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毛主席交往半个世纪，临终叮嘱子女务必践行毛主席思想！

1945年9月3日，重庆桂园，毛主席与郭沫若再次相见。两人分别多年，谈话结束时，郭沫若摘下手腕上的手表，递给毛主席。这不是普通礼物，而是故友在风云变幻中留下的一份信任。

毛主席接过手表，没有推辞。此后多年，这块表经过修理，更换过表带，却一直留在他的身边。毛主席生活俭朴，平时并不讲究身外之物，但对郭沫若送来的这件礼物格外珍惜。一个细节，往往比许多宏大的言辞更能说明两人的关系。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相识，是在1926年广州。郭沫若受邀前往广东大学任职，抵达广州时，城中仍笼罩着紧张气氛。他到林伯渠家中商谈工作，恰好见到了毛主席。此前，他们早已听说过彼此的名字，却从未真正见面。

那时的毛主席，正在革命阵营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郭沫若则已经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一个更关心政治与社会运动，一个更敏感于诗歌和文化，但两人身上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也都有不甘随波逐流的性格。

郭沫若少年时期在四川求学，曾因反对旧式教育和学校管理而参加罢课。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也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两人的道路并不相同，却都在青年时代对现实产生了强烈追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转赴湘赣边开展武装斗争，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他辗转到上海，随后前往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身处不同环境，联系并不容易，但彼此的消息始终牵动着对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郭沫若回到国内，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团结文化界人士，组织抗战宣传。郭沫若没有奔赴延安，而是留在国统区发挥影响，这种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作用并不只在文章。抗战时期，他参与文化动员，也参与救灾等实际工作。对于当时的进步文化力量来说，笔杆子能够凝聚人心，也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传递立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主席抵达重庆参加谈判，郭沫若赶到九龙坡机场迎接。分别18年后，两位旧友终于重逢。郭沫若后来多次与毛主席会面，谈到国内局势、文化工作和和平前景，思想上的信任也进一步加深。

重庆谈判期间，《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引起广泛反响。国民党统治区内有人组织文章唱和，试图贬低这首词的政治影响。郭沫若没有回避，立即撰文回应，以诗文为武器展开论战。他清楚，争论表面上是词作评价，背后却关系到人民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毛主席曾对郭沫若说：“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这是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的一幕。郭沫若等人在那里迎接中共中央进城，随后参加阅兵。几个月后，新中国成立，郭沫若承担政务、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工作，始终保持着诗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

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常有诗文往来。毛主席写成诗词，有时会请郭沫若阅读，征求意见。1959年，毛主席写下《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还请胡乔木将诗稿转给郭沫若，请他看看是否有需要修改之处。

郭沫若读后认真推敲，对个别字句提出看法。毛主席并不因为身份不同而拒绝讨论，反而回信表示这些意见给了自己启发。诗句怎样更准确，意境怎样更开阔，二人讨论的是文字，体现的却是对创作的认真态度。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郭沫若当时身体已经很差，得知消息后仍抱病参加瞻仰和守灵，并于9月18日出席追悼会。他写下悼念诗篇，字里行间既有政治信念，也有相交半个世纪的私人感情。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病逝。临终前，他曾叮嘱子女，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少犯错误；身后不要保留骨灰，愿把骨灰撒到大寨，为土地肥田。对郭沫若而言，这番话既是对一生信念的交代，也是对那段共同经历的最后回答。