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那天傍晚，院门被撞开。
阿茵扛着个鼓囊囊的麻袋进来，人瘦得脱了相，衣服上全是灰。
四个儿子围上去喊妈，她蹲下抱他们，肩膀一抽一抽。
我站在屋檐下，手里攥着去越南的车票，盯着麻袋口露出的几捆钱，脑子里全是阮文雄那条短信。
她走了整一个月，电话从每天一个变成关机，村里人都说她跑了。
麻袋沉甸甸砸在地上，扬起一层灰。
我傻在原地，手抖着解绳，不知道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01
跑完这趟长途回来，我整个人像被抽了筋。
凌晨三点从省城出发，一千多公里，中间就歇了两回。
车停在院门口，驾驶室里一股柴油味和方便面调料包混在一起的味道，呛得我太阳穴突突跳。
推开院门，灶房的灯还亮着。阿茵背对着我，正在往保温桶里装粥。听到动静，她转过身，眼睛红红的，嘴角扯了一下，没扯出笑来。
“又没睡？”我问。
她没接话，把保温桶塞进我手里。粥是温的，小米粥，稠得能立住筷子。我喝了两口，抬头看见她手里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怎么了？”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灶台上的锅还咕嘟咕嘟冒着泡，蒸汽把她的脸熏得模糊。半晌，她才说：“我妈病了，挺重。”
我放下碗。
岳母住在越南芹苴，十年前我和阿茵结婚时见过一面，瘦瘦小小的老太太，塞给我一包糯米糕。
阿茵嫁过来后，头三年还寄钱回去，后来孩子一个接一个生，那边也没再开口要过。
“什么病？”
“肝上的毛病。”阿茵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是一张照片，老太太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我哥打电话来的，说医院催费。”
我心里咯噔一下。
阿茵她哥阮文雄，我见过两回，一回是结婚时，一回是他三年前说来中国做生意，结果在县城赌场输光了路费，还是我给他买的回程车票。
“要多少？”
阿茵摇摇头：“没跟你说，就是怕你多想。”
“多想什么？”
她没回答，转身去关火。
锅盖掀开，白气腾起来，把她整个人裹在里面。
我看着她后背，肩膀比刚嫁过来时窄了不少，十年了，四个孩子，她的腰就没直起来过。
“要回就回一趟。”我说。
她手一顿，锅盖差点掉地上。
“十年了，该回去看看。”我掏出烟，又塞回去，孩子都睡了，屋里不能抽。“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阿茵转过身，眼眶里亮晶晶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她走过来，把我手里的碗拿走，又盛了一碗。粥盛得太满，溢出来烫了她手背，她也没吭声。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阿茵背对着我，呼吸很轻，不知道睡没睡着。
月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照在她后颈上，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是生老三时打点滴留下的。
我算了算账。存折里有二十三万，跑货运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本来打算明年把院子翻修一下，西屋的墙都裂了缝，下雨天往里渗水。
但人娘家有事，不能拦着。
02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取钱。邮储银行的柜员是个小姑娘，看到取款单上的数字，抬头看了我一眼。
“都取出来？”
“都取。”
二十三万现金，三捆多，用牛皮纸包着，塞进我那个旧帆布包里，沉得坠手。回来路上碰到李桂兰，她正蹲在门口择豆角，看见我就站起来。
“孙正，听说阿茵要回越南？”
消息传得比车还快。我嗯了一声，没停脚。
李桂兰跟上来，压着嗓子说：“你可得留个心眼。外国媳妇，十年没回去过，这回回去还指不定……”
“指不定什么？”
她讪笑了一下，把豆角往盆里一扔：“我也是为你好。隔壁村老周家那个，也是越南的，回去就再没回来，钱也没了。”
我没搭理她，推门进院。
阿茵正蹲在井边洗衣服，四个儿子围着她转，老大孙俊豪在背课文，老二孙高卓拿树枝在地上画，老三孙明诚和老四孙伟泽在抢一块饼干。
“妈，哥哥抢我的！”老四扯着嗓子喊。
“你是哥哥，让着弟弟。”阿茵头也没抬。
“我不是哥哥，高卓才是！”
“那高卓让着弟弟。”
