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用一生写透了中国人的良心

公元1329年的夏天，陕西大地的太阳像烧红的烙铁，烤得土地裂出了一寸多宽的口子。路边的树皮被啃得精光，成群的灾民扶老携幼往关中走，沿路随处可见倒毙的饿殍，卖儿卖女的人插着草标蹲在城墙根，连孩子哭的力气都没有。

一辆破旧的马车从大都方向驶来，车帘掀开，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探出头，看到眼前的惨状，眼泪瞬间就砸在了尘土里。他就是张养浩，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要去陕西做行台御史中丞，负责赈灾。在此之前，他已经辞官归隐了八年，朝廷七次下旨请他出山，他都推掉了，可这一次，听说陕西闹了大旱，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当天就收拾了行李，把家里的粮食全部分给了邻居，头也不回地踏上了西行的路。

马车走到潼关的时候，他望着残破的关隘，望着衣衫褴褛的灾民，提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二十九个字，像一把锋利的刀，划开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遮羞布。后世的人读这首曲子，总惊叹于他把世道的真相看得如此透彻，却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句子的张养浩，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说话，一辈子都在和不公的世道对抗，最后把命都丢在了赈灾的任上。他不是什么高居庙堂的文人，是真真正正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刻进了骨子里的读书人。

一、少年才名动京师，冷面御史锄奸恶

张养浩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普通家庭，祖上都是种地的农民，到他父亲这辈，靠做点小生意攒下了点家底。他从小就异于常人，别的孩子玩闹的时候，他总捧着书读，经常读到天快亮都不肯睡。父母怕他累坏了身体，把他的书收走，他就等父母睡着了，偷偷点着灯接着读。

十岁那年，他出门捡了个包袱，里面装着整整一百两银子。他抱着包袱在路边等了整整一天，直到失主急急忙忙找回来，他原封不动地把银子还给了人家。失主要分一半银子给他当谢礼，他摆摆手说：“我要是想要银子，就不会在这等你一天了。”这事很快传遍了济南城，大家都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

十九岁那年，他登济南的白云楼，写了一篇《白云楼赋》，文章辞藻华丽，意境开阔，刚好被山东按察使焦遂看到，焦遂拍着桌子惊叹：“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即就推荐他做了东平学正，相当于现在的市教育局官员。张养浩的仕途，就从这篇赋开始了。

后来他到大都游历，被当时的平章政事不忽木看中，招他做了礼部令史，后来又推荐他进了御史台。有一次他生病了，不忽木亲自去家里看他，看着他家里穷得四壁空空，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忍不住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御史台官员该有的样子啊！”

在御史台任职的时候，张养浩就是出了名的“刺头”，什么人都敢告，什么事都敢管。当时有个丞相叫脱虎脱，权倾朝野，纵容手下的人欺压百姓，贪赃枉法，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张养浩站出来，连着上了十道奏折，列了脱虎脱的数十条罪状，最后硬是把脱虎脱拉下了马。

有一次，御史台的长官让他处理一个诬告的案子，这个案子是元武宗的宠臣指使的，明摆着是要陷害忠良。张养浩看完卷宗，直接把卷宗扔在了地上，说：“这是污蔑人的假案子，我不办。”长官气得当场免了他的职，还放话说要让他在大都待不下去。张养浩一点都不怕，当天就收拾行李回了济南，临走前还留了封信，说：“我当官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讨好权贵，要是让我冤枉好人，我宁可不做这个官。”

元仁宗即位之后，听说了张养浩的名声，又把他召回了朝廷，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当时元朝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官场腐败得不成样子，买官卖官成了常态，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给朝中的权贵送钱，才能拿到任命书。张养浩一上任，就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给仁宗上了《时政书》，列了十条当时朝政的弊端：赏赐太多、刑罚太滥、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风宪之权太轻、异教之费太繁。每一条都直指要害，把当时的朝堂权贵得罪了个遍。

