找到工作了，一切都好，勿念。”
寄出去以后，我等了两个月，没有回信。
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
每个月一封，一封不落，写了十二年。
信里，我从来不说苦。
我说，我升了职，涨了薪，买了房，换了车。我说，深圳的冬天不冷，吃的东西，比老家多。
我写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在对着一堵墙说话。
从来，没有回音。
我给他寄过钱，每个月两千，通过邮局汇。汇款单，每回都有回执，上头有他的签名，歪歪扭扭的三个字：陈守田。
可他，一个字，也没给我回。
有一年春节，我鼓起勇气，回过一次老家。
车开到村口，我远远看见院门虚掩着，屋顶的烟囱，冒着一缕细烟。
我站在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抬起来，又放下。
最后，我听见屋里，传来一声咳嗽。
还是那个声音，又沉，又哑。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可我听见，父亲在屋里，说了一句话。
“谁啊？”
我没出声。
“有事进来说。”
我咬着牙，转身，跑了。
我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哭了很久。
我想，他连我的声音，都认不出来了吗？
或者，他是故意，不认？
那一次，我没进门。
我回了深圳，信，照写，钱，照寄。
我对自己说，等我混出个样子，我再回去。
可我这个“样子”，一等，就是十二年。
直到，我接到那个电话。
灵棚里，香烟缭绕。
我跪在父亲的灵前，一动不动，眼泪流干了，嗓子也哑了。
堂哥蹲在我身边，递过来一碗水。
“远子，你别太难过。”
“哥。”我声音嘶哑，“我爸，走的时候，说过什么没有？”
堂哥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
“什么也没说。他是夜里走的，睡着了，没受罪。”
“他有没有，提过我？”
堂哥的目光，闪了一下，低下头，抠着手指：“……他不爱说这些。”
我苦笑了一下。
是啊，他不爱说。
他这辈子，什么都不爱说。
出殡那天，下了点小雪。
乡亲们抬着棺材，一步一步，走向村后的山坡。我捧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头。雪花落在玻璃上，一点一点，化成水珠，像泪。
安葬完，亲戚们陆续散去。
我一个人，回到老屋。
院子里，空空荡荡。那棵父亲亲手栽的枣树，叶子落光了，枝桠戳向天空，像一只干枯的手。
我推开堂屋的门，一股陈旧的、混着旱烟和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屋里的摆设，十二年，一点没变。
一张八仙桌，两条长凳，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奖状，是我小学三年级得的，“三好学生”，被他用镜框，裱得整整齐齐。
我愣了一下。
我一直以为，他早把这些东西，扔了。
我走进里屋。
炕上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炕头摆着一只，旧得掉漆的木柜，柜门上，挂着一把，铜锁。
我的目光，落在炕尾，那里，放着一只樟木箱。
箱子不大，一尺多宽，两尺来长，通体暗红，边角包着铜皮，锁眼，被磨得发亮。
我认得这只箱子。
小时候，我偷偷碰过一回。
那年我七岁，趁父亲下地，爬上炕，想掀开箱盖。刚碰到锁，父亲正好进门，一把，把我从炕上拎下来，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我至今记得，那一巴掌，有多重，也记得，他的眼睛，红得吓人。
“这个，你不许碰。”他一字一顿，“这辈子，都不许碰。”
我哭着，点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靠近过那只箱子。
三十年了。
我站在炕边，看着它，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那里头，到底，藏着什么？
是母亲的遗物？是家里的地契？还是，他这辈子，攒下的，那点钱？
我犹豫了很久，才伸出手，摸了摸那把锁。
铜锁，冰凉。
钥匙，我找了一遍，屋里，一把也没有。
我想起，父亲下葬时，穿的那件中山装，口袋里，好像，揣着什么东西。
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转身，从院子里，拎来一把，铁锤。
我对着那把锁，狠狠，砸了下去。
“当！”
一声巨响，在空荡荡的屋里，回荡。
锁，没开。
我又砸了一下，两下，三下。
铜锁，终于，崩开了。
我扔下锤子，喘着粗气，两只手，按在箱盖上，微微发抖。
屋外，风，卷着雪粒，打在窗纸上，沙沙地响。
我闭上眼睛，使劲，把箱盖，掀了起来。
“吱呀——”
陈旧的木头，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
我睁开眼睛，低下头。
看清箱子里的东西时，我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箱子里，没有存折，没有地契，没有金银首饰。
满满一箱，全是信。
一封一封，用细麻绳，捆成一摞，一摞一摞，码得整整齐齐。
我颤抖着，拿起最上面一封。
信封，已经泛黄，边角，被摩挲得起了毛。
信封上，是我的字，“陈守田 收”。
是我寄回家的，每一封。
我翻过信封，指尖，碰到封口，发现，那里，早已被拆开过，又用浆糊，仔仔细细，重新粘好。
我抽出信纸。
信上，是我十二年前，写的第一封信，那行字：“爸，我在深圳，找到工作了，一切都好，勿念。”
可在这行字的下面，多出了几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
那字，我认得。
是父亲的。
他不会写字，他一辈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可这几行字，写得，一笔一划，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远子，爸，认不全你写的字，托你大伯家的二丫，念给我听。
她念一遍，我记一遍。
你说，你一切都好，爸就，放心了。”
我捂住嘴，浑身发抖。
我又拿起，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
每一封信，都有他的批注。
有的，只有一句话：“远子说，他升职了。好。”
有的，是一个，笨拙画出来的，歪歪扭扭的圈。
还有的，在信纸的空白处，画了一棵，小小的枣树。
我一封一封，翻下去。
翻到第六年，我发现，笔迹，变了。
那些铅笔字，越来越工整，他在学写字。
信纸的背面，是一页一页，练习的笔迹，从“陈”，到“远”，再到“你吃饭了吗”，一遍，一遍，写得密密麻麻。
我泪流满面。
我翻到，最底下，那一封，是去年冬天，我寄的。
那封信的末尾，我写了一句：
“爸，我今年，想回家过年。”
信的下面，他用铅笔，写了一行，颤抖的字：
“远子，你回来吧。
门，我一直，给你留着。”
我整个人，一下子，崩溃了，趴在箱子边，嚎啕大哭。
他留着门。
他一直，留着门。
可我，没有回来。
去年，我因为一个项目，没有回家。我给他寄了钱，写了信，说，今年，对不起，明年一定。
我不知道，他在等。
我哭得，说不出话，只是一遍一遍，叫着：“爸……爸……”
屋外，雪，越下越大。
就在这时，我的指尖，碰到了，箱底的一样东西。
那时，一只，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小木匣。
我擦了一把眼泪，把它，捧了出来。
木匣的盖子上，刻着一行，细细的字：
“给远子。他回来那天，再打开。”
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稳。
我深吸一口气，把盖子，掀开。
匣子里，躺着一张，折叠的纸，和一枚，铜钥匙。
我展开那张纸，只看了第一行，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动不动……
那是一份，医院的诊断书。
日期，是三年前。
患者姓名：陈守田。
诊断结果：肺癌，晚期。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耳朵里，嗡嗡作响。
诊断书的下面，压着一张，更小的纸，用铅笔，写着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
“远子：
你看到这张纸，说明，爸，已经不在了。
别怪爸，没告诉你。
三年前，我查出了病，医生说，最多，还有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