老二把饼干掰成两半，一半塞给老四，一半自己咬了一口。老四不干了，又开始嚎。阿茵叹口气，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站起来哄。
我把帆布包放在堂屋桌上，牛皮纸包露出来一角。阿茵进来拿肥皂，看到那包东西，愣住了。
“你取出来了？”
“嗯。”我把包推过去，“二十三万，你带回去。给妈治病，剩下的你看着办。”
阿茵没接。她盯着那包钱，喉头动了动，半天说了一句：“太多了。”
“拿着。”
“用不了这么多。我妈那边，住院费大概……”
“剩下的你留着。”我打断她，“十年了，你回去一趟，总得给亲戚买点东西。再说，万一后面还要用呢。”
阿茵低下头，手指头绞着围裙边。堂屋里安静得只剩墙上挂钟的嘀嗒声。老大在院子里喊：“妈，弟弟拉裤子了！”
她像是被惊醒一样，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没回头。
“我一个月就回来。”
“知道。”
她出去后，我坐在桌边，把那包钱又往里推了推，推到桌子最里面。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有点空，又有点紧。
那天晚上阿茵做了六个菜，有鱼有肉。
老大问今天是什么日子，阿茵说没什么日子，想吃就做了。
四个小子吃得满嘴油，老三把鱼汤洒了一桌子，阿茵拿抹布擦，擦着擦着，手就停在桌面上不动了。
我在旁边看着，没说话。
03
阿茵走的那天是周二，天刚蒙蒙亮。我开着货车送她去南宁，从友谊关出境。四个孩子都带上了，老四还迷迷糊糊的，裹在毯子里，只露个头顶。
车上没人说话。
阿茵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那个帆布包，包带子缠了两圈。
从后视镜里能看到她一直在看窗外，路边是甘蔗地，一片连着一片，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到关口时快中午了。
阿茵下车，挨个抱孩子。
老大懂事，说妈你早点回来。
老二嘴一撇要哭，被老大瞪了一眼，憋回去了。
老三抱着阿茵的腿不撒手，阿茵蹲下来亲他脑门，说妈给你带好吃的。
老四还在睡，阿茵轻轻摸了摸他的脸。
我站在旁边，把一张纸条塞进她口袋。
“上面有领事馆电话，还有我那个越南客户阿勇的号码。有事打。”
阿茵点头，眼睛红了一圈，但没哭。
“钱放好，别露白。”
她又点头。
“到了就打电话。”
“嗯。”
她转身往关口走，背着那个旧帆布包，人显得特别瘦。
走了十几步，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挥了下手，继续走了。
我带着四个孩子站在关口外面，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被人群吞没。
老三突然哇地哭了，说妈妈走了。
老四被吵醒，也跟着哭。
老大低着头踢石子。
老二没哭，但脸绷得紧紧的。
那天回程的路上，我心里堵得慌。从后视镜里看四个孩子，三个哭累了睡着了，老大还醒着，趴在车窗上看外面。
“爸。”
“妈妈会回来的吧？”
“会。”
我说得很快，快到像是要把这个字钉在车里。
04
阿茵走的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打视频。
镜头那边是医院走廊，白墙，铁椅子，人来人往。
她说妈妈情况稳定了，在输液。
镜头转过去，老太太躺在床上，比十年前瘦了不止一圈，但看到我，还是笑了一下，用越南话说了句什么。
阿茵翻译：“我妈说谢谢你。”
我说不用谢，让她好好养病。
第二个星期，视频变成两天一次。阿茵说医院信号不好，有时候打不过来。我没多想，只叮嘱她注意身体，别累着。
第三个星期，电话少了。
有时候我打过去，响很久才接，那边声音嘈杂，阿茵说话匆匆忙忙的，说两句就挂。
我问她妈的病怎么样了，她说还在治。
我说钱够不够，她说够。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收工回来，打她手机，关机。打第二遍，还是关机。我坐在堂屋里，看着桌上那部座机，等到十一点，没等到回电。
第二天打，关机。第三天打，还是关机。
我给阿勇打电话，阿勇说阿茵回来过一趟，找他换了越南盾，然后就走了，说回芹苴。
我问阮文雄呢，阿勇说那家伙欠了一屁股债，前阵子还被人堵在家里。
第四天傍晚，我收到一条短信，越南号码，就一句话：钱给了，你别等了。
发件人是阮文雄。
我盯着那五个字，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什么叫钱给了？给谁了？什么叫别等了？
我拨过去，对方已经关机。
那天夜里我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月亮很大，把院子照得白惨惨的。