有人劝他别那么刚，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这么得罪人，早晚要遭报应。张养浩笑着说：“我当官一天，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天，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算死了也不怕。”

他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个权贵的儿子要走后门，给他送了满满一箱子金银珠宝，让他给自己行个方便。张养浩当场就把箱子扔了出去，说：“科举是朝廷选人才的地方，不是你家的私宅，你就算把金山搬来，我也不会给你开门。”最后那个权贵的儿子还是落了榜，而那些真正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很多都被他选了进来。

那时候的张养浩，就是大都官场的一股清流，老百姓都叫他“张青天”，权贵们却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把他除掉。可张养浩行得正坐得端，连一点把柄都没有，他们也只能干瞪眼。

二、辞官归隐八年间，七次征诏不起身

元英宗至治元年，张养浩被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相当于副宰相，这是他仕途的顶峰。可他看着朝堂上越来越乌烟瘴气，看着元英宗沉迷于修佛，动不动就花几千万两银子建寺庙，老百姓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他知道，这个朝廷已经烂透了，靠他一个人根本救不过来。

刚好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干脆借着丁忧的名义，辞官回了济南老家。这一年，他刚刚五十岁，正是做官的黄金年龄，可他一点都不留恋朝堂的荣华富贵，回到济南之后，他在云庄建了座小房子，每天种种地，读读书，和村里的老人聊聊天，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朝廷知道他的本事，一次次下旨让他回去做官，第一次让他做吏部尚书，他推了；第二次让他做太子詹事丞，他推了；第三次让他做翰林学士，他还是推了。前后七次征诏，他都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不肯出山。

有人劝他：“朝廷这么看重你，你回去做官，既能光宗耀祖，又能享受荣华富贵，多好啊。”张养浩摇摇头说：“你看现在的朝廷，那些当官的，哪个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的？我回去了，要么和他们同流合污，要么被他们挤兑死，还不如在老家种种地，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在老家的那些年，写了很多曲子，记录自己的田园生活。他写“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写“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到此方知，名利闲争是非”，看上去好像真的彻底放下了朝堂的事，只想做个逍遥自在的隐士。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来没有放下过老百姓。

老家闹灾的时候，他把家里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分给村里的穷人，遇到没钱看病的，他就自己掏钱请大夫；遇到没钱安葬亲人的，他就出钱给人家买棺材。村里的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大家都叫他“张善人”。

有一次，他在路边遇到一个被官府抓来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要被押到城里去服苦役。张养浩拦住官差，自己掏银子替那个农民交了赋税，还把他送回了家。那个农民要给他磕头谢恩，他赶紧扶住说：“是朝廷的赋税太重了，苦了你们了，我以前也是当官的，没能给你们做主，是我对不起你们。”

他在归隐期间，还写了一本《为政忠告》，后来也叫《三事忠告》，分为《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部分，把自己一辈子做官的经验全写了进去。他说当官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爱民，“民之父母，爱民当如爱子”，你把老百姓当孩子，老百姓才会把你当父母。他还说做官要清廉，“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拿了老百姓一分钱，你自己的名节就不值钱了。

这本书后来成了中国古代官员的必读教材，明清两代的官员，几乎人手一本。很多人说，张养浩虽然归隐了，可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庙堂，没有离开过老百姓。他不是不想做官，是不想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在等一个真正能为老百姓做事的机会。

三、临危受命赴陕西，鞠躬尽瘁死方休

公元1329年，陕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半年多没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十三贯钱，老百姓吃光了树皮草根，最后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朝廷换了好几个赈灾的官员，要么是贪赃枉法，克扣赈灾粮，要么是应付了事，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灾情越来越严重。

元文宗最后想到了张养浩，下了一道圣旨，任命他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全权负责陕西的赈灾事宜。使者到济南宣读圣旨的时候，张养浩正在地里种菜，听完圣旨，他连身上的泥土都没拍干净，当场就答应了。

