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5月，徐州城外，铁路、公路和河道都被战火搅在一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面对的，不只是几处阵地的得失，而是一场关系数十万军队生死进退的大撤退。蒋介石从武汉方面获悉战况后，最担心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徐州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南京。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发生在1938年3月至4月初。中国军队击退日军精锐部队，打出了抗战以来少见的大胜。胜利的影响很快传开，国民政府内部一度出现继续争夺徐州、寻机反攻的设想。
问题在于，台儿庄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双方整体力量的差距。日军拥有铁路、公路和机械化部队，能够从华北、华中两个方向迅速调动。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受制于交通、通信和补给，部队之间的配合往往慢半拍。
徐州的重要性，正在这里。它是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的交会地，也是华东、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一旦徐州被切断，第五战区各部就可能被分割。李宗仁要守的并非一座孤城，而是整个中原战场的机动空间。
蒋介石担心包围，李宗仁却更担心仓促撤退造成全线混乱。两人的分歧，并不是简单的“守”与“退”。蒋介石需要稳住全国抗战的信心，李宗仁则必须计算部队能否从日军合围前撤出，谁也不能只看眼前一城一地。
后来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蒋介石得知徐州形势危险后，李宗仁回道：“委员长莫慌，问题不大。”这句话在回忆文章中多有出现，但目前难以找到完整电报作为直接依据。它更像是对李宗仁处置危局风格的概括：嘴上镇定，手上却在加紧安排最危险的退路。
真正的考验，很快落到后卫部队身上。主力撤退并不难理解，难的是谁留下来挡住日军。留下，意味着承受最猛烈的冲击；提前离开，又可能让友军和辎重陷入包围。战场上的“殿后”二字，写在命令里很轻，落到部队身上却重得惊人。
第五战区各部开始向豫东、皖北方向转移。道路狭窄，车辆拥挤，伤员、弹药和粮秣相互争夺通行空间。白天要防空袭，夜间要防日军穿插，许多部队只能依靠向导和简陋地图摸索前进。
张自忠所部承担过重要的阻击任务。此时的张自忠已经是战场上颇有威望的将领，既有在台儿庄方向作战的经验，也清楚日军装甲部队突进后的危险。他并不具备大量重炮和坦克，却能够利用村落、河沟和道路节点，把步兵防御组织成层层迟滞。
有部下请示：“后方只要争取半天时间，够不够？”张自忠的回答在不同回忆中略有差异，但意思很明确：“能多守一会儿，就多守一会儿。”这不是豪言，而是后卫部队最实际的任务。只要日军推进速度慢下来，前方主力便多一分脱身机会。
刘汝明等部也参与了掩护行动。河流、渡口和村镇，成了临时防线。士兵把机枪架在堤岸上，凭借浅滩和水网阻挡日军接近。这样的战斗很少出现在宏大的战役叙述中，却直接决定着撤退队伍能否保持完整。
徐州最终失守是在1938年5月19日。此前，日军已从多个方向压缩第五战区的活动范围。中国军队没有等到全军被彻底包围才行动，而是在外围交通线尚未完全断裂时，分批向西、向南撤出。这个决定使第五战区避免了像南京保卫战那样的大规模覆灭。
但撤退绝不是轻松脱身。大量辎重无法带走，部分部队伤亡严重，通信系统屡遭破坏，地方民众也被迫承受战火冲击。日军占领徐州后，继续向豫东和皖北推进，试图扩大成果，战场压力并未因为徐州失守而结束。
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也在这场战事中更加明显。蒋介石重视战略要地和政治影响，李宗仁熟悉部队实际状况，更看重保存有生力量。两人都不愿放弃抗战主动权，只是对“主动”二字的理解不同。
徐州会战留下的教训十分具体：没有稳固的交通、通信和预备队，再多兵力也可能被分割；没有可靠的后卫，再周密的撤退计划也会变成溃散。台儿庄的胜利值得记住，徐州撤退中的混乱同样不能被胜利的光彩遮住。
张自忠后来于1940年5月16日在枣宜会战中殉国，时年49岁。徐州战场上那些负责掩护、迟滞和接应的官兵，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他们争取的往往只是几个小时，却让一个战区的主力得以保存，也让抗战的战线没有在徐州骤然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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