四个孩子都睡了，老大临睡前问我，妈妈怎么不打电话了。
我说妈妈那边忙。
老大哦了一声，翻了个身，没再问。
李桂兰的话在我耳朵里转来转去。“外国媳妇，十年没回去过，回去还指不定……”
我把烟头摁灭在台阶上，手在抖。
05
第五天，两个陌生人找上门。
一男一女，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男的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他们站在院门口，东张西望，问我是不是孙正。
“是。你们谁？”
“阮文雄的朋友。”男的咧嘴笑了一下，露出镶着银边的门牙，“他欠我们钱，说你老婆替他还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二十万。你老婆拿过来的，当面点清的。”女的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我只看清了“阮文雄”三个字和一个红色的指印。
“你看，这是收条。”
我没接那张纸。手扶着门框，指头抠进木头缝里，指甲盖生疼。
“她人在哪？”
“不知道。钱给了，人就走了。”男的耸耸肩，“你老婆还挺有钱的嘛。”
他们走后，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堂屋里黑着，只有灶台上那盏节能灯亮着，惨白惨白的。
我看着对面墙上，那里挂着一张全家福，去年春节拍的，阿茵坐在中间，四个孩子围着她，我站在后面，手搭在她肩上。
照片里的她微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我突然想起她走之前的那个晚上，她做了六个菜，手停在桌面上不动的那一幕。想起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
她是不是想说什么？
老大从里屋出来，揉着眼睛：“爸，你怎么坐地上？”
“没事。”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去睡吧。”
“妈妈打电话了吗？”
“打了。”我说，“妈妈说外婆病好了，过几天就回来。”
老大点点头，转身回屋。我站在黑暗里，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堂屋里只剩下挂钟的嘀嗒声，一下一下，像什么东西在倒计时。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赵平。赵平是村主任，五十来岁，办事牢靠。我把事情说了，赵平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报警吧。”
“报什么警？她是我老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
去越南，我想去越南。
可四个孩子怎么办？
小的才三岁，最大的也才九岁，总不能都带上。
赵平看我不说话，拍了拍我肩膀。
“你先别急。把老大他们先放我家，我让桂兰帮忙看着。你去越南，不管找不找得到人，十天之内得回来。”
我点头。
那天晚上我收拾东西，把车票买了。南宁到河内的班车，第二天下午出发。收拾到一半，老大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作业本。
“爸，你看。”
本子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妈妈快回来，我想你。
我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把本子合上，放回他书包里。
那天夜里我没睡。
坐在堂屋里，对着那张全家福，坐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趴在桌上眯了一会儿，梦到阿茵刚嫁过来那天，她穿着红裙子，站在村口，谁都不认识，就冲着我笑。
06
第二天中午，我正准备出门去车站，院门被撞开了。
撞门的是老四。他本来在院子里玩泥巴，突然站起来往外跑，跑了一半又折回来，扯着嗓子喊：“妈！妈回来了！”
我冲出去。
阿茵站在院门口，扛着个鼓囊囊的麻袋，整个人瘦得脱了相。
衣服上全是灰，膝盖那里破了个洞，露出里面青紫的皮肉。
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着泥点子，颧骨高得吓人。
麻袋压在她肩上，沉甸甸的，把她的腰都压弯了。她看见我，没说话，先把麻袋放在地上。麻袋口没扎紧，露出几捆钱的边角，红通通的，像血。