家里人都劝他：“你都快六十岁了，身体又不好，陕西那么乱，去了肯定要受苦，不如还是推了吧。”张养浩摇摇头说：“陕西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怎么能在家安心种地？我这一辈子读圣贤书，不就是为了在老百姓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吗？就算死在陕西，我也心甘情愿。”

他当天就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分给了村里的穷人，自己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就跟着使者上路了。一路上，他看到的全是逃难的灾民，他走一路，就把自己带的粮食和钱散一路，遇到饿死的人，就出钱给人家安葬。走到潼关的时候，看到路边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往东边逃，他当场就哭了，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潼关怀古》。

到了陕西之后，他连官署都没进，直接去了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他看到当地的官府把赈灾粮都囤在粮仓里，不肯发给老百姓，气得当场就把粮仓的官抓了起来，说：“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你们还把粮食囤着，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当天就开仓放粮，给老百姓发粮食。

他规定，凡是来领粮食的老百姓，都要亲自来，不许别人代领，防止有人冒领。他每天都守在粮仓边上，亲自给老百姓发粮食，遇到年老体弱的，他还亲自把粮食送到人家家里。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孩子，饿得快晕过去了，他把自己带的干粮全给了老太太，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孩子裹上。

当时陕西的米价特别贵，很多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把米价抬得更高。张养浩想了个办法，他让官府把收缴上来的赃款拿出来，去外地买米，然后平价卖给老百姓。他还出了个告示，凡是商人愿意把粮食运到陕西来卖的，朝廷给补贴，还免税。没出一个月，陕西的米价就降了下来，老百姓终于能吃上饭了。

他还发现，很多老百姓为了换粮食，把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卖了。他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把那些被卖的孩子都赎回来，还给他们的父母。他自己掏腰包，赎了几十个孩子，有实在找不到父母的，他就安排人抚养。

那四个月里，张养浩没有一天睡过一个整觉，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处理灾情，一直忙到后半夜才睡。他吃住都在官署里，从来没有回过家，家里人给他寄来的信，他看都不看，说：“现在老百姓的事比什么都重要，我哪有时间顾家里。”

有下属劝他多休息，他说：“老百姓还在挨饿受冻，我怎么能休息？我多干一天，就能多救几个老百姓的命。”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没日没夜地操劳，很快就病倒了。下属请大夫来给他看病，他吃了药，爬起来接着处理公务。

公元1329年七月的一天，张养浩正在官署里处理公文，突然眼前一黑，倒在了案桌上，再也没有醒过来，享年六十岁。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来之后，陕西的老百姓哭得像死了自己的亲人，很多人在家给他设了灵位，天天祭拜。朝廷追封他为滨国公，谥号“文忠”，可对老百姓来说，那些封号都不重要，他们只知道，那个真心为他们做事的张青天，走了。

他死的时候，家里一点余钱都没有，所有的钱都拿去赈灾了。人们在他的官署里，只找到了几件旧衣服和几本书，还有没处理完的赈灾公文。

后世的人说起张养浩，总爱说他是元曲大家，说他的《山坡羊》写得如何好。可很少有人记得，他不是个只会写文章的文人，他是真真正正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老百姓的好官。他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感慨历史，是他一辈子看尽了民间疾苦，从心底里喊出来的话。

前几年我去济南，特意去了张养浩的墓，就在济南的云庄附近，墓碑上刻着“元张文忠公之墓”，周围种满了松柏。那天刚好有几个当地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扫墓，老师给孩子们讲张养浩的故事，说他是个好官，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做事。

我站在墓前，好像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是一句空话，是要真真正正用一辈子去践行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有过那么多的帝王将相，有过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可真正能被老百姓记住的，永远都是那些真心为他们做事的人。

就像张养浩，他去世已经快七百年了，可人们还是记得他，记得他的曲子，记得他的清廉，记得他为老百姓做过的事。因为他把良心刻进了自己的骨子里，也把名字刻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历史#元代#张养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