四个儿子围上去。老大喊妈，老二拽她衣角，老三抱住她腿，老四扑进她怀里。她蹲下来，把四个孩子拢在胳膊里，肩膀一抽一抽的，但没出声。
我站在屋檐下，手里攥着那张去越南的车票。车票被我攥了一整夜，边角都软了，皱巴巴地贴在手心里。
“阿茵。”
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嘴唇干裂，上面全是白皮。
“钱呢？”
我的声音很平，平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阿茵看着我，没说话，只是把麻袋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问你钱呢！”我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拔高了，“阮文雄说你把钱给他了！两个越南人找上门，说你替他还了赌债！你到底……”
阿茵站起来，慢慢把麻袋解开。
07
麻袋口一敞，里面的东西滚出来，散了一地。
三捆人民币，用橡皮筋扎着，和当初我给她的时候一样。
但旁边还有一摞越南盾，几张发黄的纸，一个红布包。
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借条，阮氏茵向阮文雄借款八万，用于母亲治病。
我蹲下去，把那三捆钱拿起来。一捆一万，三捆三万。不对，我给她的是二十三万。
“这是三万。”我抬头看她，“剩下的呢？”
阿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
“十五万在里面。妈治病花了三万，剩下的是我哥偷走的。”
我愣住了。
“我到家的第二天，我哥就把包翻走了。”阿茵的声音哑得厉害，像砂纸磨过铁皮，“他拿了十五万去还赌债。我报警，警察追回来十万。剩下五万，他不肯吐出来。”
她指了指那张借条。
“这八万是我跟阿勇借的，补上你给我的数。”
“补上？”我盯着那张借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但签名那里按了个红手印，“你借八万高利贷补？”
“不是高利贷。阿勇是熟人，不要利息。”
我攥着那张借条，指头捏得发白。十五万被偷，追回十万，花掉三万，借了八万。账对上了，一分不差。
“为什么不打电话？”
阿茵低下头。她抬起手，把袖子撸上去，手腕上一圈青紫色的印子。
“我哥把我手机摔了。他怕我告诉你。后来我想打，找不到你的号码。阿勇那里有你电话，但我哥天天堵在阿勇家门口，我不敢去。”
她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含在嘴里的。
“妈走了。”
堂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四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围过来，老大抱着阿茵的胳膊，老二和老三蹲在地上捡那些散落的钱，老四抱着我的腿，仰头看我。
“什么时候的事？”
“第十天。”阿茵抬起头，眼眶里全是水，“我连棺材都买不起。阿勇借我的八万，三万治病，五万办的后事。这张借条，是后来补的。”
她把那个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对银镯子，一个金戒指，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地契。
“我妈留给我的。镯子是我外婆传下来的，戒指是我爸当年打给她的。地契是老宅的，不值什么钱，但我想留着。”
我看着她手腕上的青紫印子，看着她膝盖上破洞露出来的伤，看着她颧骨上蹭掉的一块皮。手里那张车票被我攥成一团，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那两个越南人……”
“是我哥找来演戏的。”阿茵苦笑了一下，“他欠的那帮人逼他，他就想从你这里再榨一笔。说你把钱看得重，吓一吓就会再掏。”
“那你怎么知道？”
“阿勇告诉我的。他让我赶紧回来，再晚你就要去越南了。”
我站在堂屋里，周围是四个孩子，一个瘦得脱了相的媳妇，和一地散落的钱。墙上那张全家福里，阿茵还在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你傻不傻？”我说。
声音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料到会那么哑。阿茵抬起头看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那些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